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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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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太狠了，把我们分割开来，通不了音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当天晚上，吴焕先就跟徐海东睡在一起，两人整整谈了一夜。谈郭家河战斗的欢乐，也谈七里坪之围的痛苦；谈飘忽的游击战略的经验，也谈死守防御、分兵活动的教训；谈红二十五军成立以来的作战胜利，也谈所遭受的挫折失败。谈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问题时，吴焕先不禁又说：“还是我这个军长没有当好！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现在只剩下两三千人，够叫人痛心的了。说来道去，许多问题都得由我担当！”“戴季英实在欺人！”徐海东忍不住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把戴季英数落了一阵，说他老是跟他作对。吴焕先忙说：“我是军长，应当负主要责任！领导工作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叫你也受了不少委屈。算了算了，咱们从今以后，重打锣鼓另开张，共同带好队伍，多打胜仗，少吃败仗。我嘛，今后也当尽力而为，当好军政委，战场上给你做个好助手！”徐海东听了，还是那么一句实打实的话儿：“我们两个，能够尿到一个壶里！”
但是后来发生的省委对皖西北道委的错误处理，是吴焕先不愿看到也承担不了责任的。1933年7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省委的同志对他说，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他的爱人夏玉华也是留苏学生，在皖西三路游击师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反革命，叫郭述申把她处决。郭述申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回去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夏玉华是个好同志，红军里难得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1934年5月，省委领导到皖西北巡视工作。凭借逼供得来的所谓证据，指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责令道委将他们逮捕。郭述申对朝夕相处，长期战斗在一起的同志深为了解，吴宝才是黄烟工人出身，1927年就加入中共，曾任苏维埃主席，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并代理过道委书记。他为人豪爽忠诚，艰苦朴素，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对敌斗争坚决，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人民爱戴。江求顺1932年任三路游击师师长，后为红八十二师政委，对开辟六霍游击根据地，创建工农武装有很大贡献。像吴宝才、江求顺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是反革命呢？郭述申和徐海东都坚决反对。可是省委领导诬指郭述申“严重右倾”，“肃反不坚决”，是“反革命”，撤消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红二十五军向陕南转移途中，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要处决郭述申。徐海东拍案而起：“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干脆散伙吧！”很多年后，郭述申还感慨万分地说：“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934年4月17日，汤家汇的豹子岩。红二十八军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七十四师辖三个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红七十五师辖两个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两个师，加上百十人的手枪团，总共三千余人。
吴焕先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全军指战员讲了话。他说，皖西北、鄂东北两地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分割半年之后，现在又胜利会师了，集中在一起行动，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讲到七里坪之围以后，红二十五军所走过的一段下坡路，都是由于上级领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队伍碰了几次钉子，根据地也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总而言之，他这个军长没有当好，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上级领导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出路，正在积极转变斗争方针，前途也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为打垮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最后，他又可着嗓门讲道：“当军长是指挥打仗，当政委也不完全是战场鼓动，耍耍嘴皮子，同样也要指挥作战！危急关头，政委也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带头跟敌人白刃格斗。军长和军政委只是职务不同，职责范围各有侧重，打起仗来都得拧成一股劲儿，坚决消灭敌人！我和海东同志，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两条胳膊，随时随地嫖都得紧紧在一起，共同领导好红二十五军！从今往后……”
这就是他改任军政委的就职演说，如同开场锣鼓一般，当着全军指战员敲响起来。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即向鄂东北地区实行转移。19日越过潢麻公路以后，驻光山县沙窝集的东北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即以两个营尾追袭击。就在这时，吴焕先建议徐海东乘此机会，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次埋伏！徐海东立即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集以西之高山寨，指挥其余部队继续前进，诱敌跟追。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七十四师三个营突然回头反击；与此同时，二二三团也从侧后发起攻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溃窜。红军乘胜猛攻，将敌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
这次战斗，是两军合编后的第一仗，也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当天晚上，红二十五军就转入西高山一带，即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活动区域。这时，徐宝珊也由天台山转到这里，跟戴季英住在一起，期待着吴焕先的归来……
东北军进山
吴焕先把队伍给带回来了，这真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光荣。徐宝珊的病好了三分，连担架也不用坐了，拐棍儿也不用拄了，他亲自去给红二十五军同志们洗尘接风。吴焕先向省委报告了部队整编情况，以及推举徐海东担任军长之事，徐宝珊的心也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说到高山寨战斗，吴焕先特别讲道：“抓到五十几个俘虏，全都带了回来，缴了十来挺机枪，都是捷克式的新玩意，卸都卸不开，我想从俘虏里留下几个，你看这事要得要不得？”
“要得，要得！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就缺少一些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徐宝珊态度十分明确。可他又说：“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还用省委开会讨论不成？你能把个格老子带在身边当号官，就不能留下几个东北军俘虏么？也真是……”
“情况不同，这回留下来的大都是机枪射手……”吴焕先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多作解释。他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伯承担什么责仕，而是两个师政委持有不同意见，吴焕先做了一番解释才勉强把俘虏押了回来。得到省委书记同意，等于拿到一把“尚方宝剑”。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接防部署尚未就绪，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他认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整个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采取填补窟窿的办法，将其十三师万耀煌部、三十师彭振山部、三十一师李敬时部，乘机调往江西围攻中央苏区。这样，就更加暴露了蒋介石“摄外必先安内”的狼子野心。对于东北军九个师的来到，他以为将是一次更为残酷的阶级决斗战争，首先必须以顽强斗争精神，紧急动员和行动起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同时也要看到东北军人生地疏，不善于山地作战，粮饷也有一定困难，尤其是下层官兵思乡怀土，要求抗日心切，不愿参加内战，对蒋介石非常怨恨，等等。因此，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切积极行动，做好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
吴焕先也打心眼里同意这些看法，省委对东北军的策略取得共识。将大部分俘虏予以释放，剩下十来个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的人物，正好编成一个班，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可是无论把这个“俘虏班”分到哪个营里，都不乐意。营政委们的脑袋是铁铸的，按着一触及发的保险机，万一生出个什么事端，可不是闹着玩的2零星几个倒也好说，弄个不拿枪的差事做做也可以。而这整整齐齐的一个“俘虏班”，大多又是些机枪射手，其中还有那么两个留着偏分头的“漂亮阶级”……谁个吃了豹子胆啦？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首次补人一个“俘虏班”，加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心有余悸啊！
“赵凌波，你个格老子敢不敢？”吴焕先无奈点了将。
跟随吴焕先一年之久的号官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刚刚提升为营政委。这家伙当上了营政委，给全营战士讲起话来，也是格老子长格老子短的，因此都喊他“老子政委”。可是，谁要是当面喊他一声“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头一个大姓！”虽说当了营政委，后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是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调动哪个连队，都是他亲自掌握吹号，身边从来也不带号兵。到了紧急关头，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手拎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军号，嘀嘀嗒嗒地猛吹一阵……吴焕先对他这点突出表现很是满意。
“啥子敢不敢的，我收下就是！”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乐了，没有不说不合适的。“老子政委最合适不过！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不完……”
省委4月25日至30日，先后在卡房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对东北军的策略方针，分别作出了两个决议。为贯彻这两个决议精神，吴焕先及时主持编写了《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以军政治部名义发给各级政治委员，要求拿到连队中去，普遍开展活泼的“问答会”式的学习讨论，“使每个党、团员及每个红色战士彻底了解“党的斗争方针”，“多多发表意见”，提高思想认识。5月2日，他又以军政治部名义主持编印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其中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口号中，就有对东北军的六条。
“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奴隶，你们要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
“你们不要到鄂豫皖苏区攻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
“起来，收回东北失地！”……
经过教育的“俘虏班”这时也补人连队，分别担任机枪“教官”。这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也是个十分有趣的在编职称，连队中所以增加这个“教官”，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掌握缴获的“捷克式”。吴焕先为此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每个连队的机枪“教官”，均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连队喝稀粥时得给“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都跟连长、指导员一屋同住，而且还得想办法支上一块门板，或捕点稻草。这在当时的艰苦岁月，也是一种莫大的特殊照顾，那些东北军士兵无不为之感动。
俘虏兵郎献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更不听信什么“赤化宣传”。作为一个机枪手，他也有个不可动摇的信条：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他始终抱着“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神圣戒律，对于上级的作战意图，他是从不打听过问，就晓得服从命令。因此，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连队举行讨论大纲“问答会”，他恰好扯到这样一个题目：“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个什么动作？”你猜他怎么回答？“这是政治讨论大纲题目，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向来不肯过问。”指导员笑了笑说：“郎教官，这个题目不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军事行动！”他随口又说：“这不是我所考虑的事，也不是我所回答的问题。管他张学良什么动作不什么动作的，本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惹得红军战士轰然大笑。
吴焕先听说此事和郎献民谈了一次话。“好兄弟，你从大东北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仗为的什么‘！”“听说是委座讲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如此说来，是先消灭红军，再攻打日本？”“好兄弟，你恰好上了老蒋的当！我们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国民党却欺骗说‘剿赤区即是抗日’。呵呵，大别山有日本兵吗？欺骗你们同自家兄弟作战哩！红军的标语口号，可不是胡乱喊的，而是要坚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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