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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我是湖南人-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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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谭其骧也说过：“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面对外省人的赞许，湖南人倒是保持着相当的清醒。甲午战争中，湘军的失败，给湖南人泼了一瓢冷水。谭嗣同说：“光绪二十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终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尔之气，亦顿馁矣。”
湖南人在清末第一次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以失败告终。但是，四十多年后，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湖南将领和士兵奋战在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和全国人民一起，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迫使野蛮的日本侵略军向中国举起了白旗。
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些话自有它的道理。其实，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省份。中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是不可缺少的。四川人同样可以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四川。”湖北人也有豪迈的自比：“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武汉三镇号称“九省通衢”。湖北人高兴地说：“湖北有座黄鹤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四川人不服气：“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河南人身居中原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谁占有中原，谁占有天下！”成语“逐鹿中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湖南人可以高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在抗日战争中，西南也不示弱了：“西南山区是中国民族得以生存的根本！”
但不管怎样，外省人对湖南人评价毕竟是很高的。在湖南人看来，这是历史对于湖南杰出人才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
湖南有过杰出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为中国社会提出了生死攸关的改革命题。湖南的维新志士，在历史暗夜中为国人点亮了希望的明灯。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展现出一派光明的前途。
湖南籍的共产党领袖和他们战友们一起，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的领导集体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三位，他们是彭德怀、贺龙与罗荣桓；十员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他们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和许光达；五十七员上将中，湖南人有十九位，他们是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和傅秋涛；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四十五位。，
中国人永远缅怀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湖南烈士，他们当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湖南长沙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所出的名人，数量虽不及江浙一带，但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他们包括社会科学家群体，有哲学家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历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等。还有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教育家群体，他们创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校，向海内外各个领域输送了无以数计的优秀人才。明德中学创始人胡元恢、周南女中创始人朱剑凡、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无一不为星城父老和湖湘学子所景仰。此外还有文学艺术家群体，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湘军”，其中有作家萧三、丁玲、谢冰莹、周立波，美术家齐白石、杨应修、李立、陈白一，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音乐家黎锦晖、贺绿汀、吕骥，电影明星黎明晖、王人美、胡萍等，名气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可谓家喻户晓。
自20世纪中叶一直到21世纪初，潇湘大地又崛起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就是湖南院士群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八十一人，湖南有六人当选，其中五人为长沙籍。新中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一千多人，内中湖南院士多达一百余位，其中包括湘籍院士和长期在长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6年5月，湘籍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其中有两名长沙人，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衣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和中国骨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老孝骞。除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享誉世界，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转态振幅，陈国达首创地洼学说。像这样享有国际盛誉的两院院士，长沙不下数十人。
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历史作为有目共睹。湖南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盛誉，武有“无湘不成军”的美称，湖南人怀抱着野性和文明，在成材的道路上大步流星，前赴后继，为本省赢得了人才摇篮的美誉和人才大省的殊荣。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湖南人头上有一道催促成材的紧箍咒（1）
在历史上，人们对于湖南人的形象，有过很多的描述。这些描述
都有一定的指向。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湖南人十分骠悍，《隋书》中说湖南人“劲悍决烈”。后来的湖南地方志中，则说湖南人“劲直任气”，“刚劲勇悍”，“好勇尚俭”。19世纪60年代，湖南布政使李榕是一位四川人，曾说湖南人“气太强”；同一个世纪的90年代，湖南巡抚陈宝箴是一位江西人，他说湖南人“好胜尚气”；湖南人皮锡瑞也有相同的评语。湖南人周敦颐有一篇著名的《爱莲说》，赞赏莲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说明湖南人非常欣赏这样的做人风格。
湖南人的脾性正如荷花的爽利，率直开朗，和人交往，容易一见如故。他们爱憎分明，喜怒哀乐形于言表。他们信仰坚定，思想坚毅，行为坚韧，为人刚正，作战勇猛，对上桀骜不驯，攀比好胜尚气。
在关键时刻，湖南人不怕死，重义气，尚气节。
如果将湖南人的气质与中国人的普遍气质做一个比对，我们会发现，湖南人的气质具有显著的特色。
学者杨国枢根据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得出一种综合的印象，认为中国人的气质与需要，侧重于静的一面：求助、谦卑、依赖、顺从、秩序、消极、退缩、世故、谨慎、多疑、羞怯、慎思。换言之，缺乏健壮性、激动性、表露自己、支配、改变、攻击、竞争等动的一面。很明显，这与人们对湖南人气质描述刚好相反。大家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湖南人的气质是积极的，激动的，热情的，具有支配意志的，喜好改变的，愿意接受挑战的。
有一个段子，讲的是各省人在打架时的不同表现。东北人先吵后打，越吵越凶，凶到极处就“噼噼叭叭”地打起来。山东人先打后吵，三句话不对劲，抄起家伙就打，把人抬进医院，再辩是非曲直。四川人只吵不打，吵得凶巴巴的，吵得青筋暴露，互相骂得狗血淋头，拳头捏得吱吱响，却不肯招呼到对方身上。湖南人是边吵边打，文攻武略，拳脚不软，口舌不停。这就体现出湖南人的气质，霸蛮加灵泛。
人们试图从吃辣椒这种习惯中去寻找湖南人气质的根源。但这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以及在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湖南人根本就没有辣椒可吃。何况中国境内爱吃辣椒的除了湖南人以外，还大有人在，辣椒这种食物并没有使所有吃辣椒的中国人养成湖南人的这种气质。
湖南人之所以具有积极灵动的气质，还是因为促人成材的湖湘文化往他们的灵魂里注入了兴奋剂，在他们头上加了一道不许他们怠惰服输的紧箍咒。
北京大学的潘爱华教授是一位湖南人。他被评为“世界百位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物”。他是具有商业意识的科学家，又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他在几年时间里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他只用两年就获得生化博士学位。他没有做过商人，却使一个只有四十万元注册资金和几名兼职员工的小公司，在几年里发展为拥有数亿元资金的高科技企业集团。他接管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不到两年就让公司利润陡增十多倍，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基地，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他连绿卡都没有，却担任了美国赛若金有限公司的总裁。
潘爱华教授把他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归之于他是湖南人。他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人家创造机会他把握；还有一种是自己创造机会自己把握。我属于后者。我都是自己创造机会然后自己利用机会。我想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是湖南人，湖南人的性格就是遇到困难勇往直前。每次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就对自己说：‘没事的，肯定能做好。’然后每次我就很有信心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性格和方法。那种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危机变成良机、把挑战变成机遇、把压力变成动力的人一定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人属于开创型的人才。”
湖湘文化不仅给了湖南人奋发进取的精神，也教给了他们如何成材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这两句话本来就是湖南人的发明。
先说实事求是。早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岳麓书院的厅堂上，就在中国率先挂起了“实事求是”的大匾。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给这四个字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率先倡议中国共产党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如今，在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依然挂在最显赫的位置。实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的核心传统，也是湖湘文化为中华文明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湖南人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留下许多精彩的故事。这里介绍彭德怀在作战中实事求是打胜仗的一个事例。
在解放战争中，当蒋介石调集三十万精锐部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彭德怀指挥不足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兵团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的荒山秃岭中安然旅行，一度距离胡宗南部队的直线距离只有十二公里还能脱险，主要得益于彭德怀的作战。他的这位同乡肩负重任，引着胡宗南的军队在山沟里转，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时，便集中力量，吞掉胡宗南的整师整旅。彭德怀在战术上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打得非常出色，不负毛泽东的厚望。
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时，彭德怀指挥一个兵团在延安南线大战敌军。昆仑纵队撤出延安后，先由彭德怀率部拖住敌军。毛泽东对他说：“只要平均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三年不要，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派一个旅加一个团运动防御，节节阻击敌军，以赢得时间，掩护中共中央各机关安全转移，疏散群众。任务完成后，彭德怀便主动放弃延安。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他命令第一纵队的独立一旅只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延安西北节节抗击，制造主力向安塞地区撤退的迹象，以吸引进占延安后十分骄狂的国民党军队，同时部署六个旅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到了延安，认为彭德怀的部队不堪一击，已成“流寇”，急于寻找他的主力决战，进入了他的圈套。胡宗南的五个旅追向安塞，另一个旅向青化砭方向掩护侧翼。彭德怀到前线查看地形，部署主力埋伏在成榆公路两侧，布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部队埋伏了一天，未见敌军到来。第二天上午，国民党第三十一旅果然从延安沿咸榆公路北上，钻进了彭德怀预设的伏击圈。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击，仅用两个小时，全歼敌军两千九百人，取得了保卫陕北的第一捷。
胡宗南检讨青化砭失败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该路兵力过于单薄，疏于搜索，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于是改变战术，在南北长三十五公里、东西宽四十五公里的地面，以十个旅布成方阵，交替前进。他的部队间隙小，纵深大，解放军难于袭击。他望着八万人全副美式装备的整齐方阵，得意地扬起马鞭说：“彭德怀，你还敢来拈虎须吗？”
第三部分 怀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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