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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我是湖南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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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等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的消息,不仅仅是一个复活的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    
    Oliver Schreiner夫人的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它们怎么过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它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见6卷6号《新青年》601页)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的价值。    
    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原载《新青年》1920年)


总序作者序:湖南人的尊严(1)

    当著名的文化产品策划人周政先生和我讨论如何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我们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图书和文稿;其中有唐浩明先生的名著《曾国藩》,唐徽先生的系列著作《天下湘军》、《天下湘女》和《湘军谋略》,文坛新秀杨翔森先生与郭亮先生的力作《无湘不成军》和《湘军演义》,另外,还有周兴旺先生的畅销书《湖南人凭什么》,以及袁新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女孩文花枝》。    
    周政先生和我都已经通读过了这些图书和文稿。因此,当我们正在思索着怎样为我即将动笔的这本书命名时,周政先生似乎很不经意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就叫《我是湖南人》吧。”    
    我马上抬眼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会意的笑容。    
    从我们对视的目光里,我们知道,这个书名已经敲定。    
    他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们都知道,《我是湖南人》这个简单平实的书名里,包含着我们所了解的无比丰富的内涵。我们身前的那堆图书和文稿,似乎都是为了向人们宣示“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而问世的。    
    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两个字就说清楚了:人才。    
    周兴旺先生在《湖南人凭什么》这本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过:“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那么,湖南就是中国的人才首都。”    
    当然,周兴旺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湖南人具有“人才”这样一种身份的人。早在八百多年前,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已经高悬着一句断语,庄严而高亢地说出了同样的意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这话的人是南宋的大儒朱熹。这位在明朝和清朝备受推崇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出生在江西,一度掌管长沙的高等学府。他的这句断语,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一种客观的评价,使湖南人的身份大增荣耀。他告诉人们:湖南是天下人才最多的地方。    
    在此之前,另一位江西人范仲淹在洞庭湖畔写下了《岳阳楼记》,为湖南人才的精神风貌做了定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的人才,诵读着这样的千古名句,滋生出一种抱负天下的气质。同时,洞庭湖因这篇文章名扬四海,岳阳楼因这篇文章令人景仰。历史的演变渐渐地证实了一代名儒朱熹的预言,近二百年来,湖南成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人才的基地,直至成为孕育人才的中心。自从中国近代史翻开它的卷页,人们便看到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灿若星辰,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繁盛气象。    
    一个地方的名气,是可以靠文章传播的。历史上,湖南本是中国一个卑湿而蛮荒的省份。在清朝之前,史传上很少记载湖南出了什么大官、大将、大学者、大文豪。但是,屈原的《离骚》和《怀沙之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以贬官的气节和尊严所特有的魅力,传播着这块蛮荒之地的名声。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洞庭湖畔常德境内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对湖南山水格外依恋的江西人王勃的《滕王阁赋》和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再次唤起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湘江和洞庭湖、对古城长沙和岳阳的憧憬。三湘四水吸引了四方朝野的文人骚客,成为他们放逐、游学和聚会的场所。    
    于是李白来了:“随风吹到夜郎西。”据人们的考证,夜郎就是今天湖南的新晃。    
    杜甫来了,写下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黄庭坚来了,在郴州苏仙岭留下了《忆秦娥》:“郴江自幸绕郴山,为谁流到潇湘去。”    
    柳宗元来了,写出了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名篇《捕蛇者说》,写出了中国山水散文的典范《永州八记》。他以优美的文笔,向人们揭示了湘江上游的原生风光带。    
    周敦颐回来了,为躲避战乱,辞官不做,来到湖南湘潭县一个叫隐山的地方,在山顶上搭了个茅棚,在一方从不干涸的池塘里种了一池荷叶。盛夏,见荷叶出污泥而不染,便作《爱莲说》。隐山因为有他这样的人隐居而得名。    
    朱熹来了,和四川名士张轼在湘江边促膝谈心。他们看着湘江北去,以湖南的风水来映证儒家的理学,决定在湘江边的岳麓山下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聚会的渡口后来便叫做朱张渡。    
    胡宏来了,和他的儿子辞官来到隐山,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在这里教书育人,研习心性学,成为南宋理学的始祖。他在一股四季喷涌的泉水边开创了碧泉书院,使隐山不再幽隐,一度成为湖南的教育中心。碧泉书院只是一个发端,后来的岳麓书院,就是碧泉书院的延伸。    
    湖南的人才,便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受到了熏陶。湖南人情怀激昂,潇湘风雨弥漫八方。湖南的人才们,个个志存高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大放光彩。    
    很快,湖南就有了大思想家王夫之、大学者魏源、政治家陶澍和外交家郭松焘。当然,这还不足以形成后来那种“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的恢弘的格局。在他们之后,湖南相继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    
    从此以后,湖南不仅靠文章,不仅靠诗词歌赋,也靠武力、谋略和革命来传播着自己的名声。    
    在岳麓书院,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完成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系统培训。当时世大乱的时候,湘军支撑着清朝即将倾塌的江山,一方面维护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国家疆土的分裂。曾国藩的湘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回民和四川农民的起义。这支军队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把江浙的财富转移到湖南,用武力在省内“扶贫”,使湖南顿时成为全国富裕的一省。同时,湘军也向国人昭示了汉人的力量,表明满清的统治气数已尽。蔡元培先生说:“直到湘军崛起,表示汉人的能力,满人的信用才丧尽了,这也是间接地促成了革命。”


总序作者序:湖南人的尊严(2)

    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民起义,给人以顽固、守旧、破坏民族团结的印象。但他的部队平定新疆境内的叛乱,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整治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大规模开展军屯军垦,经营西北近代工业,经办洋务,创办南洋水师,动用部队抗洪救灾,经营和保卫台湾,甲午中日战争开赴辽宁抗日,之后刘坤一、李鸿章等湘军人物倡办东南互保,对民族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戊戌变法,湖南人谭嗣同“拔起手仞,高唱入云”,执意用鲜血和生命唤醒沉睡的中国雄狮和亿万民众。他的壮举激励了后来的湖南人,陈天华、姚宏业和杨毓麟同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震撼昏聩的同胞。    
    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人不愿再做清廷的保镖,成了腐朽清皇朝的掘墓人。黄兴、宋教仁、蔡锷、刘揆一兄弟等人,在思想上已经清算了清末湘军的影响,但继承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自信和那种“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兴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没有黄兴在四处点燃革命的烈火,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很难成功。因此,人们赞誉黄兴说:“无君既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蔡锷是湖南的另一员猛将。他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用作滇军的教材,他还用湘军的精神激励湖南同胞:“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始……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护国运动中,他率领三千子弟兵,抵抗十万袁兵,恢复了共和国体,一曲《知音》令天下人回肠荡气。    
    宋教仁是为中国宪政流血的第一人,也是令独夫民贼袁世凯最害怕的对手。他曾代替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并将同盟会和其他民主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由于他积极推行革命党的议会政治,严重威胁到袁世凯的独裁。在他被袁世凯派人枪杀后,这位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的湖南政治家临终还在说着梦话:要竭力促使袁世凯保障民权,使国会确立不可变更的宪法。    
    在革命的精神感召下,湖南的一些军阀也转向了革命。谭延辏Ш吐车悠铰柿焖肯婢巴肽希侗脊裾K堑牟慷尤χС炙镏猩剑г破揖5慕ㄉ瑁镏阒莨裾蕉ㄅ崖摇;破揖5男C褪翘费雨'应蒋介石之请而题写的。另一个军阀唐生智迫于形势,转向广州的国民政府,成为北伐前锋。北伐时期,湘军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占有三个军。    
    在黄埔军校里,湖南人是佼佼者。著名的“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与贺衷寒,全部是湖南人。    
    湖南的人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这还不足以使湖南享有人才之都的盛誉。直到一个诞生在韶山的伟人开始指点江山,湖南的人杰地灵才得到充分的诠释。在大革命的岁月里,湖南出了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人物。湖南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继承并代表了湖南人的精神,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湖南的人杰。宁乡出了个刘少奇,湘潭出了个彭德怀,桑植出了个贺龙,许多名振寰宇的湖南人,随着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湖南的人才潮涌达到了高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革命的洗礼中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强者,用无比绚烂的色彩,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彭德怀、黄公略、罗荣桓、贺龙、粟裕、陈赓、王震等一批湖南名将,中国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今天这般神奇的军威。    
    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交班之后,湖南的人才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岁月里,湖南人胡耀邦和朱镕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为国家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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