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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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词，在红四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支持张国焘，指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四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来信更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可大开杀戒。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史册上，就留下了如此严酷而惨痛的一页。红四军著名将领许继慎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牢房之内，时年三十岁。随后周维炯也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二十六岁。
　　　　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滩。周维炯母亲是区妇女会执委，妹妹周维苔是少先队宣传员也都被株连杀害。斑竹园起义领导人毛月波被活埋，其女儿尚在怀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个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别冠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大屠杀过后，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王树声、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连的干部，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就换了三、四遍。就连军长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被杀害了。
　　　　张国焘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一律进行审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要审查。与这样一个“审查”标准而实际上是“肃反”标准出笼相适应，大“肃反”的范围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原苏区领导人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原红十五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一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二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三十八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十七人，师级三十五人，团级四十四人。”而据陈昌浩自称，至1931年11月中旬，被当作“改逆”（即“改组派”）加以“肃清”的红军指战员已有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而据后来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红四军当时总共才有一万五千人，被“肃掉”的比例竟高达六分之一！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四十八名干部被杀四十五名；英山苏维埃十一名干部被杀十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二百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从连长到战士一百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到底被杀多少，没有人做过统计。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已到了荒诞的程度；看见几个青年在一起，就说人家是“恋爱委员会”，枪毙；战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无数忠诚的共产党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六个师长、二十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绝不承认他杀错了人。他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的“成果”、“经验”被临时中央向其它苏区推广。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日羲就逮捕和杀害了一千六百余人。据说张国焘的“肃反经验”甚至被介绍到了苏联，对苏共三十年代极端残酷的大“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杀人刽子手！”人民群众的呼声终于喊了出来。但是，起而反抗的只有一个最早参加过黄麻起义的黄安七区（仙居区）。这是一次由区委领导的反对张国焘和保卫局的暴动。暴动群众为保护自己的干部和亲人，拿起武器，驱赶保卫局人员。他们贴出的标语称：“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喊出了“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刽子手”的口号。暴动很快被镇压，六十多名干部群众被害，许多群众逃入深山，直到第二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兵败鄂豫皖，被迫西移，他们才走出深山，将自己舍不得吃的最后一点粮食送给红军，表达他们对党和工农革命的忠诚。
　　　　张国焘在鄂豫皖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后来跑到蒋介石那里当特务的他，在他写的《我的回忆》里却极力推脱责任，好像几千名红军生命不是在他的屠刀下丧失的。这就更加显露出他的卑劣品质。
　　　　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发生是有其国际和全国背景。早在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始反对“改组派”的斗争。1931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强调指出“反对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与工会中，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进攻”。“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忽视这种危险。”“苏区各级党部，特别是红军中的党部，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与蒋介石派到苏区和红军中从内部进行破坏我们红军的走狗们斗争。”对于打着“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路线”大旗来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将这些指示和决议，在执行中变质为翦除异己的工具，张国焘罪责难逃。
　　　　苍天有眼，大别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错杀的革命烈士都得到了昭雪。不过大部分查无姓名了。后人在白雀园的一座山腰上立纪念碑一座，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白雀园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六章　　大别山青竹吐翠
　　　　　　　　　　　　　　　　　我们工农红四方面军，革命胜利快得很
　　　　　　　　　　　　　　　　　打下了黄安、苏家埠，活抓厉式鼎、赵冠英
　　　　　　　　　　　　　　　　　　　　　　　　　　　　　　　　欢庆锣鼓
　　　　雨过天晴，大别山有严寒也有春风。1931年11月7日，七里坪人民的盛大节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将在这里宣告诞生了！
　　　　历史名镇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一条长长的街道，历经风雨沧桑，其街道先后被命名的有“列宁街”、“长胜街”、“杨殷街”。一栋五间大瓦屋坐落其间，原为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正互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倪志亮、陈赓等领导人从各地来此汇合住宿。张国焘坐抬子从中央分局首府新集也来了。
　　　　大别山由东向西流的奇异之河，倒水河清澈见底，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河床两岸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刀枪耀目。红军将士武装整齐，精神抖擞，等待着大阅兵的开始。七里坪人民第一次看到红军阅兵，山坡上、田野里，聚集着无数前来观看庆贺的群众。
　　　　张国焘提高嗓门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成立；红四方面军由红四军和同年10月在皖西麻埠编成的红二十五军以及彭扬军政干校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四军无军部，为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下辖红十、十一、十二、三个师九个团。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红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红七十四、七十五师尚待组建中。现有红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团。他们远在皖西，山隔一方，没有赶上今天的盛会。经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区“猛烈发展红军”，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兵员三万余人。
　　　　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被人们亲切称为“绷麻子”的师长王树声今天的表情很庄严。在他宏亮的口令指导下，部队全体立正！徐向前、陈昌浩骑自马缓缓走来。红军将士目不斜视等待着红军首长从他们身边蹑过。这是无声的检阅。检阅结束，总指挥突然呼出：“红军万岁！”。于是“红军万岁！”的呼声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回荡在大地苍穹！
　　　　张国焘眯着眼睛站在主席台上，微微上翘的嘴角和被微风吹拂的黑发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喜悦。他不能不喜悦，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高潮中诞生，标志着他对鄂豫皖红军的“改造”基本完成，四中全会确立的“猛烈发展红军”和“坚决进攻”的战略正在鄂豫皖苏区得到贯彻。他知道，自己到达鄂豫皖苏区不长时间内取得的斐然“成就”，正日益受到临时中央的肯定和称颂；消息传到莫斯科，也会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想到当初的选择以至将来的欲望，现在被人们习惯称为张主席的他感到十分的惬意。
　　　　骑在马背上的两个人这一天也非同寻常，虽然他们的表情与心境各异。就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意味着年方二十四岁的陈昌浩成了这支大军中最有权威的领导者，意味着他的肩头担起了一份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责任。此事还表明了张国焘以及张国焘背后的临时中央对他的信任与期望，从此他将参与创造历史。1931年11月7日的徐向前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程训宣此时已被抓了起来，这事是他马上奔赴战场，在指挥黄安战役围城间隙，要警卫员把他的袜子送给家住黄安程伍德村的老婆补一补时方知道的。这位冷峻、严肃的军事指挥天才，一心只想着打仗，而没有吭声，以至没有保护了自己的妻子而悔恨终生。据说徐向前这时处境却十分的微妙。鄂豫皖红军重组后，他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更不是常委，陈昌浩既是政委又是中央分局常委，他即使不让自己猜测上一级党组织做如此安排的用心，也不能不明白自己在这支壮大了的队伍中的实际地位、职权和作用。“四中全会路线”要求红军不停地向敌人进攻、进攻、再进攻。
　　　　他的职责和使命即是率领这支红军对敌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徐向前策马缓缓走过一支支队列，发现许多熟悉的面容已经消失，新的面容大量出现。革命正在残酷的全方位的阶级斗争中向前发展，前面已经倒下了无数人，以后还会有无数人倒下，他的内心里，一腔激烈。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整军待发之时，中国工农阶级的死敌蒋介石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曾于8月间再次飞；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