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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我是湖南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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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欢与命运抗争的种族。在战败以后，他们受到压迫，不得不在一块被封闭起来的蛮荒之地吃力地讨生活。他们当然会思考自己的命运，会对压迫者挣扎反抗，也要与自然环境相抗争，由此而形成霸蛮的性格，是不足为怪的。
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在19世纪中叶，被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人察觉到了。他是一个中国通，在中国的南方到处转悠，感觉到了湖南人与周边省份的人有所不同，有一种他所熟悉的西方民族的强悍之风，但又不尽相同。他把他的这个发现，用文字记载下来了：
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于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于此。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军人的摇篮，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一个独特种族的后裔，或许是因为他在中国十八行省中确实难以找到像湖南人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群。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利希霍尔的想法是有几分道理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湖南人是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一个分支，他们曾在一个半世纪中成为中国的顶梁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的话说得很狂，但并非头脑发热、空穴来风，他的话是对湖南人性情的一种豪迈的诠释。
我们知道了湖南人是三苗部落的后裔，由此也知道了湖南人一些秉性的来由，但我们还要弄清楚湖南人为什么现在仍然是以汉族人为主。湖南人的独特秉性，曾引得中外许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苦苦思索：湖南人血管里到底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有人猜测湖南人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后代，一些德国人甚至一相情愿地想象湖南人是德意志民族的后裔。这些说法恐怕都是无稽之谈，比较中肯的说法是，湖南人这个独特的种族，可能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杂交而形成的优良品种吧。
现在我们顺着历史的线索往上追溯。在汉代以前，湖南因为它的蛮荒，很少有人自愿涉足，通常是人们被迫逃生的地方。中原大地上每一次发生恶战，都有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这里。
湖南是蛮荒之地，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则被称为“蛮族”。在这里，我们两次看到了“霸蛮”中的那个“蛮”字，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到“霸蛮”一词和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由来了。
在商朝和周朝，天子将长江以南三苗后裔蛮族居住的土地封给了吴、楚两大诸侯国，这里成为两国的势力范围。太伯初到江南时，得到一千多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比吴国晚了大约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国封给熊绎的。
吴国和楚国建立以后，对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吴国认同了黄河文明，其中特别是周文化。吴国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自觉地吸收了黄河文化。楚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楚国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时，打出蛮夷的旗号来吓唬对方，而在要求周朝给自己以王的称号时，也以蛮夷而自居，以此来要挟周天子。楚国人把蛮夷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正统。这样楚国人发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声音，作为周朝人的异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备，甚至产生敌对情绪。这种情况，有点类似美国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这样一来，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视。但是楚人并不以为耻，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着“蛮”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司马迁在谈到吴国和楚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在现代人的概念里，荆与楚这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因此荆蛮和楚蛮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马迁对吴国的蛮族只称“荆蛮”，对楚国的蛮族只称“楚蛮”。可见，司马迁将荆蛮与楚蛮划分开来了，而且划分得十分清楚，十分严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条时间的界线，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吴国之前和以后来做划分。在太伯建立吴国以前，江南的蛮族通称荆蛮，太伯建立吴国之后，司马迁就将他们改称“夷蛮”，或干脆把他们叫做“吴”了。名称的变换表明了实际情况的变化。变化是什么？蛮人中有一部分和吴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则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迁移到湖湘一带的，就构成了楚蛮的一部分。
楚蛮文化是湖湘文化割舍不断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态。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个“蛮”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环境，所谓“沅有芷兮醴有兰”；有充满原始风趣的服饰，所谓 “被薜荔兮带女罗”；也有朴实蒙昧的民风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类向大自然讨生存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就是所谓的“荜路蓝缕”。
在“蛮”文化原始的野性中，为了捍卫独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种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后来在湖湘文化中发展成为爱国主义精神。楚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的爱国主义，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蛮性，执著着这种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出这个预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这种执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还渗透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绎立国荆山，是为了自强，此后楚人为了独立和自由，一直在奋发图强。楚人对于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们说，过去齐国、晋国、鲁国和卫国受封时，都接受了宝器，为什么唯独我们受封就没有宝器呢？为了争回公道，楚国多次兴师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变得强大起来。后来，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秦国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并不甘心被人吞并。后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果然应验，秦朝竟然正是为楚人所亡。历史告诉我们，湖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蛮劲，特立独行、自强不息，虽九死而不悔。
这个时期来到湖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作品对湖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他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怀王听信谗言，把他贬到沅湘。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人司马迁高度称赞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吴楚材、吴调侯在浙江绍兴编辑了一本供全国各地私塾学习的课本《古文观止》，其中收录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古文观止》收录了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的《怀沙之赋》。许多学者认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于屈原这位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发展，也将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贯穿了始终。
秦朝一统四海之后，凿灵渠，置桂林郡，无数中原百姓被迫迁徙到五岭两侧，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荆湘一带，而不得志的文人骚客，也被罢官流放到这里。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怀一概接纳。于是，大量的汉人开始与三苗部落的后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也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湖南人的血性造就了大批的人才（3）
可以设想，无论是流离失所的百姓，还是牢骚满腹的文人和怨气冲天的罪犯，来到了湖南，都必须辛勤地劳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他们必须不畏艰难，应对命运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心里对压迫者始终充满反抗的情绪。他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由自己的命运而联想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罗江投江自尽的屈原遭到贬谪的身世，和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最容易触动他们的心。这样，湖南人霸蛮的血性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而他们也给湖南原有的居民们带来了要在逆境中奋起的顽强意志，和对命运、对天下大事的关怀与思考。
汉代以来，继续有不得志的中原人来到湖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来到湖南的文人们，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推动者和代言人。贾谊不得志，屈居在长沙；李白浪迹天涯，流踪于湘水；柳宗元被贬谪，任官于永州；范仲淹忧心忡忡，叹怀于巴陵……这些迁徙、流放、浪游而来的外省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文化，推动了湖南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湖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的地方。明朝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后，大批的江西人迁移湖南，史称“江西填湖广”。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来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与江西人从此结下了解不脱的渊源，而江西人对湖南的钟爱，大概就是起源于此。山民本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则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也就是都得“霸蛮”。不“霸蛮”，叫人怎么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发生人口迁移的大规模“填湖南”的事件多达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历史变迁，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给湖南人留下了好斗的种子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开垦蛮荒之地的艰辛锻炼了湖南人霸蛮的意志，屈原为湖南人提供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那里遗传下来的贬官文化，经过历代贬官的继承和发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种催动人们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湖南人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会将霸蛮的性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糅合在了一起，构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为驱动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动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说说而已。湖南的省会长沙，是一个充满着血腥的城市。翻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荡，都没缺少长沙这个角色。但长沙在血雨腥风中始终昂扬着头，长沙不承认自己的悲壮，喜欢别人恭维它的顽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狂言：中国幸亏有个湖南，湖南幸亏有个长沙！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长沙》，使长沙声名远扬。
长沙的顽强，数不胜数。
1179年，辛弃疾任长沙知府，时值金军大举南犯，山河破碎。辛弃疾发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呼声。长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这位文人——他能守住长沙吗？事实说明，他率领“飞虎军”抵抗金军，成为维护南宋政权的重要军事支柱。
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潭州军民在李市的率领下，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保卫战。三千长沙的守军大战数万元军，百分之百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坚守了好几个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元军虽然恼怒于长沙的顽强，但也慑于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后，悉心安抚，约束士兵，不许滥杀无辜。
长沙之所以顽强，之所以不畏强暴，不怕流血，因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会有贾谊，就会有王船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国近代以谭嗣同和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颈就义，或投水自尽，就是三闾大夫的风范遗传。
岳麓书院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这座千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难望其项背。几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从岳麓书院毕业，或参加革命以后来此系统进修，或流连于它的边缘受到熏陶。岳麓书院北宋时就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川绵阳人张轼在这里执教，还专门跑到福建武夷山将他的好友朱熹请来，朱、张会讲，一时轰动；朱张渡，爱晚亭，诗意盎然。最后朱熹也爱上潇湘大地了，六十三岁还奔长沙而来，出任荆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说长沙的岳麓山上尽是一些坟墓。而这座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就是因为这些坟墓。这些坟墓是国宝，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黄兴、蔡锷、焦达峰、陈开新……
这里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归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发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军、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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