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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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关系一波三折，这使得70年代就促成“耶鲁大学教授代表团”访华、发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先轫的赵浩生分外焦虑。　　　　
　　　　他有感于美国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的歪曲报道，而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故每在来华期间，便竭尽所思，先后写了《如何向美国新闻媒体做工作》、《说“游说”》诸文，介绍了西方媒体的权威中心、旨趣倾向、运作方式，游说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作用、成功的实例……这几年，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以求美中关系尽早踅出低谷。　　　　
　　　　1994年孟春，我们见面闲谈时，我把话题引到了40年代，想听他讲讲在重庆当记者的旧事，他与当时中共新闻工作者的交往。谁知没说上几句，他突然感叹起来：“中共刚刚进入延安的时候，人不过数千，困厄重重，但宣传工作却做得那么出色。到处都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和那总能唤起民心共鸣的主张。”　　　　
　　　　“那时中共的领袖群里，不乏挥洒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有一批优秀的宣传家。更难能的是，他们神差般地使社会传媒发出同情中共的声音，吸引国外一些大牌记者前往中共根据地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道。”我的思绪顺着他的话头延展。　　　　
　　　　“今天的中共远比延安时期强大，国家的进步和昌盛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赵先生原意并不在追溯，而在对比。我当时对他突发这一番感叹，并未做更多的深思。　　　　
　　　　1995初春，赵浩生先生约我齐聚在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家中。他和柴大使从他们在美国相识的往事，在驻美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盛大招待会上的匆匆重逢谈着谈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改善美中关系上来了。　　　　
　　　　赵浩生说：“柴大使在美多年，在美国各界都结识了一些朋友；继您之后的章文晋大使，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你们应该动员这些老朋友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多做些工作。”　　　　
　　　　“我从外交部退下来后，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我和几位老人发起组织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些力。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前旧金山市市长来华访问，我还和她谈了转圜美中关系之事。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她的前任遇刺身亡，她于匆忙中就职，我是第一个同她会面、致哀、道贺的外国使节。”致癌　　　　
　　　　“这位女士我知道，她对中国非常友好，她访华返美后，在演说中客观地叙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澄清一些在美国流传的谬说十分有益，只是美国会中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结交一些这样的朋友，特别是要注意结交一些新的、有影响的朋友，不能老是基辛格。中、美以及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美对抗，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不利。像柴先生这样的资深外交家，在扭转这不利势头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我很愿意与您共同为之努力。”赵先生滔滔不绝，直到他要赴另外一个约会而不得不离开柴府。　　　　
　　　　这一年秋季，他把世界上每生产6吨纸浆就有其1吨的世界纸浆大王兰迪戈，邀请到了中国的辽宁省，与当地合资兴建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从辽宁一回京，他便匆匆约我到他下榻的饭店，将他刚刚写就的、准备呈中共领导人的《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给我过目。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5）

　　　　在我看文章的时候，赵先生忍不住说道：“在美国，我每天早晨从广播、电视、报纸上听到看到的，只要是涉及中国，就是人权问题、贸易倾销问题、出售武器和核扩散问题、西藏问题、产权侵害问题等等，一片指责之声。听到看到这些与实情不符的报道铺天盖地，我心里那个着急呀！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不排除美国有关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正面报道的‘封杀’，但全力以赴地设法打开更多的、非官方的渠道，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扭转视听并非不可能。不然，中国政府涵养总是那么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外国大众就会以为报道的是事实，你在默认。”　　　　
　　　　《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对台湾何以使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和媒体为其张目，列举了其“公关”的情况并加以剖析；并就中国如何对美“公关”，对象和方法，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读着这篇文字，可以感到赵先生那爱国之情的灼热。显然，他对此已思忖良久，洋洋数千言条理清晰，怪不得一年半前他突然感叹起中共的宣传工作。　　　　
　　　　“由您做这番进言是太合适了。”我的情绪也被赵先生的文章调动起来：“从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看，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尖锐冲突外，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也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民族，这两大民族若由误解导致仇视，将是世界的悲哀。最近大陆畅销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以为中国政府对‘说不’历来掌握得很有分寸；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和平与沟通，使相互说不变成历史。”　　　　
　　　　“你这个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的说法，太精彩了，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被强迫说英语的强烈刺激　　　　
　　　　当历史的时针从1995向1996、1997跃动之际，全世界的眼睛都转向了东方，它们都在关注、等待着无疑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来临的那一刻。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英国治下有150年左右历史的香港回归中国，时时牵挂着祖国的赵先生，自然更不可能在此刻袖手壁上。　　　　
　　　　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顺畅，自1989年秋后，英伦称盛的迷雾更频频飘来，记得是1992年我即请赵先生对此稍加评议。赵先生说“香港的问题，九九归一，还是经济。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然而”，赵先生话头一转：“有意思的是，解决问题的玄机，依旧是经济。近几年亚太经济为世界看好，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又列亚太前沿，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经济就是这样互为因果，只有向哪里投入，才能向哪里赚取。正因为如此，美国虽总有人发出制裁中国的不谐之音，但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取向，却没有动摇。谁要是一想到中国那无比广阔的市场，投资后的可观前景，谁就不可能长久地坚守敌视中国的政策。”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但是殖民的历史，终归是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了。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在退出受控地区前，蓄意挑起纠纷、制造麻烦，只会遗患于该地区，却绝不可能给企图混水摸鱼的纠纷和麻烦的制造者，带来丝毫的好处。　　　　
　　　　“风物长宜放眼量。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但若从长远的观点看，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就可能求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也比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英国在香港有经济利益，在回归问题上合作得好，这些利益就容易保持，这是大概是长计。”　　　　
　　　　在等待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和赵先生见面交谈的时候，香港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在30年间屡屡置身港岛的赵浩生，对香港有叙不尽的历历往事和感慨，我随即将之一点点记录了下来。　　　　
　　　　1966年，身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第一次踏上本属于中国，却由英国人统治了百余年的岛屿。他没有想到，在这个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居多的岛屿，他却被迫讲英语。　　　　
　　　　“被迫讲英语，并不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而是因为我发现，在香港英语被认为是上等人的语言。不会讲广东话，我只感到抱歉；而为了我的工作与上层人物交往，被迫说英语，使我深受刺激。”　　　　
　　　　赵先生那次去香港，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一切食宿行事宜的。也许是为了获取较高的佣金，旅行社把他安排在一家豪华的酒店。下飞机即被接进酒店歇息，一夜无话。孰料翌日清早到用早餐时，酒店餐厅的侍者竟先侍候后到的白人，把赵浩生这位先来的付了同等金额的东方人，晾在一边。这种明目张胆种族歧视，给赵浩生的印象恶劣至极。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从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开始统治时代起，就被用作发展商贸的基地。但当时的商贸，只是炮舰商贸，独占商贸，强取豪夺的商贸，是以贩卖鸦片为主的不光彩的商贸。”说着这些苍凉往事，赵先生颇动情感。　　　　
　　　　在儿子即将成年之际，赵先生曾带他去了一趟英国。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宫前观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儿子的目光除了被盛装马队、铜扣流苏吸引外，还常常瞟向宫外明晃晃的镀金栏杆。赵先生触景生情，对儿子说：“你知道这金子是怎样得来的吗？那是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当时我的儿子对我的话懵里懵懂。”　　　　
　　　　如今，当国人满怀喜悦地翘首香港回归的时候，赵先生说：“想到这颗东方明珠更璀璨的未来，许多个人的恩恩怨怨，仿佛过眼云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了。”　　　　
　　　　　　　　　　
　　　　采访香港的三“T”/三个选修中国现代文学的香港学生/接连发生了几起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　　　　
　　　　就在赵浩生第一次到香港之际，正逢香港经济进入全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时代。记者的敏感，促使他对代表这种开拓力量的香港三大企业：航运、化工、纺织，进行了采访。　　　　
　　　　有意思的是当时香港这三大企业的领袖人物的英文名字，均以“T”字母打头：航运大王董浩云（TUNG）、塑料大王丁熊兆（TING）、纺织大王唐星海（TANG）。“那次，我走访了三‘T’。”赵先生说。　　　　
　　　　“三‘T’中的航运大王董浩云，和我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况下定交于日本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从几条破船发展成‘船王’的经历。他成功之道无他，就是讲信用，这是一笔无形却无价的财富。就凭‘董浩云’的一纸签名，日本最大的造船厂愿为他制造30万吨的大油轮；就凭‘董浩云’三个字，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愿和他签订10年的运油合同。”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6）

　　　　董浩云的事业以香港为基地，辐射出1100万吨的巨大船队，到世界各个港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而他的心、他的根，他的感情的最后寄托，还是在中国。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就反映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　　　　
　　　　“1973年，我第一次经香港赴中国内地时，住在董浩云的别墅里。分别前我们曾彻夜长谈，他忘情地吐露了他早晚也一定要回内地念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这样向我坦白地表明心迹，显露了他珍贵无比的爱国深情和友谊。”　　　　
　　　　在访问塑料大王丁熊兆以前，赵浩生和他素不相识，可自香港第一次见面后，他随即和丁成了纽约香港来往时必作欢聚的好朋友。　　　　
　　　　丁熊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在上海卓有声望的成功企业家了。到香港后，他在北角的一块空地上，重起炉灶成立开达公司，取“先开后达”佳意，从事塑料、五金、玩具、电池的生产。几经奋斗，他的产品在国际上开拓了大市场。　　　　
　　　　说来有趣，赵浩生对丁熊兆事业成功的敬重，是在孩提时代产生的。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赵浩生孩提时的最大奢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个电镀光亮的手电筒。赵浩生记得，当时手电筒和电池最流行的一种牌子，就是上海出产的、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他从心底敬重制造出这种牌子产品的中国人。　　　　
　　　　当赵浩生对丁熊兆采访，问起丁在上海从事何种制造业，而丁告诉赵他就是“大无畏”电筒及电池的制造者时，赵浩生顿时惊喜不已。而丁熊兆听了赵浩生孩提时的故事后，也像遇到知音般的兴奋。　　　　
　　　　后来，丁熊兆开创的事业，由他的两公子丁鹤寿、丁午寿兄弟大大地光大了局面，这其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到内地设厂，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丁家的企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力；丁氏兄弟，也成为香港企业界的栋梁，历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