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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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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红二十五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争取黄麻中心苏区之巩固而斗争！即使因为粮食断绝，不能在黄麻苏区境内存在的时候，也不应当到皖西北去！——所以写上这个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你心里也很明白。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一带粮食匾乏，就想脱离鄂东北苏区。只要坚持下去，等到谷子熟了，我们在苏区内的行动，自然就有办法。所以我说，你趁早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吴焕先的情绪也很冲动，他说：“这些日子，你难道就没有尝够打粮吃的滋味？吃了今天没得明天的，还想打得几天粮食，再回苏区一战？这种行动方针，到底能支持几个回合？七里坪的严重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么？……”
提到七里坪之围的严重教训，沈泽民这时也有所认识，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是机械地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由于红军“力量相差太远”和“粮食困难”，七里坪之围“实际上仅形成一种威逼”，“主观的力量上确实是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些严重错误，确实是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围’以前省委的‘左’倾路线所形成的”。但要把七里坪之围的教训与眼前保卫中心苏区的任务联系起来，他却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儿，前者是大举反攻时期的失误，后者则是“保卫苏区每一寸领土”的根本问题，不可相提并论。说到不宜去皖西北的问题，他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振振有词地讲道：“敌人这次进攻，完全是利用鄂东北苏区粮食困难，企图逼走红二十五军，好在黄麻中心苏区树立白旗。……当然，敌人的这种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离开鄂东北一步，敌人就无法达到逼走红军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上这个当，中了敌人的诡计……”
“我们为什么非要守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吴焕先还是亮明了他的观点。“敌人的企图岂止是逼走红二十五军，而是要消灭红二十五军，置我们于死地！现在，我们就得摆脱强敌，跳出困境，保全我们的队伍……要去皖西的话，现在还为时不晚，过了这个村就没得这个店了！”这一次，他的头脑里似乎想得复杂了一些，不仅是为了吃粮问题，而且涉及到作战方针问题，增添了新的意思：避开敌之锋芒，保全红军力量！
去与不去皖西北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还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方针问题：是采取“飘忽的游击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还是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跟敌人死打硬拼？知识分子居多的省委成员，只以为是具体行动方面的意见分歧，谁也没有完全弄通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当时也不可能精通领会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对沈泽民来说，张国焘放弃苏区是一面最为现实的镜子，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认为鄂东北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区域，省委就在此地，红军若要远离鄂东北一步，单独“飘忽”行动，就意味着“逃跑主义”的嫌疑……。他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言语也是很尖锐的，够苛刻的。他对吴焕先又说：
“去皖西就会鸡飞蛋打，后果不堪设想！你身为一军之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去皖西，我一个外乡之人都为此感到羞耻、脸红、无地自容！别的暂且不说，你连你老家门口的一块中心苏区，都不想坚守了、巩固了、恢复了，岂有此理！你别忘了，鄂东北是你的故乡，也是你吴焕先最早参加创建的根据地，在这块鲜血染过的土地上，我们付出了多少生命代价？你这种企图放弃根据地的做法，对得起你的父老乡亲吗？……”
“就乡土观念来说，我恨不得匍伏在地，跪倒在这片土地上，修建几座土地庙，多多磕上几个响头！”吴焕先的语气顿时又缓和下来，情绪也平静了一些。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
“我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长，首先应当为这支部队着想。没有这支武装力量，就是修建一百个土地庙，照样巩固不住这片土地。到时候，你我都立足不住，也难以生存下去，……事到临头，应当以保存武装力量为重！”吴焕先出于军长的责任感，凭着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似乎已经意识到“人与地”的辩证关系，但又无法从理论上加以充分论述。吃一堑，长一智，他的聪明才智没有赶到一定的火候，也不会放射出奇光异彩。
沈胡子也只是一味地强调坚守和保卫中心苏区，即使与根据地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两人都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沈泽民这时拿起了小烟斗冷笑着说：“保存武装力量，这话亏你讲得出口；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是与土地共存亡，也不能离开一步，做出这种败坏政治影响的事！说实在的，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在信中写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在目前这个时候，打击一切右倾动摇观念，比一切其他工作更为重要！”
“到皖西北那边去，完全是为了保全我们的队伍，休养生息，以利再战。我不认为这就是右倾动摇观念！”
“好了，好了，你走吧，走吧！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沈泽民当时就下了逐客令。他正要动手写作，回头又说：
“对于省委的决定，你得坚决服从！”
“我晓得少数服从多数，但要把意见讲在当面！”吴焕先正要转身离去时，不禁又说：
“要刘百成（伯承）的事，你也要坚决写上、写上！”
太平寨。地处羚羊山以南的高山村寨，夏日的夜晚显得十分的孤寂。一轮明月升起来，撩拨着吴焕先不安的心灵。省委书记的工作没有做成，他觉得对不起战士们。如果真有个刘百成（伯承）就好了。那一轮又圆又亮的满月儿，紧紧地勾住了他的思索，怎么也睡不着了。
“姚小川。快起来起来……”
两个人一块儿从周家祠堂走了出来。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径直向西走去。
姚小川这才明白过来，问：“军长，回家去么？”
吴焕先嗯了一声，只顾朝前走去。可他马上又说：“先到油扎湾，看看我的那位嫂娘。愿是许下好久了，可一次面也没有见过，今晚得找她当面说说……”
他还记得妇女委员方志汉的儿子吴世德牺牲的事。她没有儿女了。先是送大女儿参军，牺牲了；又送儿子到部队，也牺牲了！他曾当着方志汉的面，说要给这位红军战士的母亲，敬上一炷高香，认她作“嫂娘”！两个多月过去了，去看看她也好啊！他也想回家去看看母亲，太想妈妈了，人是不是到最困苦的时候就想娘，这是人的本性吧。妻子的死就没有见上一面，痛苦煎熬使他难以忍受。假如母亲再有个三长两短……从太平寨到四角曹门也不过十几里路程，两个人在月光下行走如飞，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又是多么难得啊！
吴焕先和姚小川下得山来，从程家湾路过时，使他惊呆了，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在这里烧杀抢夺，“移民并村”，箭场河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更使他痛苦万分的是油扎湾的方志汉不在了。
群众告诉他，就在昨天早晨，易本应带了两千多民团武装把几个村子的群众赶到了箭场河，强迫移民并村，群众不走，敌人当场就抓了几个青年男子，加以“通共通匪”的罪名，杀一儆百，共产党员方志汉挺身而出。易本应气急败坏地吼叫：“共产婆子！她是共匪！杀了她……”方志汉被敌人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钉竹签、烙铁烧身……她宁死不屈，被敌人砍杀在箭场河边。
吴焕先两腿抬不动了。油扎湾不用去了，还去竹林巷吗？母亲生死未卜，假如她……“去吧，军长，就四五里山路，抬脚就到，怎么也得看一眼大娘啊！”姚小川心急火燎地说。
两个人走进四角曹门。谁知一到家门口，迎面就是两副交叉贴在一起的封条，连房门也给查封了。明亮的月光下，只见一条写着“共匪首恶吴焕先住宅”，另一条写着“民国廿二年七月查封”，还盖有河南省经扶县大印。姚小川气不过，伸手去揭，吴焕先拦住了。
“让它留着好了……”他不无痛心地摇了摇头。
他们无奈地涉过倒水河，朝竹林巷那个杂货店铺走去。姚小川一眼看到红军路过的小茶棚，吴焕先加快了脚步，没想到早有老人迎上来，说：“是安儿吗？安儿……你回来了！”
吴妈妈在这黑夜中已经听出了儿子的脚步声。喊出了儿子的小名。她就是这样一天天一夜夜地在茶棚里等着。
“娘，我回来见你一面……”吴焕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他善良慈祥的老母亲磕了个头！
母亲忙又把他扶了起来，用袖头揩了揩眼角，苦笑着说：“你娘活得挺自在，没碰到灾啊难的，磕的么头咯？”母亲告诉他说，他的二嫂和小荣荣，都给敌人押到了新集，转送到周河一带的白石庵去了，剩下她一个孤独老婆子，有家不能栖身，最后才不得不搬到这里居住。民团头于易本应不晓得这个住处，她也可以安身。对于曹干先的死，母亲也听说过了。当时，老经理吴维儒派了个红军战士，化装成“打短工”的老百姓，帮她收割了两亩地的麦子，把粮食打好收藏起来。那个打短工的红军战士，说他为她的儿媳妇挖过墓，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实实在在地讲给她听了。临走时，还叫吴妈妈保守好秘密，别让敌人晓得就是。
吴焕先对于老经理的精心安排，确实也感到过意不去，感激不尽。作为儿子来说，别说收割两亩地的麦子，就是为母亲挑上一担水、砍上一捆柴，他也没法子做到。见面时除了几句安慰话，还是几句安慰话：“娘，六姑这两年又当儿子又做媳妇，有她在家照料，我也放心。现在她不在了，嫂子和荣荣也走了……娘啊，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你要自家保重才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也苦着哪，我也不能留在身边孝敬你……”
“儿呀，你就放心领你的兵，打你的仗！从今往后，娘也不去跑反，也不讨饭！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母亲告诉儿子，说她炒了二斗新麦豆儿，用石臼捣了几布袋炒面，就放在夹道里面，躲上三两个月的，也饿不死！她怕儿子不放心，随手揭起半边炕席，挪开墙角的一块石板。对儿子说：
“不信，你就爬进去看看。”
吴焕先随着母亲的心意，爬进了夹道。这是父亲在世时防备土匪留下的夹道。里面虽然黑古隆冬，兵荒马乱作为藏身之处也倒万无一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吴焕先不免心酸。
儿子要告别妈妈了。母亲虽然恋恋不舍，但她还是宽宏大量。忽然从怀中掏出了两块银元。这是儿子让她完成的任务，她没有完成。方志汉不要这两块银元的抚恤费，两个孩子都献给了党，她是党里的人，不要党的钱。她说：如今志汉不在了，这钱还是还给队伍上，日后用得着……
吴焕先说：“娘，这钱你且存起来，日后见她丈夫吴先琳时，送给他吧！”
“你先琳哥么，他如今也参加了游击队，身上还背着个细份子……”母亲说：“能不能送到他手，也就很难说！”
母亲为儿子办事真是一片真心。
吴焕先连夜返回太平寨。第二天一早辞别省委书记，并且汇报了箭场河一带还乡团残害群众的暴行。沈泽民听着落了泪，说：“我们真是愧对了大别山的母亲！”
红军战士筹不到粮食。“与民争粮”的现象日益严重，指战员们又不得不饿着肚子，乘夜返回中心苏区，辗转于光宇山、阳真山、紫云山等地。在此期间，地方苏维埃政府曾采取与群众订立契约的办法，将群众之部分稻田归红军收割，但数量少得可怜，难以满足红军所需。每天派部队远到以南的桃花镇，以至宋埠附近，去割稻谷打粮，亦不过日得一餐。因为打粮而造成的战斗伤亡、失散和掉队的减员人数，也越来越多。部队驻扎在山上，住无房，吃无粮，又遇到连日大雨，饥团交加，生病者占半数以上。“军长吴焕先、军政委戴季英之病未愈，而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副军长兼）又病，副师长兼团长黄绪南同志带彩未愈，营长病者多人；七十五师三个团的团长、团政委病者也占半数，各级干部病者亦多人。……战士每天打粮一次，沿途分队到天明集合时始能收队，每次病及失散每团多至一二十人，队伍锐利的缩小，实走向瓦解前途。如此情形，当然不能作战……”此时此刻，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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