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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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群众中；可能有些年轻工人来自一家钟表加工厂。他们用一只画笔沾了镭和钍；描绘钟表面的数字。他们习惯用舌头把画笔吮尖。大部分工人几年之内就死于咽喉癌。到1924年；才由一位纽约的牙医师发现此病的原因；但是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已经太迟了。　　　　
　　　　　　　　我们现在知道；镭和其他放射性金属虽能摧毁癌细胞；却也能致癌；因为它们同样伤害正常细胞。可是在1921年；还没有人体认到这份危险。　　　　
　　　　50公斤重的盒子和1克镭蜜西请医生给玛丽检查身体；查出她有低血压；要她多休息。其实在这趟访问中；更累的是那拖着一双短腿跟她东奔西跑的蜜西。　　　　
　　　　　　　　她和玛丽一样鞭策自己不肯稍　　　　
　　　　　　　　息；可是现在身体实在受不了　　　　
　　　　　　　　了。这一番劳累引起她的结核　　　　
　　　　　　　　病复发。　　　　
　　　　　　　　而玛丽；也差不多到了要在　　　　
　　　　　　　　欢迎的群众面前昏倒的地步。　　　　
　　　　　　　　一家报纸的标题上便这么　　　　
　　　　　　　　说：“太过热情！我们曾经差点　　　　
　　　　　　　　看杀霞飞元帅（Marshal　Joffre；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元帅）；　　　　
　　　　　　　　现在又要害死居里夫人吗？”不　　　　
　　　　过；得要说明；美国科学界可一点也不热情。　　　　
　　　　　　　　虽然在20世纪初期；美国科学界表现并不出色；战争引发的很多问题却带动了科学界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科学界有深远影响。1901年到1938年间；美国有12人获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等奖；1939到1976年间；却有88人获奖）。　　　　
　　　　　　　　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工作是靠私人基金资助的；卡内基和洛克斐勒是主要捐助人。居里夫人来美国干什么？来分食基金大饼。安德鲁·卡内基已经慷慨地帮了她很多忙。她拿回法国的愈多；美国科学界剩下的愈少。再说；这位女士10年来没什么成就；有什么理由为她大事喧哗？　　　　
　　　　　　　　有几所名校；包括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授予玛丽科学博士荣誉学位；但最古老也最傲慢的哈佛全无表示。哈佛物理系全员反对接纳玛丽；她的宿敌包特伍自是其中之一。包特伍从不讳言他认为玛丽在科学上既无价值；个性又极惹人厌。　　　　
　　　　　　　　不过；包特伍后来还是与她见面了。那是玛丽应美国化学学会之邀；花了两小时参观史龙实验室。这次会面；他发现她“动人”、“非常平易近人”。他好像到这时才发现她“对科学问题极感兴趣”。他过去所有的判断看来都不对了。　　　　
　　　　　　　　除了价值10万美元的镭之外；玛丽此行募集到价值22000美元的钍和其他稀有金属；还有52000美元的款项（捐款还源源而来）；外加各种仪器设备。居里实验室从此真的成了她梦寐以求的物理学与放射性研究的圣殿；足堪与其他国家的顶尖实验室媲美。又靠着蜜西以后几年的多方张罗；捐款持续不绝。总之；玛丽此行　　　　
　　　　大获全胜。　　　　
　　　　　　　　玛丽又口述自传（一本枯燥乏味的自传）；赚进5万美元的预付版税。蜜西答应她的事都做到了；而且还超出很多。　　　　
　　　　　　　　玛丽搭汽轮返法；在一群摄影记者的围观下；两个女人道别。玛丽轻声呢喃：“让我再看你一次；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　　　　
　　　　　　　　她美丽的灰眼睛；水晶体一天比一天黯淡；她相信自己不久就要瞎了。　　　　
　　　　　　　　玛丽和蜜西相拥而泣。　　　　
　　　　　　　　不过；7年后；这两个身体都很衰弱的女人还是在白宫重逢了；那是从另一位美国总统手中接受美国人民捐赠的又一克镭；是给波兰的。　　　　
　　　　　　　　蜜西此时已是《纽约前锋论坛报》星期增刊的总编辑；她患恶性肿瘤；曾接受实验性的放射线治疗。　　　　
　　　　　　　　玛丽则三度为白内障开刀；但她仍奔波访问荷兰、巴西、意大利、丹麦、捷克、西班牙、苏格兰和波兰等地。日内瓦更去了好几次；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赴比利时参加索尔未会议。　　　　
　　　　　　　　蜜西和玛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决不服输。1921年7月2日；居里夫人抵达巴黎。没有鲜花；没有镁光灯。等着她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实验室助理；他立刻接去了那宝贝镭盒子；另两位是记者；他们问居里夫人同样一个问题：“你对卡庞捷（法国拳击手）和邓普西（美国拳击手）之战的看法如何？”在美国临上船之前；记者是问她的也是这个问题。她枯涩地回答：“没　　　　
　　　　有意见。”　　　　
　　　　　　　　几年之后；她在柏林火车站巧遇邓普西；因而再度有机会比较两种不同类型的盛名。她写信给女儿：“月台上聚集的人围过来；向拳击手邓普西欢呼；他和我同一节车厢。他似乎很高兴。欢呼邓普西和欢呼我究竟有何不同？在我看来；不管欢呼的对象是谁；这种方式都不怎么值得赞赏。”　　　　
　　　　　　　　的确如此。不过玛丽又说：“我还是不太明白；怎样可以不把一个人和他所代表的理念混为一谈。”　　　　
　　　　　　　　她的余年多半用来呈现一种理念：科学是进步的惟一泉源。这份理念简单有力；但至今未获接受。


第六部　　雕像第二十一章

　　　　　　　　
　　　　玛丽在美国四处募捐之时；法国银行世家出身的艾德蒙·罗思蔡尔也开始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他拨出1000万法郎；奖励年轻的科学研究人员。后来郎之万的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学生；就靠此奖金进入居里实验室；开展他的研究生涯。他的名字叫朱立欧。　　　　
　　　　　　　　老慈善家想亲眼用显微镜看看所谓的“布朗运动”；皮兰便带他去看。　　　　
　　　　　　　　这时的皮兰红发已经转白；但他的热情有劲一如往昔。他领着罗思蔡尔一步一步登上位于梭尔邦顶楼的实验室；老慈善家不禁感慨：“科学在法国的处境显然很差。”他于是决定捐出5000万法郎；成立一所物理及化学生物研究所；由皮兰、迈耶和乌尔班（Georges　Urbain）分任所长。　　　　
　　　　　　　　波莱尔则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庞加莱数学及数学物理研究所”；波莱尔自任所长。　　　　
　　　　波莱尔和郎之万一样；常被友朋认为杂务太多；但他更进一步；竟然当选国民议会议员。他说他再也不要听人讨论高等数学；战后更远赴中国旅行。　　　　
　　　　他是1924年当选议员的；当选后；当然特别关注科学。他在国会发言指出；若无科学研究；哪来现代工业？那时潘勒韦已是众议院议长；赫里欧则任参议院议长；布鲁姆是社会党党魁。这几位当年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联手让国会通过征收工业税用以资助科学专业训练的法案。　　　　
　　　　次年；波莱尔当了海军部长；这时候；郎之万正卷入科学史上一次严重的争执。　　　　
　　　　从1909年起；他便在法兰西学院开“相对论”课程；并曾邀请爱因斯坦来演讲这个题目；但爱因斯坦因战争爆发而未成行。　　　　
　　　　战后郎之万重提邀请。此时广义相对论似乎已获证实；但大部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仍然顽固抗拒如郎之万所说的“开启一扇通往永恒的新窗”。1921年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时；评审委员提都没提“相对论”一词。　　　　
　　　　为了促使法国科学界认识爱因斯坦的新理论；郎之万径自邀请爱因斯坦来巴黎作一系列演讲。这是1922年；莱因河两岸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德国科学家迟至1927年；索尔未会议第三次召开时；才应邀参加此会。爱因斯坦虽曾于1923年接到邀请；但因比利时方面不准其他德国人参加；他也就拒绝出席。　　　　
　　　　　　　　18岁起便归化为瑞士公民的爱因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科学外并未积级参与其他活动。1914年；93位德国知识分子　　　　
　　　　（包括蒲朗克在内）曾联署发表一份“致文明世界书”；为德军侵犯比利时领土辩白；说德国如此做不过是要维护德国文化。　　　　
　　　　　　　　尼柯莱教授则起草了一份相对声明；呼吁各交战国的大学教授通力合作；保卫欧洲前途；还提议成立“欧洲联盟”。此声明由三人签署；爱因斯坦是其中之一。他和英国的罗素、法国的玛丽·居里等；都很惊讶于那么多素来笃信心灵最高价值的知识分子；竟然在转瞬间变成嗜血的人。　　　　
　　　　　　　　爱因斯坦接到郎之万的邀请时；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认为他该去；虽然如此一来他必定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他也成为法国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他们激烈抗议一个“德国犹太人”来巴黎；宣称要阻止他演讲。所以他第一次露面；在法兰西学院演讲；还劳动警方出动保护。便衣警察混杂在听众之间；听众当然包括玛丽、皮兰、波莱尔和潘勒韦等。爱因斯坦也向法国科学界作了几次学术演讲；并且在波莱尔家中会见了一些法国政界人物。离法返德之时；他觉得此行有助于国际间的和解。　　　　
　　　　　　　　但他返回柏林后；即得知民族主义者打算暗杀他；于是闭门不出。拉特瑙随之在6月间遭暗杀身亡。　　　　
　　　　　　　　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回请郎之万到柏林。两人参加了一项声援民主与和平的集会；但因担心民族主义者暗算；柏林市长不许他们发言。　　　　
　　　　　　　　爱因斯坦一生不热衷政治；郎之万却因提倡现代物理学之故；涉入政治愈来愈深。这也许与他两度落选科学院院士不无关系。　　　　
　　　　他是和平主义者；曾力促各国共同维护和平。外表看来仍像一位骑兵队长；素来想当演员的他；现在经常在各种场合演讲；很受欢迎。　　　　
　　　　　　　　1927年；郎之万主持巴黎第一届反法西斯大会；8000人到场参加。玛丽显然没有去。她坚持不参与政治自有其理由：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什么？郎之万说是人民的力量；玛丽却认为是科学的力量；而科学家要找出的正是这力量。我们训练出愈多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愈多人献身科学研究；便愈有助于社会进步。她对革命不存浪漫的幻想———这幻想早在她20岁时便破灭了。　　　　
　　　　她应西班牙政府之邀前去访问时；曾写信给伊雷娜说：“此地的人民热爱他们新建的共和国；看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真令人感动。我衷心盼望他们将来不要太失望。”　　　　
　　　　伊雷娜后来写道：“母亲没有活着看到法西斯主义者蹂躏西班牙；否则她一定会说法西斯主义者是罪人。但她会不会认为西班牙政府太宽待他们？我不知道。她一向反对为一时权宜；而违反重要原则。”　　　　
　　　　巍然不受任何人影响的她；却相信“是对的就该做；任何理由都不能改变”。她一生只签署了两份请愿书；第一份是我们谈过的英国妇女参政权请愿书；另一份是1927年的萨柯—万泽蒂案请愿书（Sacco　and　Vanzetti）。（注：萨柯和万泽蒂是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1921年被控杀害一位出纳员；虽无证据；仍被判处死刑。当时正值美国“恐共时期”；社会党指责陪审团是由于两人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将他们定罪。此案缠讼六年；引起全世界注意。法国知识　　　　
　　　　界介入此事；所争论者并非二人有罪与否；而是在此情况下应否判处死刑。1927年；两人终遭处死；美国民众为之震撼；有些自由派人士由此转而同情苏联；保守派人士则认为是既有秩序的一大胜利。）　　　　
　　　　　　　　她是心志极其坚定而又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肯支持郎之万的政治立场；却支持了皮兰；原因是皮兰为科学向这位老朋友求助。　　　　
　　　　　　　　皮兰说过：“生命短暂；一个人不可能打所有的战争。”他选择了打研究之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已爬到大学里的最高职位；又于192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是为了下一代；也为了祖国。有两件事让他忧虑。　　　　
　　　　　　　　第一；法国迄未接受现代物理学的洗礼；在欧洲科学界的地位落居第三甚至第四。　　　　
　　　　　　　　第二；皮兰认为法国有四分之三的科学人才凭空流失；年轻人不愿走学术研究这条路；因为收入太微薄。　　　　
　　　　　　　　皮兰在梭尔邦和政府方面都得不到声援；转而游说玛丽帮他的忙。玛丽这时形象愈来愈鲜明；“在外表与精神上都像一个苦行僧”。在她的协助下；皮兰终于争取到成立极其著名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他们对科学的信念；无疑是有其过分理想的一面。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稍减人类的痛苦；至少在那时还没有人提出来。　　　　
　　　　　　　　　　　　　
　　　　


第六部　　雕像第二十二章（1）

　　　　　　　　
　　　　玛丽从美国回来后；写信给布洛妮亚：　　　　
　　　　　　　　我这一生磨难太多；已经不觉其苦了。如今只有极大的灾难才能动摇我心。我学会了认命；努力在灰暗的日常生活里寻找一些小小的乐趣……　　　　
　　　　　　　　我告诉自己；可以建造房子、种树莳花；看着它们成长；其他的什么都不想。　　　　
　　　　　　　　我们的余日无多；何必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