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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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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江青、张春桥为了在此次会上谋取更大的权力，怂恿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搞篡权活动”。而当时江青、张春桥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他们和王洪文、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在钓鱼台共同商议问题，然后让党内排名在周恩来之前的副主席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叙述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可斥之为心怀鬼胎，可斥之为暗中作祟，但却不能视为罪行。因为政治局委员们商议问题，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在组织上没有丝毫不合法理之处。如若这也算是罪行，则党内生活就无法进行了。
辩护组随即将这些认识，反映给“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采纳了律师们的意见，结果在开庭后，对姚文元做法庭调查时，就不再提在济南挑起武斗、为上海武装叛乱做舆论准备的问题。姚文元对此十分感激，因为当时他和陈伯达怕死心理反应得最明显，而上述罪名摊上其一，无疑向死神更贴近几分。关于“长沙告状”的指控，也在判决时取消了。
考虑林彪集团主犯犯罪的特殊因素，律师认为林集团主犯与“四人帮”不同／
李作鹏放林彪出逃有心，参与谋刺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无证
介入李作鹏案件后，张思之、苏惠渔通过翻阅大量的材料及和李本人的接触，感到被置于第二审判庭的几位将领罪犯，同“四人帮”及陈伯达等文职罪犯，有着较大的区别。他们都曾出生入死，留下过声威赫赫的战绩。
就李作鹏而言，他曾是东北战场上“硬”出名的勇将。辽沈战役期间，为了堵截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他率部下一个前卫营一天两夜急行２５０里，在北宁线同敌军遭遇接火。这时林彪、罗荣桓等来电，命其“继续前进，不要与敌人纠缠”。可李根据枪声，辨出敌军是正规部队，随即回电“敌情严重，不能继续前进”。不久真相查明，廖耀湘已改变南逃计划，决定东退沈阳，李作鹏占据的地方，正是廖军必经之地。他一摔大衣，投入战斗，廖耀湘军团被全歼，他功不可没。
然而这批将领均在特定的环境中，因私欲恶性膨胀，堕落成祸国乱军的罪犯。但他们犯罪的过程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他们追随的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林不具备这样一个特殊身份，他们不一定跟着走得那样远，陷得如此深，李作鹏也不例外。
在起诉书第１８、第３２条，指控李作鹏犯有诬陷总参谋长罗瑞卿，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罪行。但忽略了李作鹏罪行是经林彪授意和督促后犯下的。林彪突然发难要置罗瑞卿于死地前，一再命秘书和叶群打电话给李作鹏，叶群露骨地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他揭发。李遂找王宏坤、张秀川整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１９６７年初春，林彪亲自找李作鹏，说要搞一个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东西，指示李提供海军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点了苏振华等人的名，明确“要采取列举事实的办法”，“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李三天后把“卷”交给叶群，点了１２个人的名，使之遭受迫害。而从这以后，李作鹏陆续点了更多的人，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
以上罪责李作鹏无可推卸，需加以甄别的是他并非主动犯罪，而是追随犯罪。在李的罪责中，取证最多的，是篡改周恩来指令，使林彪乘机从山海关机场出逃。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周恩来得知２５６专机被秘密调往山海关后，立即要李作鹏向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下达命令：２５６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可李将此命令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９月１３日０时２０分，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发现异常情况，打电话给李作鹏，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竟要场站直接报告周恩来。后飞机强行起飞，已滑向跑道，赵雅辉副站长向李作鹏紧急报告，他回答：“就这样吧。”未予制止，致使林彪得以乘２５６专机出逃。
人证物证俱在，李作鹏有心放林彪出逃是显而易见、不容抵赖的。张思之、苏惠渔也认为此事如钉在板，没什么可辩的。但另外一些语涉李作鹏的指控，则证据明显不充分。例如１９７１年春，林立果根据与林彪的密谋，拟定了武装政变的方案。９月初，李作鹏将从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处得到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密报黄永胜。黄即转告林彪、叶群，促使他们“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经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李告黄南巡讲话，怀有促使林彪决心对毛泽东下手的动机，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李参与了杀害毛泽东的谋划及行动。因此一切与谋杀毛泽东相关的罪责，均无须李作鹏分担。
再如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指控，经调查，该阴谋在策划时，李作鹏毫无所知。决定实施时，其步骤是：由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林彪名义，电邀黄永胜去机场，再通过黄出面电告李作鹏等人到机场会齐，由江腾蛟、王飞等“裹挟”前往广州。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阴谋相关的人证物证，都证实李作鹏不曾与谋。
经核实、分析了大量案卷，张思之、苏惠渔将他们形成的上述见解，写进了辩护词。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5）
李作鹏表面托着《安娜？卡列尼娜》，
悄悄草拟长篇辩护词，然后缝在内衣口袋里／
审判时，他坚持要念辩护词，副审判长黄玉昆捏了一把汗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三点，特别法庭的审判开庭。随着法庭调查、法庭辩护的进程，两案被告的罪状逐渐清晰。除了张春桥死不开口，江青有时喧嚣狡辩外，其他被告面对确凿证据，基本认罪服罪；但有些被告对证据不充分，或他们自认为指控不当的罪责，还是极力辩解。李作鹏就是这“有些被告”之一。
因为李作鹏给山海关场站命令的记录，已被涂改，成为与周恩来命令相近的“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圆括号内为另加的文字，尖括号内为删去的文字虽然法庭方面说经鉴定涂改是李作鹏所为，但李坚持“有保留地承认篡改了周总理的指示”。
张思之、苏惠渔为李作鹏进行辩护，除了以事实和分析对某些涉及李作鹏的指控，要求准确地判断和限定罪责外，还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李的历史和认罪态度的转变，从轻发落。
其他律师，亦根据证据及合理推断，为各自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当检察官认定吴法宪将空军大权交与林立果，使其利用特权在空军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吴法宪的辩护人马克昌、周亨元，要求吴复述“交权”的动机。最初没人对这一要求的微妙有所反应。等吴强调交权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林立果利用他授予的权力所搞的阴谋均不知晓时，人们才感到律师的机敏，原指控吴法宪对林立果利用职权准备武装政变应承担直接的罪责，因此被脱掉了。
然而也有个别专业功底深厚的老学者，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法庭辩护的临场经验，在最初的法庭调查和辩护阶段不太适应，出现了辩护人角色的错位，在法庭上对被告比审判官、检察官还严厉，没有全力维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却时常将被告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
尽管他是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辩护组负责人和组员们还是认真地指出了他的问题。看到老先生为自己的失当伤心落泪时，辩护组的同仁也有点于心不忍，但法律不承认感情，原则不容人礼让。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经同仁的帮助，本人的逐渐适应，最终还是较好地履行了辩护人的职责，依然赢得同仁们的敬重。
开庭以后，不到庭时的李作鹏表面上总托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但看守的人员还是发现，背着人的时候，他在悄悄地写长篇辩护词。法庭方面得知此讯后，不免有些紧张，生怕他的长篇辩护词中有泄密，或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形象的出格内容。
负责林彪集团主犯审判的副审判长黄玉昆，找到张思之，希望他以辩护人的身份，设法掌握李作鹏辩护词的内容。提出这种要求，严格地说是不符合法律条文的，但从保守国家机密，不使法庭上出现有损国家利益的情形考虑，张思之同意设法了解辩护词的内容。
张思之同李作鹏见面时，没说上几句，李就明白了张的意图。“我想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兜圈子了，直截了当地对李说，是否能让我看看他的辩护词，帮他顾问一下。李听后狡黠地朝我笑了笑，说：辩护词我写好了，已经缝在我的内衣口袋里了，没法取出来。我后来又试探了两次，李还是那句话。离开李作鹏处，我只好对黄玉昆表示无能为力。”
黄玉昆亲自出马见李作鹏，当时李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黄对李说：“你的身体不好，辩护词就不一定非要在法庭上念了，直接交给我们，效果是一样的。”但李不同意。法庭方面怀着惴惴不安的忧虑，迎来了李作鹏宣读辩护词的一天。开庭后，黄玉昆再次告诉李作鹏，可直接将辩护词交给法庭，李执意要自己念。
念着念着，李作鹏突然感到不适，医护人员随即进行护理。黄玉昆又一次劝李，注意身体，不必再念了，交书面辩护是一样的。但李作鹏坚持说：“我自己念，自己念。”还是自己念完了。在这个过程中，黄玉昆手心真是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作鹏的辩护词中，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内容，法庭方面这才把久悬的心放了下来。
我想请张先生对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
可他总是微微一笑／关于谁怕谁的辩论／
王海容要唐闻生瞪江青……所有的人都有些准备不足
作为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除了为李作鹏辩护外，不是他担任辩护的审理过程，也要给予关注，特别是对他差点为之辩护的江青的审理，即便不能到场，也仔细观看了录像。所以我总想从他那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包括当年不曾透露而现今已不必保密的真相，作为辩护人当时感受最深的场面，一些至今不失警示意义的情节，以及对整个审判或某些微观环节的客观评价等等，哪怕能对我掌握的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也好。
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律师，他内心能迅速经法理尺度衡量得出的评价，以及对细节甚至有些小题大做的关注，并不轻易吐露。对我的刨根问底，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是否定，是赞同，是认可，只有我自己去琢磨，当然如果我将之付诸文字，责任也必须由我负。但当张先生把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主要案件爬梳整理，而后随手写下的感叹给我阅读了之后，我感到了他对我这个晚辈的真诚，以及他的人格力量。
“为了这次采访，我看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许多人。我听说在一次审理江青案时，她攻击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在制止时说：‘江青，你这个反革命罪犯，应该惧怕我们’‘嗯﹖’江青一下没反应过来。‘是的，你怕我们。’曾汉周斩钉截铁。江青反应过来了：‘我怕你﹖哼，你怕我”不，你怕我’曾汉周很想在气势上压倒江青。结果两人在法庭上‘你怕我’了十余个来回。这时江青突然冷笑了几声：‘我会怕你﹖笑话。你问问坐在你边上的江华，我怕过谁﹖’曾汉周此时感到：江青的气焰，不是靠这种争辩能压垮的。在短暂的僵滞后，转移了话题。这种场面的出现，有点失水准吧﹖”
“那时刚刚重建法制，就碰上这么大、这么棘手的案子，所有的人都缺乏准备。”十余年过去了，张先生语涉往事心平气和。“的确，有些知情人告诉我，虽说案子审不审、怎样审酝酿了较长时间，可宣布公审后，许多准备都显得十分仓促。例如法庭布置：庭长、审判方、检察方都坐在台正中央，辩护人、书记员分坐在台前的两边，这种布置真有点史无前例。据说事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查阅了国际上的有关资料，认为如此布置不当，可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法庭，依然如故。您知道其中的内情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中间的内情，但这种法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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