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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甲申年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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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以后，我才发现在我的前面，前人的巨作太多太多了，他们的作品多得我听都听不过来，而且每一部都是名作，都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大才子创作出的大作品。放眼望去，举头一看，音乐界的巨匠，无论是交响乐、声乐，还是作曲家、演奏家，都是人才济济，哪里有我的立锥之地啊（笑）。我如果早知道那么多的好音乐都已经被人家写完了，那么多的巨匠、巨作已经把我眼前所有可以看得见的空间都占满了，我说什么也不敢选择这个职业，真的看不见我的成功之路在哪里。
也许有人以为，音乐不过是七个音符，但就是这七个音符，却不能创作出动人的作品来，这种痛苦是巨大的。我当时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创作的关键不在于才华，也不在于是否掌握了技巧，而是在于有没有真实的生活积淀，有没有想要表达的真挚情感。
生活从哪里来？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让我充分体会了人生百味、苦辣酸甜。“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音乐学院学习，我那时因为要留校一年搞创作，从1965年毕业就留到了1966年，这一年算是毕业实习。“文化大革命”一来，主事的领导都进了牛棚，没有人管我们，我就这样一直留在音乐学院，后来又下放到解放军农场，直到1973年才毕业分配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曾经狂热过，曾经非常热情地写过很多歌曲。也许有人记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有两首曲子是经常要播放的，就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一首曲子是军乐。这两首曲子就是我们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学集体创作的，我写的词，作为向黑线开火的炮弹，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3）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被隔离审查了，在我琴房窗外的大喇叭里就放着“向反动路线开火，开火”，我才突然明白是我自己在向我自己开炮。1968年我又到天津解放军农场呆了四年半，每天种水稻，其间又再一次被隔离审查。这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痛苦，有时候是痛不欲生。
有人说我的旋律很美，问我是怎么写的？我觉得很多这种美的旋律，恰好是在我最痛苦、最看不到光明、感觉眼前最黑暗的时候蕴育出来的，因为越是在那个时候对光明、对美好的渴望和追求，就越是热切、越是强烈、越是刻骨铭心。
这种巨大的痛苦使我反思很多。那时候我已经快30岁了，思索了很多人生、艺术的问题，我似乎懂得了一些最朴素的道理。有一次我被押着在月光下、在寒冷的北风中不许戴帽子，不许戴围脖，让我清醒、清醒，以便交代问题。在月光下我就想，如果有朝一日我还能再搞创作，还能由着我自己的想法去信马游疆，我一定会丢弃名利得失而把对人生的美好愿望，对自由生活的热烈向往都表达出来，歌颂自由自在的生活，赞美自由自在的劳动。这就是我在那时的感受和领悟。
过了而立之年，32岁的我回到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人生的生离死别，我的父亲自杀了，我家七口人流落在七个地方，一个幸福的家庭没有了。所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真的觉得充满了创作的冲动，想歌颂新的时代，感谢新的生活，同时要创造新生活，使生活更美好。我把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寄托在了像《太阳岛上》这样的作品里，我从心底里期待从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种创作的冲动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是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喷涌。
197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当时在录制车间下边有一个音乐工作室，我虽然是作曲的，但是因为我们进厂最晚，级别最低，所以我们把自己比喻为见习徒工。我记得是1978年时我接到任务，为记录片《三八女潜水工》写音乐。影片讲述的是海南岛的女潜海工人在海下种海菜的故事，应该说影片拍的很美，这些女潜海工人在水下的劳动也非常美，很像用高速摄影拍的慢动作，纪录女工们在水下游泳、种海菜、追逐海兔子等场景，像舞蹈一样曼妙、优美，海下的世界玲珑剔透，像童话的水晶世界。我写音乐时非常投入，特别想把我对美好生活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我不但写了音乐，还因为原解说词太长，完全没有给音乐展示的空间，就又用散文诗的风格重新改写了解说词，同时建议片子改名叫《潜海姑娘》。没有想到的是，总编室审查时竟然全都通过了。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还很受制约，我在《潜海姑娘》的影片音乐中使用了夏威夷电吉它。吉它这个乐器在“文革”中给人的印象是很不好的，那时的流行语是“土流氓玩刀子，洋流氓抱吉它”。我使用吉它不是想猎奇，而是因为水下清澈的、水面带有波纹的、涟漪荡漾的感觉，特别适合用吉它表现。然而音乐写出来了，我却找不到会弹吉它的人。后来是新影厂的一个老编辑给我介绍了吉它大师陈志，他现在带了很多学生并且得了许多奖项。当时的陈志因为在“文革”前教过吉它，而在街道上被打如另册，属于监管对象。他在建国门菜站工作，蹬着三轮车冬天送白菜，夏天卖豆腐。我请他弹琴时他把吉它翻找出来，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很大了，却不认识那个东西是吉它。陈志来新影厂录音的那天，录音棚被围观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是来听电吉它的，说明大家喜欢吉它。影片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听说南方有的电台，早晨开始曲是它，中午间奏曲是它，晚上的结束曲还是它。好吃不如勤换样，这么听不是要听烂了、听臭了吗？所以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没和谁过不去吧？为什么《潜海姑娘》这么跟我过不去呢？这不是明摆着要让人烦吗？
当时的人们在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没完没了的人际拼斗之后，人们的生活与美已经久违了，单调贫乏的生活需要美的音乐来抚慰。我是想用我的音乐去表达我对美的歌颂，因为人们需要美的享受、美的欣赏和美的向往，人们干涸了太久的心田，需要用美的甘泉来滋润。
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这种美的记忆。
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新影厂拍了一部《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记录像片。这个影片的音乐是由我们四位作曲一起创作的。当时我们非常清楚，“四人帮”是不想让这部片子公映。因为在片子送审的时候，让把所有哭的镜头都剪掉，因为“要化悲痛为力量”；这还不算，还要把所有总理生前和人民在一起时笑的镜头也剪掉，因为这是“悲哀的时刻怎么能有笑的镜头呢”。大家想想，在世的时候不让笑，去世之后不让哭，哪里还有可用的镜头呢。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4）
我们不但为影片写了音乐，而且还决定要开个追悼会，但是有上级通知说追悼会不能开，可是我们已经把布告贴出去了，就坚持要开。我们的一些老领导非常好心，在决定不让开追悼会的时候，就劝说我千万别犯错误。可是我真的想不通，毛主席都说了革命队伍里的人去世了，要开个追悼会，这算犯的什么错误？我说我没犯过错误，党不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嘛，这次你就让我犯一回错误吧，等开完追悼会，让我怎么改正，我就怎么改正。所以我就没有把追悼会的布告撕下来。和领导谈话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流着泪，顶着风，那天特别冷。我一回到家里就摊开总谱纸，披着厚厚的大衣，直到第二天窗外已经发白，写出了那段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音乐，就是从灵车出现一直到进入八宝山那一段路程的音乐，就是在那样的心情下写出来的。周恩来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可是纪录片却笑的镜头不让有、哭的镜头不让有，追悼会也不让开，我就是一定要把这种悲怆、愤懑的心绪写进这段音乐。
我们就是在明知“四人帮”不会让这部记录片问世的情况下，精心完成了音乐创作，并且同新影厂的同志们一起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制作。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这部影片才得以和全国人民见面，并受到了亿万人民的热烈欢迎。
现在把话拉回到《太阳岛上》，再谈创作与生活。
我确实是没有去过太阳岛，但是我心中憧憬的美好生活，比阳光还明亮，比浪花还绚丽。每一部饱含了深厚情感的作品，一定是历经丰富的生活体验，有时甚至是充满了磨难。在生活中要善于发现，在发现中去努力思索，然后用真诚的情感去创造美，体现美。
创作与生活既然如此紧密相连，那是不是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呢？不尽然。因为这里面还包括个人的趣味、经历、感情，个人的创作技巧和偏好，甚至和个性都有关系。现在常说“踏实做事，老实做人”，我觉得做人也同样是创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刚才，我讲了我创作的第一部电视片音乐是《哈尔滨的夏天》，非常高兴能留下两首好听的歌。尽管有遗憾，但是我也没法吃这个后悔药，好在感情是真挚的。下面，我和大家说说我创作的第一部电影音乐。
我的第一部电影音乐，是与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合作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那个时候我虽然写了一些作品，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涉及故事片电影音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我当然非常希望能够从事故事片电影的音乐创作。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
1980年初的一天，有人说北影厂的于洋想跟我合作，让我去一趟。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就去北影厂找到了于洋，那是我们的初次见面。他说准备与我合作一部电影，叫《戴手铐的旅客》，给我讲了故事梗概。并且说：我们寄希望于你，只许成功，不许成仁。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激励我，可是后来我一想，问题很严重啊，人家说“不成功便成仁”，我却成仁都不许，说句笑话，如果写不好我连死路都没有啊。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成功。
于洋：1930年生，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著名电影导演。
于是我就拿着剧本回家认真看，这一看，可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个片子描写的是一个老八路式的公安战士，在逆境中坚守岗位，不忘自己公安战士的职责，在自己被通缉的困境里，千里追逐坏人，是一个很主流、很有正义感的故事。而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电影是《大篷车》、《追捕》，流行音乐也刚刚兴起，最流行的是电子音乐、电吉它、电子琴。可是你怎么能够设想，让一个老八路式的公安战士，弹着吉它唱歌呢。还有人说，日本电影《追捕》就是讲被追的好人追坏人的故事，和这个电影的情节差不多，《追捕》里的那个“啦呀啦”的歌，就挺适合这部影片。
但是明摆着，这些都不合适。这部电影音乐的特点，一要讲祖国、讲人民、讲革命情操，二要不同于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比较洋气的旋律，而是要使用民族化的音乐元素，要用琵琶、二胡去表现，而不是吉它、电子琴。
基于这几个交叉点，我想这部电影不能按当时的流行时尚的风格去写。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我觉得应该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赶时髦，就不顾原则、不实事求是。
我当时约于洋1980年5月在皖町与他会面，交出完成的主题歌。但直到我上路前，也没能联系到剧本作者，歌词都没有，哪里有主题歌。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连词带曲一起写，而是我实在找不着人写词，于是就在途径昆明的时候写了《驼铃》，也就是“送战友，踏征程”这首词。写完以后，我把它念给正在昆明的、北影厂其它的一些摄制组的人听，他们说挺好，也挺真挚，就是有点儿土，有点儿不合时宜。我也觉得不无道理，可是我再三考虑，这部影片、这个故事、这个人物只能这样写，所以决定就这样儿，不改了。
那时从昆明到皖町，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我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座位上，一直在哼唱主题歌的曲子，一路上把嗓子都唱哑了。有时候我偶尔一回头，看见几十双疲惫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人家可能觉得这个人有毛病。
我是在想，应该用什么样的曲调来表达公安战士的情感。我看剧本、设身处地地想当事人的处境。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家，我朋友们的家。我知道有很多人和事，在这场浩劫中，是非被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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