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一 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报纸公布名单时，我是毫不知情的。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院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孙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不知道！”他才亲自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发表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有的同志问到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也不敢认准，甚至不敢点头。因为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同名同姓，如果有了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笑话，而且还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事端。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是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的。直到中央纪委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们才敢认真。　　1979年1月4日至22日，我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日晚，二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会，我谢绝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路。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卫的一个军官，“请问，这是京西宾馆吗？”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我说“来开会的”，然后萎萎缩缩地敬上了开会通知。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通知。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进入房间准备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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