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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6-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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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轻武器一批。 1937年9月24日，孔祥熙和宋霭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一行人自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回国。在海上漂泊数日，终于到达马尼拉。回国日期屈指可数，突然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送来消息，说日军得知孔祥熙的行程，准备中途劫船。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霭龄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们紧急预订飞机转道香港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是硝烟弥漫，瓦砾成堆，且隆隆的枪炮声时有传来。吴淞口外悬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战舰一字排开，与孔祥熙出访时上海滩上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大相径庭。而此刻的宋霭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依偎着孔祥熙，望着不尽东逝的混浊江水一言不发。无须多说，他们一下子明白日军的占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几经辗转，孔祥熙终于回到南京，此时的南京已是一片混乱。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孔祥熙不能插手军事方面的事，但他很清楚，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在很多方面，宋霭龄与孔祥熙的想法存在着差异，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不谋而合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霭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 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孔祥熙大动脑筋，当然，他的努力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在做行政院长期间，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三出访欧美聚敛钱财（4）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1937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事件。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可以说这时的孔祥熙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当时的金融财经业。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绝招之一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财政赤字。孔祥熙曾扬扬得意地对宋霭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其中借债的办法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作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访欧美4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以及“赈济公债”等等。
在为蒋介石理财的过程中，孔祥熙还有一招那就是滥发钞票。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l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5年为10319亿。这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7倍的钞票。由于内忧外患，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谓是处在水深火热中了。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货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相脱离。
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为了慎重起见，孔祥熙当面向蒋介石汇报粮食问题，改革田赋。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他粮食455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4万担，1944年征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了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但是我们应该明了的是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4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来赚取其中丰厚的利润，而不是个人。这4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线生机，但由于它是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两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这4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就是在这12年中，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跻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无从知晓。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霭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3条渠道获得的。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蒋介石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1937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曰“公务需要”。而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三出访欧美聚敛钱财（5）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自家的账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自家的私人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意见相左的人，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作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告他的黑状后，十分生气，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账，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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