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1-我是湖南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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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遍交维新志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后者进一步洞悉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6年到1897年，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经常去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他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倾向变法维新，放手让谭嗣同整治学风，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任教习，谭嗣同亲自讲课，使时务学堂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他又创办南学会，引进图书仪器，将学会推广到全省各地。他创办的《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积极宣传科学，为湖南思想界引进了大量新鲜空气。谭嗣同在南学会经常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他还倡导开矿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参与新政。　　　　
　　　　启程前，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破格赏给他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谭嗣同从此在皇帝身边阅处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免去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他逐回原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管兵权。这表明慈禧准备收回光绪的执政权，重新“垂帘听政”。山雨欲来，光绪手无兵权，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因为这个人表面上支持维新，并且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新军。　　　　
　　　　9月18日夜里，秋雨绵绵，冷风凄凄。　　　　
　　　　谭嗣同身藏光绪的密诏，行色匆匆，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他肩负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生死存亡的命运，变法成败系于一身。他能不能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谭嗣同只身来找袁世凯，表现出湖南人超卓的勇气和胆识。袁世凯一见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神色凝重，便知事关重大，连忙屏去左右，把谭嗣同请到内室。谭嗣同干脆利落，省去寒暄，开口就直奔主题：　　　　
　　　　“你对当今圣上，看法如何？”　　　　
　　　　袁世凯赶紧说：“当今皇上，那是一代圣主呀。”　　　　
　　　　谭嗣同说：“那好。荣禄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在下略有所闻。”　　　　
　　　　谭嗣同说：“荣禄执掌兵权，皇上将有大难。当今之际，唯有你能为圣上保驾。如果你愿意保驾，你就采取行动。要是你无心救主，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让我人头落地，你自能享受荣华富贵。”　　　　
　　　　袁世凯仿佛受了侮辱，愤然正色地说：“你把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当今圣上是你我共同侍奉的主子，对你我恩宠有加，你想护驾救主，我能袖手旁观？有何良策，尽管说出来。”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2）

　　　　谭嗣同从衣袖中取出密诏，交给袁世凯。密诏中说：着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会见荣禄，出示手谕，宣读之后，立刻诛杀荣禄，袁世凯自代直隶总督，向手下传达皇帝旨意，张贴告示，宣布荣禄的罪状，然后率领军队进京，消灭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仔细看了手谕，脑子急速运转。审时度势，慈禧的后党张开了巨网，光绪好比待宰的羔羊。皇上有难，竟求助于康有为、谭嗣同这班手无寸铁的书生，说明他只是一个空架子。眼前的谭嗣同病虚气喘，眉宇间一股霉气，哪里成得了大事？想到这里，他便虚与委蛇，拿言语试探：　　　　
　　　　“天津是各国人等聚处之地，忽然把总督杀了，定会惊动中外官民，恐怕国家会分裂啊。何况我兵少将寡，要对付北边宋庆等人的五万多人与七万多淮军和练军，京城里数万旗兵也不得不防，恐怕力不从心。恐怕我那区区七千多人还没动手，皇上就会遇难了！”　　　　
　　　　谭嗣同听了这番推托之辞，后悔不该来找他。现在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向他和盘托出，还有什么办法挽回呢？　　　　
　　　　袁世凯好像看穿了谭嗣同的无奈，而他自己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便敷衍道：“依在下之见，不如等到下个月皇帝出巡天津时再动手吧。到那时候，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到我军营里，传号令诛杀奸贼，我跟随你们拼死解救皇上，才有胜算。”　　　　
　　　　谭嗣同见有了转机，便想再争取一下，说：“等不到下个月了，皇上时刻都有被废黜的危险！”　　　　
　　　　袁世凯说：“那就得马上找个理由离开京城。能不能请皇上提前出巡？”　　　　
　　　　谭嗣同说：“荣禄发动阴谋，全靠天津阅兵。荣禄对你向来不薄，荣禄那边，你打算怎么对付？”　　　　
　　　　袁世凯笑而不答，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谭嗣同见他仍未下定决心，便用言语激他：“荣禄有曹操和王莽的才干，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你恐怕难以对付他吧？”　　　　
　　　　袁世凯暗想：跟我玩激将法，简直小儿科。袁某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但他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副样子，怒目圆睁，瞪着谭嗣同说：“只要皇上来到我的军营，我杀荣禄如同杀一只狗！”　　　　
　　　　谭嗣同听了，稍稍放心，便叮嘱道：“只要你报答圣恩，建下奇功，皇上自会让你主掌兵权；若你胆小怕事，投靠诸侯，就会害了皇上。你要是害怕荣禄，不如趁早把我绑去向他请赏！”　　　　
　　　　袁世凯为了稳住谭嗣同，把胸脯拍得铿锵作响，信誓旦旦地说：“你太小看袁某了！袁某三世深受圣恩，何至于贪生怕死，临阵退缩。只要能保得皇上平安，袁某把生死置之度外。”　　　　
　　　　谭嗣同见袁世凯豪情勃发，以为他和湖南人一样有血性，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激动不已地告辞而去。谭嗣同刚刚出门，袁世凯就吩咐随从：“备轿，往荣大人府上！”他一刻也不愿等待，急忙告密去了。　　　　
　　　　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密报，连夜奏请慈禧捉拿乱党。三千清兵关闭京师右城门，停开京津铁路的列车，发动戊戌政变。　　　　
　　　　谭嗣同被出卖了。这个如此诚实可爱的湖南人遭到背弃和暗算，是中国的一出大悲剧。他为了挽救败局，把性命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押在一个被封建官僚习气浸得发臭的实力派人物身上，做孤注一掷的赌博。他不是不知道有可能被对方出卖，但他指望激将法或许能够打动对方，为一个只有百分之一可能实现的指望，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努力失败了，他就坦然地付出自己的脑袋。　　　　
　　　　第二天黎明，光绪照常去颐和园给慈禧请安，从此被囚禁瀛台，慈禧又公开玩起了“垂帘听政”的老把戏。清军开始大规模地通缉捕杀维新人士。　　　　
　　　　谭嗣同却不逃命。他在住处收拾东西，将多年撰写的诗文稿件和来往书信，装了满满一箱子，提着箱子来到日本使馆，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定将自己的死当作对国人心灵的呐喊，以期唤醒沉睡的国人。他愿意死，却义薄云天，懂得珍惜别人的生命，敦促梁启超赶紧逃生。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认为中国需要有志士生存，也要有志士牺牲。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梁启超，而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　　　　
　　　　谭嗣同被捕入狱后，大刀王五贿赂狱中官吏，使他免受许多皮肉之苦。王五曾邀约天下义士，准备劫狱。他们趁送饭之机，告诉谭嗣同：大家将采取行动。谭嗣同摇头拒绝，在狱中一边唱歌，一边吟诗，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道：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闯将，他们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慈禧的后党担心夜长梦多，顾忌外国干涉，更害怕民众起而抗议，决定尽快处决这些人，以绝后继。行刑时间定在下午4点钟。　　　　
　　　　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谭嗣同对围观的民众大呼：“为了救国，我愿洒下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尽其忠诚去反抗篡权。”百姓们麻木地看着他。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谭嗣同仍然从容自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志士一起，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为他收尸。第二年，人们将他的骨骸运回原籍，葬于浏阳城外的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了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告别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就是湖南人的血性。他不逃生的理由很简单：他要开中国变法的风气之先，他要树立一种前无古人的英雄风范。　　　　
　　　　谭嗣同活着就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只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他的死也就与他的生无异。献身是他发挥才干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不愿退缩到自我狭小的圈子，这是湖南人精神的典型。当他觉得没有更好的武器为社会奋斗时，他选择了最有用的利器：自己的死亡。　　　　
　　　　谭嗣同的死亡不是消亡，不是沉寂，而是一声嘹亮的号角，一声振聋发聩的震吼。他的死亡获得了生命的最高意义。他血性的形象，穿越百年沧桑，让湖南人的精神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谭嗣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演绎了湖南人的勇猛和血性。他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死亡吓不倒湖南人，那么湖南人就不会害怕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男儿要为天下奇（1）

　　　　湖南人黄兴曾应人所请，书写对联一副：“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他代表湖南的男人显露了最高的志向：做人要做奇男子。黄兴一生为奇男子所做的注解，不是追求怪诞乖戾，而是做人要大气，要展现人格的魅力。这种魅力第一要实在，要平易近人，多立功勋，却不争名逐利。　　　　
　　　　奇男子，伟丈夫，要有大才，要有能量，大智大勇，有抱负，能担待，恻隐慈悲，情操高尚，大肚能容，真诚坚忍，顶天立地。这一切，黄兴都做到了。　　　　
　　　　黄兴的作为，表明了湖南人对人格魅力的追求。他说出了“男儿要为天下奇”的意愿，也为湖南人树立了令人叹服的楷模。　　　　
　　　　黄兴是长沙人，字克强。他给人的外表印象是体力过人，少年时就能用一只手举起百斤的担石，还拜师学过乌家拳术，颇有武林人士的风范。但他的文才同样优秀，“文似东坡，字工北魏”。他十四岁进入岳麓书院，十九岁进入城南书院，二十二岁中秀才。由于成绩拔尖，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他非常赏识，保送他去日本留学。　　　　
　　　　黄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自幼习武，自然爱好军事。他在课余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　　　　
　　　　甲午战争中，日本窥视中国东北，黄兴和其他留学生组织抗战义勇队。他与陈天华决定回国发动起义，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国家。　　　　
　　　　黄兴仰慕谭嗣同，曾在笔记中写道：“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但他平时沉默寡言，外表端敏慎重，清朝官员察觉不到他的内心的反叛。　　　　
　　　　黄兴回到湖南以后，长沙明德学堂聘他任教，并兼任学监。他在学校里联络同志，宣传革命思想，邀集陈天华、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