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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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牛津校舍大多为哥特式建筑，塔尖林立。　　
这样看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啦。我仿佛看见一张张五色斑调的老虎皮挂在他在大运河　①　上的宫殿甲，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减轻他那颗破碎的心的痛苦。　
　
　①指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大运河。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说，一面很满意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口袋里。“因此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一个不三不用的人。要知道，我往往和陌生人交往，因为我东飘西荡，尽量想忘掉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这件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　
“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打听到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吗？”　
“不是，老兄，我没有。可是承蒙贝克小姐同意，让我跟你谈这件事。”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指什么，但是我兴趣不大，倒觉得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胄定他要求的一定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一会儿工夫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离城越近他也越发（矛今）持。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船身有一圈红漆的远洋轮船，又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疾驰而过，路两旁排列着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那些还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接着，灰烬之谷在我们两边伸展出去，我从车上瞥见威尔逊太太浑身是劲地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一路给半个阿斯托里亚　①　带来了光明——只是半个，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问绕来绕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劈啪”的响声，随即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在我们车旁行驶。　
　
　①皇后区的一个地段。　　
“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了速度。盖茨比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您哪，”警察满口应承，并且轻轻碰一碰帽檐，“下次就认识您啦，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那张牛津的相片吗？”　
“我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因此他每年部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在人桥上，阳光从钢架中间透过来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里的楼高耸在眼前，像一堆一堆白糖块一样，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旁经过，车上堆满了鲜花，后面跟着两辆马车，遮帘拉上了的，还有儿辆比较轻松的马车载着亲友，这些亲友从车子里向我们张望，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是尔南欧那一带的人。我很高兴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豪华的汽车。我们的车子从桥上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大型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司机是个白人，车子里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着我们翻翻白眼，一副傲慢争先的神气，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们现在一过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都会有……”　
因此，连盖茨比这种人物也是会出现的，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然后，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有礼貌地问道。　
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只富于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同时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兹保，你要是不住嘴，一分钱也不给你。’他立刻就住了嘴。”　
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同意，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是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一夜大吃大喝。快到天亮的时候，服务员带着一种尴尬的表情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好吧。’罗西说，马上就要站起来，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　
“那些杂种要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　
“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要是我们掀起窗帘，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了。”　
“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了起来就说道。　
“五个，连贝克在内。”他鼻孔转向我，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　
“啊，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弄错了人。”　
一盘鲜美的肉了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上。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　①　出身的。”　
　
　①牛劲，“牛津”的讹音。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以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一个偶然机会让我认识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讪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系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说道：“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卜的时候，沃尔大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热情。沃尔大山姆光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去哪儿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一道来吃午饭的。”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人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口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罗，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喊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巴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种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