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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0-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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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孔子施教的教材不外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不过，这用来教诲学生的“六艺”——前面已经说过——是经过孔子“删正”的。“删正”涉及校勘、编次甚至笔削，孔子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六艺”一个合于他的一以贯之之“道”的诠释方向。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 的“文章”和《论语》所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的“文”，可能指的就是这些被孔子“删正”后重新加以解释的古代文献。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说法，大体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但孔子为弟子们指点“六艺”之“文”是关联着学“文”的人的生命践履的，因此生命化了的“文”——而不是仅仅流于一种知识的“文”——往往与德行修养、人格品操的提高紧密结合着。他要求他的学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实际上，这要求中包含了“文、行、忠、信”四教，而且，很明显，“学文”是为了“行”，“行”即是孝弟（悌）、谨信、泛爱、亲仁，而这“行”正可以说是行“忠”、“信”或“忠”、“信”之行。孔子的教育是对人的真切生命的成全，是要受教育者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成为“可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这种“君子”或“志士”、“仁人”是“知言”、“知礼”、“知命”、“知道”之人，孔子为他所期待的学生们做了这样的人的最好的范本。颜渊称叹夫子之道说：“仰视夫子之道，这道愈益高不可及；钻研夫子之道，这道愈益坚不可入；恭敬地瞻视它，像是就在前方，忽然回头时，它仿佛又在后面。夫子诲人有方，循循善诱，使我博学于六艺之文，使我约束于人伦之礼，跟着他的指点走下去，即使想停下来也已经不可能了。竭尽了我的才力，趋向夫子卓然有所立之境，然而，即使自己一心想求达这样的境地，终究也还是做不到。” 子贡也这样赞誉他的老师：“夫子的不可企及，就像天那样不可借着阶梯攀升。夫子给予天下国家的，可以这样说，依他的指点去做，以礼立人人便无不立，以道引导人人便无不行，以仁政安抚人人便无不归附，以乐感动人人便无不和穆。这样的人，生，有其尊荣；死，会引起人们的哀痛。他怎么能是一般人所可企及的呢？” 从颜渊、子贡的这些话和《论语》中的诸多记载看，孔子施教于学固然多有言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不言中的身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施行的教育也可以称作是富于生命化的范本教育。
第四讲 墨 子墨子与《墨子》（一）
孔子身后，儒学遇到了它的第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墨子。墨子由倡导“兼相爱，交相利” ——以不分亲疏的互爱求取利人利我的互利——创立了墨家学派，这个学派很快就取得了与儒学一样的“显学”地位。早期杂家人物尸佼有过“墨子贵兼，孔子贵公”而二者“实一” （实际上是一回事）的说法，此后，《淮南子》又有另一种评说：“墨子学儒者之业， 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 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其实，就墨子常常援引《诗》、《书》 并盛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 而言，他的学说未必全然与“周道”相背，但就他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以至于鄙弃“礼”、“乐”而言，墨家的学说的确可寻缘到质朴、节俭的“夏政”。“兼”与“公”的相通和“夏政”与“周道”在礼乐上的歧异构成一种微妙的张力，只是在这种张力下，墨家相对于儒家才更深刻地显露出它的个性。当然，墨家学说的个性见之于《墨子》一书，也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地呈现于墨子本人的生命践履。因此，对于墨家我首先要讲的就是：
墨子与《墨子》
墨子名翟，《史记》中关于他的记述只有寥寥数语：墨翟，宋国大夫，善于设防御敌，主张俭朴节用；有人说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也有人说他生活的年代在孔子之后。 从先秦典籍所能提供的史料看，墨翟的先祖很可能是宋国人，他本人生于战国初年的鲁国。他做过宋国的大夫，游历过齐、卫、楚、越等国。《墨子》一书的《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记有他的若干故事，从这些故事可大略窥见他的生命情调和人格操守。
有一次，墨子到齐国游览，顺便拜访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见墨子风尘仆仆的样子就说：老朋友啊，当今天下已经没有人把“义”当作一回事了，唯独你还在那里为了“义”苦苦奔波，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墨子回答说：你说的这种情形，就像是有十个人要吃饭，九个人闲着不干活，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耕作，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想想看，那个干活的人难道不应该更勤苦地干吗？他要是也不干了，这么多人到哪里去找饭吃呢？当今天下没有什么人为“义”操心了，你应该鼓励我为了“义”继续干下去才对，怎么反倒劝阻我呢？
墨子让自己的弟子公尚过到越国去做官。公尚过用墨子的那些道理劝说越王，越王很高兴，就对公尚过说：你如果能让墨子到越国来为我出谋划策，我愿意把灭亡了的吴国的土地划出方圆五百里大的一块封给他。公尚过以为这对于越国和墨子来说都是件好事，就一口答应下来。于是，越王就派公尚过带了五十辆车到鲁国接墨子。公尚过对墨子说：我把您讲的那些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给越王听了，越王很高兴，他说您如果能到越国去为他出谋划策，他愿意把原来吴国的土地划出方圆五百里的一块封给您。墨子问公尚过：你看越王的志向如何？要是越王真能听进去我的这些话，愿意采用我提出的治国之道，那我就去，不过，一个人应该按自己的饭量吃饭，依照自己的身材穿衣，我把自己同越国的众多臣子比了比，觉得还是不宜接受那么大的封赏。况且，越王也许最终听不进我的那些话，不采用我的主张，如果是这样，我去了越国那不就等于出卖“义”而换取自己的富贵吗？要是“义”可以像物件一样称斤论两地出卖，我在鲁国早就那么做了，何必舍近求远到越国去呢？
这两个故事告诉人们，身处乱世的墨子对世人淡忘已久的“义”是多么地看重。在一个嗜欲放纵、弱肉强食的时代，他留下的是一种唯“义”是求的人生风范。当然他所说的“义”最终是落在“兼相爱，交相利”上的，不过在他这里，由“兼爱”而求互利并不掺杂个人的考虑或一己的私欲。孟子曾严词斥责墨子的“兼爱”主张无视父母的亲情（所谓“无父”），但他还是对这位墨学创始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的做法给予了相应的评价。同样，墨子所行之“义”也完全不同于老庄的自然之“道”，而庄子依然由衷地赞叹：墨子真是天下难得的好人啊，即使已经形容枯槁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实在称得上是一位才德之士了。
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一朝过世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把这样的教化推向社会是很难被一般人所接受的，但它毕竟在当时造就了一个极有宗教精神的团体。据说，在墨子周围，“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追随墨子的这些人是不主张侵扰、进犯别人的，但他们的确善于运用作战器械，精通防御战术。有一次，势力强大的楚国打算进攻同它相邻的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后，连忙让禽滑厘等三百墨家弟子去宋国布防，而他只身从鲁国匆匆赶到了楚国。他用道理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楚王说，你讲的道理都对，只是公输般为我打造了攻城用的云梯，要是不用，那就太可惜了。于是，墨子请求在楚王面前由他和公输般作一次进攻和防守的演示。他解下自己的腰带，围成一座城的样子，顺手捡起一根小棍当作武器，让公输般用他的攻城器械来进攻。结果，公输般连用多种攻城器械都被墨子打败了。这时，公输般所设计的攻城器械都用完了，可墨子还有许多守御的方法没有使用呢。公输般有点沮丧，不过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你，我还是不说吧。”墨子接过他的话说：“我知道你想用什么法子对付我，我也还是不说吧！”楚王忍不住了，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回答他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想让你杀了我，杀了我，宋国的城就守不住了，你们就可以进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按我的吩咐，拿着守城的武器在宋国设了防，现在正等着楚寇的进犯呢。你即使杀了我，也夺不走我教给弟子的那些守城的办法。”楚王听了这一番话，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我看还是不要攻宋了吧！”这个故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历史事件，一下子不好确定，但没有问题的是，它告诉我们，墨子可能是工匠出身，他的手艺和设计上的创意至少不在公输般——被后世的工匠尊为“祖师”而称作鲁班的人——之下。
第四讲 墨 子墨子与《墨子》（二）
另外，墨子显然是一个擅长言辩的人。一次，他到北方的齐国去，途中遇到一位由观测天象变化而预断人事吉凶的人，那时人们把这种人称为“日者”。日者对他说，今天是壬癸日，是天帝杀黑龙于北方的日子，你的脸色发黑，不宜北去。墨子没有听他的话，继续向北，结果淄水泛滥，无法渡河，只好返回。日者自诩有先见之明，于是墨子就以肤色白的人照样无法渡河为理由同他辩论了起来。墨子说，这种借天象变化定出种种忌讳不让天下人正常外出旅行的做法，是“围心而虚天下”——囚困人的心思，让天下可走的路空在那里。随后，他声称：以你的那些话来非难我说的这些道理，那是以卵击石，穷尽天下的卵，石仍然是石，不会有半点毁坏。 可见，墨子与人辩论，不仅信念坚定，慎于逻辑和措辞，而且气势夺人，分毫不让。相比之下，老子、孔子要含蓄、从容得多，墨子出于救世的急切，放言立论总不免咄咄逼人。老子因“道隐无名”而主张“行不言之教”，孔子也认为微妙的“性与天道”只能“默而识之”，“默”和“不言”不可能引发论战，真正说来，先秦时代的论辩之风是发端于墨子的。重论辩必然重逻辑，墨家后学在逻辑研究上的自觉同墨子立论往往取辩难的方式有着深刻的关联。
同孔子、老子一样，墨子并不看重文字。尽管他不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而是主张“述”而又“作”——“述”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善的东西，“作”那些在当今之世体会到的善的东西 ，但他也只是把“述”和“作”局限在口头讲授上，尚不曾留下亲手撰写的简札。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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