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那高地的太阳-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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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长泰抿住了嘴。从在试验站那会儿，他就看中了这个小年轻。有股子刚劲儿，憨气。俗话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准有出息。他看这个上海来的娃子身上就有股北方人的火性子。赵长泰明白，自己得罪了羊马河几个头头，但凡一天不调离羊马河，他们决不会再让他抬头。而一般情况下，他们也是不会放他出羊马河地界的。他希望有成千上万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到这偏远的地方来。希望他们比他聪明，比他能于，比他有眼力，会折腾；终究能支撑出个局面来。他觉得场里那些人把他调去给这帮青年当“教师爷”，算是他们“失策”。他暗自高兴，决心在日久天长的厮磨中，把自己一二十年来的许多教训慢慢教给他们。他恨谢平耐不住性，燥热，急于去场部；也恨自己没能说服得了这小子，白叫他栽恁大个跟头。他曾料想自己后几年不会太太平平，但没料到这么快就不得不离开这帮年轻人。慢算算，自己没多少日子能待在这活人中间了。师部大医院的药方也止不住自己的“屁股眼子”，他就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一个人能有多少血，经得起这么厨？！自己撒手走了，这地球还照样转，这太阳还照常东升西落。但……但……但什么呢？此时此刻，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向谢平说说今天特意上渠帮来找他的原委。能对他说：“傻小子，我这是跟你‘临终告别’呢！你还倔个啥呢？！”……
　　他慢慢挪了挪脚跟。脚底下的烂泥粘住了鞋底片。他说：“可你得记住我今天说的。我们……起码我，从没指望你到骆驼圈子来要变个土拨鼠！”
　　“那你们到底要我咋样吗？”谢平叫道。
　　赵长泰从谢平手里拿过那把明光锃亮的铁锹，轻轻地在砂石上赠了蹭，尔后，出人意料，使尽全身力气，把它朝对过渠岸的泥堆上掷去。铁锹笔直地在空中划出一道银线，“嗖”地插住在泥堆上了。赵队长毕竟力气不济，铁锹插进不深。铁锹把连连晃了几下，险些歪出来，掉渠底里。体虚。剧烈的心跳。胸口胀闷。胳膊酸软。赵长泰眼前一阵发黑，把谢平吓一跳，忙去扶住。他等自己喘定了，对谢平说：“谢平。比如这把铁锹。它是不会害怕人们用它去起圈、平地、挖渠、装车的。它决不怕跟粪、跟土、跟砂子、跟烂泥打交道。但它也决计不会在这种交道中，让自己就去变成粪、变成土。”
　　“起风了。回吧……”谢平抓住他多汗、冰凉、瘦骨磷峋的手掌。
　　赵长泰不肯走。
　　“我跟你一样，参军前也是个学生……”
　　“这我知道了。你回吧。着了凉，又不得了了。”
　　“听着！那年修柳树沟水库。我是个热心分子。也是水库工地指挥部的副指挥。当时有不少同志指出，柳树沟修水库，会造成附近两个农场地下水位上升，地表土壤严重再生盐渍化，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但当时我们一心筹划开发包括骆驼圈子在内的这片敏什托洛盖荒原。以为只要我们想做的事，总能做到。柳树沟水库修起来了。从1958年到1963年，不到五年时间，柳树沟一分场，柳树沟二分场盐碱化了，两个农场上万人不得不全部撤退转移。放弃了将近二十万亩经营了多年的耕地。为了避免进一步侵害附近的三分场四分场，柳树沟水库也不得不放弃了。我承担了这工程的责任……被记大过处分……”
　　‘你不是一老在搞机务？“谢平意外地问。他侧转身来，往上风头站了站，替赵队长挡去些风。
　　“不是……”他苦笑笑，“我承担了工程的责任。但当时，给我们提意见的那些同志中，有几个言词激烈，态度坚决的，早给下放了。照例，这时，我受了处分，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该恢复他们的工作。但这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有人说，当时处分他们是正确的，现在处分赵长泰也是正确的……”
　　“这人是谁？你们工地指挥部的总指挥？羊马河的场长？政委？”
　　“具体人，你就不必知道了。后来，那些要求恢复工作的同志来找我，要我写证明，证实他们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是就事论事，并没其他政治意图。我就给他们写了。许多同志劝我别写，但我还是写了。那些同志拿着我的旁证材料到处上访。搅得有些部门很头疼。他们要我收回材料。或者另写一份更正，认为这些同志当时是利用修水库之争，另有政治企图。我没写。这毕竞要牵扯十几个同志、十几个家庭……他们到底是不是另有政治企图，我没证据。我不能红嘴白牙说黑话。”
　　“有人因此就把你在叶尔盖农场跟那批转业战士搅在一起的事翻了出来，整你？”谢平急急地问道。
　　赵长泰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感到冷。也有些站不住了，便主动往谢平跟前靠了靠，挽住谢平的胳膊，喘了两口。过了好大一会于，又突然这么说道：“敏什托洛盖荒原还是应该开发的。但它……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动得了的。要真心……要有真心的人……谢平啊，这件事要靠一大帮真心实意为了这片土地的人才行啊……”
　　到冬天，他的病加重了。那天晚间，他肚子骤然绞痛。疼得他头直往墙上撞。他知道又要出血了。便拿了团棉花，摸黑扶着墙，也没叫醒渭贞，自己一个人到屋后边的土坑边上去解手。蹲下后，血跟漏了的水缸似的，一注一注往外喷。他再没站得起来。第二天早起，跟孩子睡一块的渭贞，跟往日一样，拿条干净的内裤到他床上去伺候他起床，发觉床上空了，抢出门去看。他扑倒在土坑边上，人已经僵硬了“‘”“
　　到第六年头上，渠道挖成时，老爷子身子骨也远不如以往了。气喘和风湿使他一冬一春都出不了门。严重的腰肌劳损，使他不得不靠一件钢的马甲来支撑上身。在生上火的屋里，他还得穿上皮裤筒子，在白木圈椅里再垫上狗皮褥垫。那是谢平用黄狗皮。黑狗皮、灰狗皮、白狗皮给他拼起来的。其中那只黑狗，还是谢平亲手用木棍打问了，吊在机井边那棵杨树上剥的。老爷子不再去场部开会，已然受不了那一百七十公里的颠了。开会的差使便交给了淡见三。全分场的会也挪到老爷子家窗前的那片空地上开。福海县来放电影，银幕就往那青皮杨树上一钉。正对着老爷子大客房的窗户，这样，老爷子坐在屋里，也能向大伙发表讲话，也能看他爱看的影戏。到后来，他把分场里大部分的事都交给了淡见三、于书田和谢平。惟有一件，他老抓在自己手里，那就是每天晚间的干部碰头会。开会的地点就在他家的大客房。班组长以上干部全得参加。什么事都议，都在他跟前定。名副其实的一揽子会。他煮奶茶给大伙儿喝。（别人喝的搁盐，他喝的不搁盐。）还让桂荣炒椒盐的葵花子给大家嗑。近两年又兴开推牌九。三十七块五一副的塑胶麻将牌，是淡见三替他从福海县卫生局后身大筒子巷集市一个私人手上买来的，逢年过节，没得说的，他是照例要把班组长以上干部都叫家来喝一通。平日呢，每个月，也总要找那么一两个由头，请些人卜家来喝。还是煮一锅手抓羊肉。筛上满杯的害藏白酒。（这酒直接从场部加工厂酿酒分厂酒窖里，用木桶灌来。）他已经喝不多了。桂荣也不许他多喝。他只是要这点热闹。只是坐一边，穿着桂荣给他用土毛线织的厚毛衣，外边再加件黑粗呢制服，捧着他那小桶似的大白瓷茶缸，瞅着他的那些个班组长在自己跟前斗嘴逗乐，他心里痛快。奇怪的是，他并不显老。头上的白发还是恁多。要知道，他的头发起他三十岁在部队上当营长时。就开始花搭着白开了。那时叫他“少白头”。桂荣长大，从舅娘手里接过全摊家务之后，几间屋全变了样。干净了不说；也没添多少东西，但怎么瞧着怎么舒服，确实的像那么回子事了。
　　谢平呢，习惯了桑那高地的风，习惯了桑那高地的太阳，（他晒得多黑啊！）习惯了长在砂砾缝中那些坚硬的草，习惯了老爷子家那只被煤烟熏得恁黑的炖鸡的陶罐，习惯了闲下来，在老爷子家门前的木台阶栏杆上静静地一坐半天：啥也不想，啥也不做，一只脚跷在栏杆上，手里抓着根柔柔的马鞭，眯细着眼，去看净蓝净蓝的远天，这一刻，啥都没有，又啥都有。那种寂静。那种悠远。那种广大。那种永恒。那种原始，那种粗扩，那种记忆和遗忘……没有人再给他写信。他也不给任何人写信。除了妈妈。骆驼圈子再没有第二个上海人。从到骆驼圈子后的第二天，他就下决心忘掉自己是上海人。一过十三年；他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舌头硬了。即便在梦中，跟人吵架，他说的也是那种在农场通用的河南官话。他常常想，我终于在骆驼圈子戳住了，待下来了，这就是我的胜利。
　　这些年里，他到场部去过一次。那是有人跌跌撞撞来报信儿，说，场部的学生和机修连。加工厂的工人“造反”。把场首长全圈起来，关在子女校菜窖里了……都吵着向他们要经费，要他们承认他们成）的“造反团”。开始不同意，说兵团没发这样的文件。踢了两脚。虽然兵团还是没下文件，却同意了一也有继续公开坚持不同意的，那实在是少数。只好继续把他们关到菜窖里，还要让他们靠边站。骆驼圈子有新生员。上边有规定，这样的单位不许开展“四大”。老爷子计淡见三和于书田把仓库里五支步枪取了出来，让转业战士轮流值班背着枪巡逻。最远的一个岗哨放到一公里外的扎扎木台高包卜。不许外人闯骆驼圈子。这情势，叫谢平急煞。他这些年一直想：场里的须导慢慢地冷静些了，会觉得当时给他的处分太重。他们会念及他当时的年轻幼稚，念及他当时的热情，重新讨论这个处分。老爷子和赵队长也常这么安慰他。赵队长也常说，你跟我不一样。你到底怎么着了他们？没有呀！等他们觉得把你治老实了，他们会重新来处理你的问题的。谢平想想，也是的。我没怎么着呀！所以，总怀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期望，在等待着。现在这些领导靠边了，谁来给他重作处理。重新考虑他的党籍问题？新人掌权，他们了解情况吗？从不了解到了解，又要一拖多少年。他已经拖不起了。电三十出头了！他得去找那些老领导，就这样，他到了场部。谢平到场部。两派已经打得很厉害。一派退到羊马河这头。死守场部的一派便炸断了河＿上木石垒的大桥、谢平也进不了场部。后来他帮着河这头的一派到骆驼圈子附近的二台子林场找来五卡车木料，把炸断的一截架起来。这一派得以冲过去，打了个人仰马翻，从菜窖里揪回被“明并暗保”着的场长政委。谢平的原意是让这一派的人跟场长政委好好说一说，抓紧时间重新讨论一下他的问题。这一派的头却哈哈大笑：‘你还要让他们批准你人党？你要人的是什么党？你真是’桃花源‘中人？还是在装疯卖傻？“他们不让他接近”看护“起来的场长政委。虽然。是他替他们到三台子林场找来五车木料后，他们才能冲过河去，占领场部。
　　还有一次，他差点到了场部。那是两年前。“上武天”（上海武汉天津〕青年三千人聚集在废弃的柳树沟水库旧址里，开会请求返城。那时，各地文化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们，作为知青都返得差其不多少了。上边惟独不承认这些“文革”前下乡的是“知青”。认为：中央批准知青返城的政策不针对他们。消息传到羊马河，好像冷水泼进滚油锅，在两个小时里，各分场各连队的电话全被“卜武无”们占住。所有的汽车。拖车都让他们开起去“串联”。没人敢拦。也没人想拦。队长指导员听着车子发动，一辆接一辆开走，都默坐在不点灯的办公室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都在等总场的指示。三四天后，三千人便涌向柳树沟。水库的大凹坑里，燃起了几十堆彻夜不灭的黄火。这些差不多都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的“老青年”，激动得浑身发抖，争论着如何打开缺口，争取重回上海、回武汉、回天津。他们差不多能背诵有关知青问题的全部“中发”文件的每一条细目。他们想，我们自己就这样了，但我们的孩子呢？孩子的孩子呢？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呢……永远永远地吃苞谷馍？三千人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派三十个代表，组成请愿团去乌鲁木齐和北京，要求认可“知青”身份；并根据他们这批“老青年”的特定情况，制定容得他们返城的政策。三十个名额的分配：上海十五。天津六。武汉九，这是根据到场的青年的籍贯，按一百抽一的原则定出。请愿团的一人领导小组，则由“上武大”各出一名。大津青年武汉青年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