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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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万在印刷厂印制了厚厚的一捆“麒麟城”的宣传品，我发现印刷品上爸爸的名字后面有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邱雨寒。
　　　　邱雨寒做了一件拯救“麒麟城”的举动。他在赌场被查封又遥遥无开业消息的时候，用自己的资金退返了全部在初期投资到“麒麟城”的中国人的“股份”，使得胆小的股东们不再找爸爸的麻烦了，又用美金打开了暂时的“营业绿灯”。不敢大张旗鼓地在媒体宣传“麒麟城”的重新开业，是因为官方开出的“许可”是“暂时部分营业”——爸爸在家里接电话时断断续续地给谁解释这些原由，我听到的这些。我依旧和舒拉妈咪睡在一个房间里，爸爸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接听电话。舒拉妈咪也没睡觉，她也听得见。
　　　　“好的，好的。”爸爸说。他同意了来电话的人的一个什么提议。他说：
　　　　“明天就开始。”
　　　　“麒麟城”的全称是“麒麟娱乐城”。原来的门匾是五个红色的楷体字，我在几天后再次看到的时候，楷体字变成了长方形的美术字，而红色被换成了耀眼的金色。
　　　　“看看是不是比原来的漂亮了？”爸爸问我。但他眼睛里并没有告诉我他真的也认为漂亮。
　　　　“太刺眼了。”
　　　　“白天看很醒目啊。”
　　　　“晚上看刺眼，灯光射的太直了。”
　　　　“灯光？”
　　　　“或者是射灯太近了。”
　　　　“是嘛？”
　　　　“原来的红色不反光啊，看上去舒服。”
　　　　“看来还得调整灯？”
　　　　“是啊。”
　　　　“麻烦啊。”
　　　　爸爸像对安娜姐那样对我说话，他在这一刻绝对忽略了我是谁，绝对是按着先前的惯性在对安娜姐说话。
　　　　“爸。”我叫他。
　　　　“哦？”他看我。这瞬间的眼神里没有父亲的概念，但也只有一瞬，爸爸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偏差，脸上略过了一丝失落。
　　　　“爸，您也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换？”
　　　　“细艳，邱家在这里占了三分之二的投资了，邱家的风格是步步成金啊。”
　　　　“爸，邱雨寒是成心要吞了‘麒麟城’吗？”
　　　　“不是的细艳，是我同意这样做的。我们要是有足够的资金，邱家是愿意让出股份的。”
　　　　“可我们干了两年了！”
　　　　“仓库的损失要是能找回来，我们就足够赎回‘麒麟城’的了。”
　　　　我想就这样和爸爸站在外面说话。外面飘着雪花，寒冷叫我头脑很不浑浊。我真想问问那个五号仓库是怎么回事，想知道爸爸更多一点的事，想用我这个单纯的脑袋帮帮爸爸。可爸爸冷了，搓着手对我说：
　　　　“回去吧，金字很吉利的，明天把灯的度数换小，就不会这么刺眼了。”
　　　　昆都的生意招牌中，红色的金色的都有，我在几条街上认真地观察过，同时我想着我的公司招牌应该是什么样式的。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大大的“聆”字，还没定它的颜色。“聆”字有谦逊谦让和诚恳的意思，用红色用金黄色都不合适。
　　　　我应该问邱雨寒吗？我是先问他还是先问安娜姐？
　　　　我安静地坐在弟弟的床边，我问他，细波，你说呢？我们的公司招牌用个什么颜色？
第三章　爸爸年夜饭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大年三十。
　　　　爸爸在我的“办公室”准备了一桌大酒席。舒拉妈咪去唐朝大街上几家中国餐馆订了冷热菜和中国酒水。大家几乎整个下午里都在包饺子。酒吧的几个服务生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冻住，等待夜里二十多人的大聚餐。
　　　　我买来了一纸箱的烟花鞭炮，分发给服务生们，告诉他们在午夜时到大门口燃放。
　　　　在除夕到“麒麟城”来消费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了。服务生说中国人真是很传统，过年更应该出来享乐才对。爸爸对服务生说，中国人对过年有自己的理解，年三十守夜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风俗，不是说来到了俄国就得改的跟俄国一样的。俄国人在自己的除夕夜也同样多半在家里聚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俄国人更强，当然不会来赌场过个“败家”的除夕了。大家笑，说还是有几个中国人来的，但好像不赌了，都在二楼酒吧喝着酒。爸爸听说后，洗净了手上的面，要去看看。
　　　　酒吧的音响里播放的是中国的曲子，灯光也全打开了，二楼少有的明亮。几个中国人坐在那里喝着啤酒。爸爸迎上前去问他们“过年好”，几个人连忙站起来和爸爸打着招呼叫着“王老板”。爸爸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认得爸爸，爸爸不一一记得。但这几个人我倒是似曾相识，他们的脸面好像是原先在赌台上“风度翩翩”的那几个“电影明星”。我站在远处犹豫，几个人的脸面和打扮真的就是那几个“赌侠”，可今天却全然不见了往日的做派，连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抑扬顿挫了。
　　　　我陆续地往酒吧的冰箱里放饺子，看到爸爸又要了些啤酒和开心果，坐在几个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聊天。伊万走过来时被爸爸叫住在耳边嘀咕了几句，伊万点头下楼。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和爸爸走下楼，他们没喝完的酒和大衣就放在座位上没动，爸爸让吧台的服务生给看着。
　　　　爸爸是和他们玩去了。我在二楼看见了爸爸坐在了赌台边，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在赌。几个年轻人分别坐在了爸爸的左右，服务生送上来筹码，爸爸客气地示意发牌的小姐“发牌”。
　　　　我去叫舒拉妈咪过来看，我说看爸爸第一次赌牌啊，她也吃惊，走出来看。楼下没有多少客人，服务生们不敢脱离自己的岗位，但把目光却全部集中在了爸爸坐着的赌台上了。
　　　　很可惜爸爸是开赌场的而女儿却不懂得半点赌技赌术，连他们玩的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我问服务生，服务生告诉我他们玩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索花”。我和舒拉妈咪说“妈咪我们下去看看吧”，她叫我自己去，她还要打电话催餐厅的菜。
　　　　我悄悄站在爸爸的身后看着。爸爸玩的很投入，没发现我。他手里有一张草花Ｊ我能看到，其余的牌都扣在案子上，他拿起来时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一点地看，捧在手里就像能磨出来金条一样。我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爸爸猛一回头看到我，瞪了一下眼睛，然后也笑了起来。我走过去拿过爸爸的牌，把纸牌一张一张规整地立在爸爸的手里。
　　　　“这样看不是更清楚？”我说。
　　　　“哎！这样会叫别人看到的啊！”爸爸喊。
　　　　“反正最后都要看的，你摸那张牌也不会变的啊。”我说。
　　　　“会变的啊，说变就变啊。”爸爸夸张起来。
　　　　“您以为您真是赌侠赌圣啊！”我去搂爸爸的脖子，用眼睛看边上那几个青年。
　　　　爸爸说“不可无理”，叫我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热闹。这一轮爸爸输了，有个年轻人赢了。再次发牌，爸爸的头张牌是张黑桃８，而其他三个人的牌面都比爸爸的大，有个年轻人最大，是张红桃Ｋ。我小声问爸爸“是不是输了”，爸爸说“那可不一定”。
　　　　我的确不懂，连看也看不懂。我索性去看他们的表情。爸爸紧锁眉头，煞有其事，几个年轻人面无喜色，无动于衷，有的扣住牌玩着指头，还有一个很从容地放入了三片筹码。
　　　　爸爸的牌一张比一张小，我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祈求爸爸来一个大牌，比方Ａ。我被自己弄得自己先紧张起来，然后悄悄和爸爸说：
　　　　“爸，这张牌我来给你拿！”
　　　　爸爸看了我一眼，点头表示同意。我把发过来的一张牌猛地拿到手里，不由的也像所有的赌徒一样压在手上一点一点地看……我禁不住“哇”了一声，这张牌真的是“Ａ”！
　　　　可爸爸还是输了。
　　　　爸爸把筹码推出去，推给赢了的年轻人。
　　　　我在爸爸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想得到证实：“爸，咱输了？咱输了？”
　　　　“输了。”爸爸认真地对我说，虽然小声说，但却讲的十分干脆。“输了。一张大牌是没有用的，要看整个牌形成的大小才行。这里有五张牌，四张是黑桃，可你这张是红桃，再大的牌配在这也是不伦不类了。”
　　　　“芭尼啦？（俄语：明白了）”爸爸逗我。
　　　　“报牛。（俄语：明白）”我说。
　　　　我的稚嫩是自己控制不住的，装出来老练和成熟我暂时一定还没有能力。做作的年轻人们虽然做作，但他们至少在赌术上比我要成熟的多。这个无知叫我很不服气，但我却没有想要学学赌术，也没有想有朝一日我要靠赌博来发财。
　　　　爸爸真的是留他们一起过年了。几个人推托了好久，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我们一起。爸爸和他们聊天，几个熟悉他们的服务生也友好地和他们说笑着。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刚才是爸爸请他们下去玩了牌，输了是爸爸的，赢了是他们自己的。几个小子还算够意思，把赢到的50美元全放在酒吧了，服务生给他们拿上来了成箱的啤酒和大盘的熏肉。
　　　　“中国的春节联欢会开始很久了吧？”爸爸随口说。
　　　　“五点了，都开始两个小时了。”他们说。
　　　　“等几天咱也买个‘锅’，冲中国的那边儿一支，咱也看看祖国的电视。”爸爸说。
　　　　“是啊，王老板这里要是在大厅边上放两台电视，播播中国的节目，就更上人气啦！”他们说。
　　　　“倒是个不错的想法，莫斯科不少华人旅馆里都安上了，聪明人嘛，年轻有为呀。”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有为，我们也不会大过年的出来逛了。”
　　　　“呵呵，过年有什么嘛，过年怎么过无所谓的。”
　　　　“多少也是想家呀。”
　　　　“那倒自然。我第一年在莫斯科过年时，好玄没哭了呢。”
　　　　“您？王老板可不像软弱的人啊。”
　　　　“哈哈，是真的呦。我发疯一样调半导体中波短波，怎么也收不到中国电台，我大过年的把半导体给砸了，啪的一下，砸得粉碎。”
　　　　“……”
　　　　午夜。人们在门口放礼花焰火。有一种焰火叫人等待的时间十分长，但每一次喷发都绚丽的赢得欢呼。爸爸在发红包。他从怀里拿出好几个特制的红包，给了我一个，给了舒拉妈咪一个，给了伊万和他的太太一个。爸爸手里还有一个，他犹豫了片刻，把这最后一个红包送给了一起过年的几个年轻人。
　　　　我的红包上有一个“и”字，舒拉妈咪的红包上有一个“ш”字，我看到在最后的那个红包上写着一个“а”字，那是安娜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红包，是给安娜姐准备的。
　　　　2003年春节后，我和弟弟从丽江回来，又一次在龙阁与娜达莎和几个俄罗斯姑娘喝着咖啡加白兰地，我讲了很多中国人在俄罗斯过春节的故事给她们听。弟弟安静地坐在一旁听我说的外国话，面带笑容。我说，细波，我们有个安娜姐姐，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特别想她。弟弟说，你让她来昆明吧，这里适合生活呢，何必在外面漂呢？我当时搂过弟弟，突然动情地对他说，细波，姐姐现在有你。
　　　　几个月后，弟弟再也无法回应我的拥抱，也无法给我阳光笑脸。
　　　　我指着床上的弟弟问安娜姐和邱雨寒，他，能不能再醒过来？能不能再站起来？
第四章　爱情男人女人
　　　　安娜姐说，细艳，你现在是个女人了，不是小女孩了。
　　　　安娜姐说，细艳，邱雨寒不一定适合你，他更适合为你的公司工作，你应该先考虑他为你工作，爱情需要过程，你不要缩短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必要。
　　　　邱雨寒对我说，小艳，你相信自己的感觉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你只有十五岁，我看你第一眼就忘不了你，你看到我的时候，尤其是两年前在莫斯科的大学里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脸红得厉害，你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吗？
　　　　邱雨寒对我说，小艳，你的公司能成功，因为我喜欢你，不可能不帮你。
　　　　邱雨寒说，小艳，你太美了。
　　　　安娜姐和我说话，邱雨寒和我说话，都是在弟弟的床边。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弟的呼吸平稳，鼻饲机发出轻微的响声，很像录音机在转动。
　　　　这个新房子很大，弟弟的纸床放在地中央，显得很小。
　　　　2003年夏天，我还没有来得及装修这个新房子，屋里的家具很少。弟弟能代替我的家具。
　　　　从莫斯科到昆明，这条线路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经历。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能经历这条线路——它太没有风格，既不是风景的黄金线，也不是商场的黄金线。但它也太有风格，我是高原上飘落的叶子，飘到北方，又自己找到了高原，飘了回来。
　　　　在昆明的官员面前我被问道：您是外商的女儿？
　　　　我回答道：不，我就是外商。
　　　　2003年，我二十四岁。这个年龄，不应该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