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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我是湖南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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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了这个典故，也就书写了湖南人的英雄气概。
这个故事是说，秦始皇虽然征服了楚地，统一了中国，强盛一时，但有人预言，楚国虽然衰败了，但秦国一定会被楚国的人所灭亡。果然，楚国的农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的暴政。楚国人就是湖南人，他们敢于斗争，敢于为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而拼搏。他们不相信血统论，反问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中的气魄，至今读来都令人震撼。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是有依据的，预言者从楚文化中发现了一种死不服输的精神。历代楚王有一个传统，一旦战败，君王就要自杀殉国。所以，自杀的楚王与楚国战败的次数成正比。楚国的将相在战败后就更不会偷生。屈原在《国殇》中记载了这种为国牺牲、不怕死亡的精神。楚国的人即使死了，也要“魂魄毅兮为鬼雄”。
由于这个典故，外省人就有了“你们湖南人天生的就是造反派”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因为，湖南在近代以来，出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家。
陈胜、吴广领导起义，的确需要不怕死的精神。秦朝的暴政，提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秦朝的军队，是那样强大无比。农民起义军没有金戈铁甲，却敢于揭竿而起。与秦军交战之中，陈胜的军队被消灭殆尽，但陈胜毫不气馁，重立政权，继续革命。湖南人的先辈们，就是这样一群无所畏惧的勇士！
德国人利希霍芬看到了战争年代的湖南人，因此他说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士兵之乡，以盛产勇士而著名。但他没有看到，在战火平息的时候，湖南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平民。在时局艰危的时候，这些唯耕与读的湖南百姓会突然血脉贲张，挺身而出，迎着险恶冲将上去。
日本人对湖南人特别感兴趣，他们自以为湖南人身上有一种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东西。他们从血型理论中寻找根据，认为湖南人和日本人是相似的血型结构，都是以A型血为主。他们说，根据研究结果，湖南人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是中国各省人中A型血比例最高的。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湖南人，湖南人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勇敢，更能辨别邪恶与正义。
但日本人有一点没有说错，湖南人的确是不怕死的。侵华日军和湖南人交过手，对过阵，他们太了解湖南人的这种秉性。
楚文化中的这种“死不足畏”的传统，被近代湖南人继承光大。湘潭才子杨度喊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弘扬了一种更高境界的“死士精神”。
杨度的诗句一问世，立即被湖南人奉为“省歌”，湖南志士争相传诵。它激起了无数湖南少年的豪情，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人，就是吟诵着这首歌而感到热血沸腾。
受死士精神的激励，湖南人主动“求死报国”的层出不穷。
湖南人不怕死，特别表现在中国人抵御外侮的时候。在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湖南人付出了生命财产的巨大牺牲。
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打了二十二次大会战，其中就有六场大会战发生在湖南，其中包括三次长沙会战、一次常德会战、一次长衡会战和一次湘西会战。大会战的数字，说明了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正面战场的反侵略战争，打得最为惨烈。
不仅如此，在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中，北平和天津陷落了，太原陷落了，上海和南京陷落了，徐州陷落了，武汉陷落了，唯独长沙在前三次会战中挡住了日军的铁蹄，在战火之中巍然屹立。长沙会战，震惊世界。历次长沙会战中的第九战区中国作战军队，固然是来自全国各地，但湘军也是其中的劲旅。而湖南的民众配合抗日军队打击侵略者，为部队提供兵员，带路、修工事，保障后勤供给，破坏道路和桥梁，默默承受战火的摧残，为会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人的身影活跃在各地的抗战前线。
在敌后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八路军中，著名将领彭德怀、左权、贺龙、罗荣桓、陈赓等等，都是湖南人，平型关大捷举世闻名，杨得志和杨勇等湖南名将率部冲锋陷阵；在战功卓著的新四军中，湖南人刘少奇担任政委，七个师中有三个师的师长是湖南人，他们是粟裕、黄克诚和谭震林。
在正面战场上，淞沪会战中，参战的湘军几乎拼完了所有的力量。武汉会战，南浔线上有一支湘军顽强抵抗冈村宁次第一军的进攻，在大别山南麓，湖南人宋希廉率领一支中央军在富金山打了一场大硬仗，按照白崇禧和孙连仲的要求，延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和滇缅会战，湖南籍的将领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暴露在日军军锋之下。蒋介石决定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一把火烧掉，实行焦土抗战。由于放火行动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在日军还没有攻击长沙的时候，没有等到长沙市民安全撤离，放火行动就开始了，长沙立即便成一片火海。文夕之夜，历史名城长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炉，烈焰吞噬了许多生命。
“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毁十分之九，使长沙成为一片废墟，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全城弥漫着焦煳的气味，满目都是破砖残瓦和败壁颓垣。长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个破坏最严重的城市，另外三个是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这座从明清以来一直繁荣的名城元气大伤，若干年后长沙市场还没有恢复到大火前的水平。
但是，这场在错误的时间燃烧起来的大火，并没有烧掉长沙民众抗战的意志。他们没有过多抱怨政府和军队的失误，很快就振奋精神，支援部队抗击向长沙进犯的日军。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2）
驻扎在武汉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是一个狂妄的日本军人。但是，他对进攻湖南却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中国通，对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也有所闻。另一方面，他知道中国第九战区集结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兵力，不敢轻率地攻打湖南。因此，他先在湖南的东边打了一次南昌会战，又在武汉的北边打了一次随枣会战，认为自己基本上稳住了阵脚，才开始集中兵力来进攻湖南。
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了几个月之后，冈村宁次才率领日本第十一军开始进攻长沙。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江西北部揭开序幕。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在东部战线动用四个军的兵力，成功地阻止了日军一个半师团的进攻。
从18日开始，日军主力从湘北正面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日军于26日突破守军的汩罗江防线，继续南侵，一部进至距长沙约三十公里的捞刀河。30日，日军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准备南进，过到桥中间，遭到中国军队两个师前后夹击，伤亡惨重，在岸边停止不前。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铁路沿线两侧阻击日军，经过激战，阻止了日军的步伐。
日军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冈村宁次的指挥刀直指长沙。但是，长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冈村宁次接到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而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他这时才明白，他的对手薛岳并非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而是想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开了大口，要吞噬他的将士！
这时候，日军主攻部队已进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反攻，在福临铺、三姐桥、青山市伏击日军，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孤军深入的日军，没能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反而因后援不继而陷入被动。冈村宁次眼望着长沙，却无法进入这座城市，只好万分不甘地下达撤退命令。薛岳组织部队全力追击，10月7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凭险据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这一仗，中国军队伤亡四万人，歼灭一万多名日军，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在日军各攻击部队奉命撤退的同一天，薛岳接到了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通知。
冈村宁次这个日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中国通”，在武汉会战中就知道了薛岳的厉害。他就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以来，潜心研究过他的主要对手第九战区部队的作战特点，也研究过湖南的地理和人文。但他仍然没有想到，湘北战区的中国老百姓，会给日军的作战造成如此之大的不利。湖南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可供日军辎重部队通过的道路，全部挖成了沟壑，并且炸断了所有的铁桥、木桥或石桥。日军向长沙方向推进得越远，运送补给就越困难；而就地搜寻给养，又因当地百姓坚壁清野，几乎使日军什么也得不到。
冈村宁次从自己所吃的苦头中开始对湖南的特殊民风产生了兴趣。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他返回武汉，忙里偷闲，找到同胞神田正雄所著的《湖南省要览》，读到“湖南人之性格”这一节，方才有所醒悟。这段文章说，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冈村宁次从对湖南人的研究中悟出了什么道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指挥军队向长沙发起攻击时，没有考虑到湖南民众的因素，因此而流于轻率。反过来说，在这一次长沙会战和下面将要谈到的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都取得了胜利，和湖南这块土地的特异性，和湖南人特殊的秉性，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冈村宁次怀着未能进入长沙的遗憾离开了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这个军的第二任司令官和部园一郎也没敢再来攻打长沙。1941年4月，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阿南惟畿中将，辞去陆军部次长的职务，野心勃勃地来到中国，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受到天皇和宫内女眷的青睐，带兵打仗格外卖力，希望立下特大战功，报答皇室的恩泽。他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局，决心攻占冈村啃不动的长沙，挫败薛岳的锐气，也显示自己的能耐。
1941年9月，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四个支队、两个飞行联队和海军一部，共计十一万五千人，分两路向长沙进攻。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雷击战”战术，对长沙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薛岳指挥十三个军、一个挺进军和两个飞行大队，共三十多万人，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将优势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计划将日军引诱到汩罗江以南、捞刀河西岸的地区，再开始反击，将日军歼灭。
9月7日夜晚，日军主力向湘北发起全线猛攻。这一次，薛岳对阿南惟畿的战术认识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一开始就打得很被动，一个个主力军都被日军打散，只得在后方集结。最重要的是，日军破译了中国军队的密电码，对中国军队的调动了如指掌，提前布下口袋，等待中国军队增援部队的到来。因此，李玉堂的第十军和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这两个王牌军，都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反而险些被日军歼灭。
日军突破新墙河、汩罗江和捞刀河防线以后，迅速挺进到长沙外围，并于10月1日晚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后，一支支增援的中国军队陆续赶到长沙外围，被打散的部队也重新集结，投入战斗。处于日军后方的杨森集团军，也赶下山来，向日军背后发起攻击。第六战区也在湖北向宜昌发起了大兵团反攻作战，驻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告急，阿南惟畿必须从湖南撤兵，回援宜昌。敌我形势骤然逆转。战局的主动权回到了薛岳的手中。
阿南惟畿十分想赶到长沙，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了进入这座城市的资格。他的五十辆装甲车，已全部被中国军队击毁，护卫装甲车的一千多名步兵，也已全军覆没。湖南的民众破坏了日军与后方之间的道路和桥梁。前方各师团急需补充的电文，压在他的书案上，军人的警觉使他意识到，一线部队断绝了补给和增援，那将意味着什么。
阿南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发出命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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