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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三兄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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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李达见林育英态度很坚决，便不作声了。
在誓师大会上，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授予一二九师指战员“红军十年纪念章”。
这次大会虽是在雨中进行，因准备周到，程序紧凑，指战员情绪高昂，会议开得极为成功。
誓师大会后，部队一边学习，一边整训，为开赴抗日第一线作准备。
林育英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时，还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一二九师未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就在考虑如何以“抗日”为幌子，消灭这支他不喜欢的人民武装。因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控制的地区已连成一片，队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八路军有所发展，蒋介石心里颇不舒服。
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蒋介石以“作战需要”为名，要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一二九师。蒋介石为达到这一目的，特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有些旧关系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去一二九师师部找刘伯承。
乔茂才到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不在师部，林育英接待了他。林育英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借刀杀人计”。为使刘伯承避开乔茂才，林育英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叫他不要回师部。另派一个人应付乔茂才。刘伯承觉得林育英这个建议好，一连几天未回师部。
林育英觉得李达做这事合适，马上派人将李达请来。
李达不知政委通知他来有何事，一坐下就问：“政委找我有急事吧？”
林育英将找他的意图讲了一遍，然后对他说：“你这次是代表刘师长接待乔茂才，既要对他热情，又要使他的目的落空。”
李达当即答道：“我一定将这件事应付得很体面。”
李达很机灵。他与乔茂才接触时，十分巧妙地应付了乔茂才提出的各种要求，并一再向他指出：不通过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来师部直接调军队，是违反按系统指挥军队惯例的，没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我们部队不会移动。
乔茂才在一二九师师部期间，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乔茂才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在一二九师师部闲得无聊，自行离开了部队。
据说，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回到重庆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林育英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林育英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林育英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林育英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师。
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对林育英在一二九师的工作，李达将军在《发扬老前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一文中，作了如下回忆和评价：
张浩（即林育英）在129师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调回中央。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当时正是我党我军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由反“围剿”变为抗日，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新任务，这需要强有力地引导和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张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适应了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张浩同志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坚决和认真的，因而对一二九师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作风建设贡献很大，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5节 呕心沥血育人才
1938年1月，林育英回到延安。
党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可他闲不住，休息了几天后，三番两次地跑去找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求中央再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他还几次对毛泽东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能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也很短。为革命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好的疗养。我想乘自己能动的时机，多为党做点工
作，而且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希望中央满足我的这一要求。”
毛泽东被他的忘我精神所感动，答应尽快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再通知他。
不久，党中央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他本人的要求，决定他一面治病，一面负责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那时，日军侵占了中国许多城市和主要铁路线，破坏了中国的许多工厂、矿山，造成了100多万工人失业，还使难以数计的工人衣食无着，流浪四方。为了将失业、流浪的工人吸收到抗战队伍中来，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办一所大规模的工人学校，以增加我党的工人成分，培养造就一批工人干部。
后来，党中央又考虑到在西安旁边办工人学校目标过大，国民党也不会同意，决定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安吴堡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的名义，成立一个职工大队。
3月中旬，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成立，由林育英任队长，曹瑛任教导员。
职工大队的训练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学员进行各种最低限度的革命理论知识和战时军事教育，将他们培养成能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战救亡工作的人才。安吴堡有慈禧太后的一个行宫，里面的面积较大，能容纳数千人，而且大树参天，石碑林立，又非常隐蔽，很适合办职工大队。
职工大队名义上属于青训班，实际上是独立的。
职工大队筹建之初，只有一个大队的学员。随后，学员迅速增加到450多人。人员多了，不易管理，大队决定将学员分成4个中队。
那时，职工大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队办得很艰难。原职工大队教导员曹瑛在全国总工会举行的“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同志座谈会”上，讲到林育英当时办职工大队的情景时说：“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不像现在办学校那样正规。学员睡觉没有床，连木板也没有，铺一点干草，睡在地上。上课没有课本，记笔记的纸也很少，每个人只发小小的几张很薄的有光纸，一支小铅笔。张浩（即林育英）同志和我们干部学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当时，张浩同志和我住在很小的钟楼和鼓楼上。钟楼和鼓楼的地板已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小心翼翼，不然就要踩个大窟隆，人就会掉下去。那时生活虽然很苦，但艰苦的环境也锻炼人，我们在组织学员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很注意培养学员的艰苦奋斗精神。如在云阳镇时，发动学员自己动手，把环境收拾得焕然一新。到安吴堡后，张浩同志又和我们带领学员填平操场，修整马路，改造环境，还组织学员参加农村生产劳动，帮助周围群众收割麦子，并发挥工人的作用，为整个青训班修理房屋和用具等，把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
1994年11月1日，笔者为写此书，在北京采访了林育英长子、原《红旗》杂志社顾问、离休老干部林肖硖同志。林肖硖谈到他父亲当年办职工大队一事时说：
我的父亲是个品格高尚、不计任何个人得失的人。他那时是为数很少的中央候补委员，因伤病从一二九师政委岗位上退下来后，本应养伤休息，他却坐不住，非要找事情干，而且干的职工大队、工人学校的级别比他原任职位要低得多。当时，职工大队、工人学校的上级主管单位的负责人见他资格老、地位高，感到不好领导。他却不讲这些，主动要求主管单位来领导。使上级主管单位的领导很受感动。他只顾干事业，不讲地位、面子的品德，深受大家的尊敬和赞扬。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6节 以理服人平事态
林育英回到延安不到一年，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抗议大队负责人的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39年初，第二大队五队一个学员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不遵守校规和队里的纪律，自由散漫，经常无故离队外出。五队队长、指导员多次找这个学员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做一个好学员。队长、指导员还对他讲，如果再不改正错误，将是很
危险的。
队长、指导员虽找他谈了多次话，他没有听，也不改正，仍我行我素。
队领导见难以做好他的工作，便向二大队大队长罗华生作了汇报，请罗华生指示如何处理这件事。
罗华生参加革命较早，是我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战斗英雄。长征途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争夺泸定桥时，他果断指挥，英勇作战，以极快的速度夺取了泸定桥，为革命立了大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调到抗大二大队担任队长。这时，他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工作却做得十分出色。他性格直爽，说话简练，处理问题也很果断。
罗华生听了五队队长、指导员的情况汇报，很气愤，马上表态说：“你们找他谈了多次话，工作已做到了家。他听不进，那就将他开除出抗大，并送离延安。”
罗华生的意见，马上在二大队传开了。
第一队的学员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他们大多是从白区调来的，文化程度较高，又有较深的资历。他们一听说大队长表态要开除不遵守校规的学员，觉得不妥，并为这事议论纷纷。他们的理由是：国统区的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吃尽千辛万苦到延安来参加革命，是很不容易的，对青年学员的缺点、错误，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应将人一棍子打死。
起初，一队的学员只是在小范围议论，后来，他们见二大队领导人没有改变原决定的想法，声言要举行罢课，并派代表去各队串连，请其他各队也参加罢课活动，直到二大队队长罗华生改变原来的决定，继续让那个违反校规的队员在抗大学习为止。
第一队队长曹慕尧被学员们逼得左右为难。
为了妥善处理这个矛盾，他决定与大队长罗华生交换一下意见，并向他请示如何消除大家的不满情绪。哪知，曹慕尧向罗华生一谈完这件事，罗华生就发脾气说：“我们是革命队伍，不是菜园门，必须有铁的纪律。我们的处理没有错，不能改。对那些闹事人员要严肃处理，对其中的主要煽动分子要从重惩处！”
曹慕尧见罗华生发了火，感到很不好办。
他心想：这次事件一边是领导，一边是自己管辖的学员，找大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另想办法。
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只有去找老领导林育英。林育英原任过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还在八路军中任过师政委，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一队学员中有许多原来是他的部下，对他较为尊敬。林育英如出面，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曹慕尧找到了林育英，并向他汇报了二大队发生的事情。
林育英听后，对曹慕尧说：“罗大队长要处理屡教不改的学员，没有什么错。学员要罢课抗议领导是不对的。他们把过去在白区同国民党作斗争的办法带到自己家里来了，这很不好。但是，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不能鲁莽，要疏导，要说服，不要压服。如果硬压，会使矛盾激化，把事情闹大。我虽然经常到抗大讲课，因中央没有要我管抗大方面的工作，由我出面去处理这件事不妥。你是不是去找一下抗大的领导，要求校领导出面处理此事。”
林育英的看法及点拨，使曹慕尧茅塞顿开。
曹慕尧根据林育英的意见，马上又去向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作了汇报，并向罗瑞卿转达了林育英的意见。罗瑞卿认为林育英的意见很正确，当即决定派抗大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志民、党务科长李逸民、训练部政治主任教员刘鼎到二大队作了专门调查，然后反复与学员们座谈，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终使一队学员放弃了罢课抗议的计划，并各自作了自我批评。1993年3月，曹慕尧在辽宁《党史纵横》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为他执拂——怀念张浩政委》一文中谈到这件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
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张浩（林育英）政委“要疏导，要说服，不要压服”的亲切话语，时常在我的耳畔响起，使人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7节 职工大队斗特务
职工大队办了一段时间，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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