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甲申年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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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强循环经济的宣传和教育，积极倡导绿色消费。　　　　
　　　　在经济、管理、环境专业高等教育中，设置循环经济相关课程，提高将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的循环经济认识水平，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活动，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和垃圾分类，使社会各阶层人群了解并认可循环经济，在生产中为发展循环经济贡献才智和力量，在生活中优先使用和采购再生利用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为这些产品培养稳定市场。　　　　
　　　　八，加强国际合作，追踪先进理论和科技。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金融、科研机构等在循环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发展环境贸易，追踪并学习其先进理论和科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并向其展示我们的成果，以期反馈，彼此联合起来为人类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努力。　　　　
　　　　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发达国家继之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重要途径。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经济，反映了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寻求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道路。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已经波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　　　　
　　　　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发展循环经济正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004。5。13　　　　
　　　　于中华文化学院教学楼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1）

　　　　王立平　　　　
　　　　王立平：1941年生，满族。国家一级作曲。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专职副主席、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各位朋友，到这里来演讲，对我来说具有很特殊的意义，10年前的1994年，我曾经在这里参加过学习，第二年我加入了民主党派，可以讲这是我人生的再一次选择，同时也是另一个起点。所以刚才一走进学院就觉得特别亲切。后来我又多次来学院参加过学习，也讲过课，但是今天我特别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参加的人不相同，不知道我应该如何讲才能满足每一位到会朋友的期望，或者说至少不使大家失望。所以我还是不用讲稿，讲点实话。　　　　
　　　　自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人们对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注，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很多人都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座的各位也同样对文化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思考。所以我今天就想以我自己所接触到的问题，以及在音乐创造中所进行的思考，给各位提供一点背景材料，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参照物或者说左证。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素材，希望这些素材可以供大家做一点借鉴。　　　　
　　　　说起音乐与生活的创作关系，这大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以为什么是生活呢？就是当他要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时，他就到农村去走一趟，回来以后这就叫有生活了。可是有的人去了一趟回来以后，照样还是没有写出来，或者是没有写好。那么生活与创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举个例子。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我写了《太阳岛上》这首歌，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因为歌里唱的很美好，人们就都去太阳岛观光。这一下出了问题，有的人回来以后埋怨说上了我的当，实际上没有我写的那样美，说受了我的骗。尤其是我摄影界的一些朋友，他们拿了相机，带了胶卷，却觉得没什么可拍，说是我的歌把他们骗去的。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跟人家解释：对不起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骗人，因为你们都去过太阳岛了，可我还没去过呢。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大家承认是好的作品，我作为创作者却没有去过，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我是怎么写的？是不是违背了先生活、后创作的原则？我自己的理解，是恰恰相反。我这次的创作具有特殊性，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在1979年9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我音乐学院时的同学、中央电视台的编辑胡小伟找到我，让我帮着改写、编配一部电视片的音乐。我说我正在写《大连漫游》，她说你那个先放一放，现在有一部片子叫《哈尔滨的夏天》，音乐编辑跟导演有些争执，片子的第一审音乐没有通过，音乐编辑却走了。可是距离1979年10月1日晚上播出已经没有几天了，而且电视节目报上也已经注销预告，但是节目却没有通过审查。这是急得火上房的事情，你要帮帮我，这里面有几首歌，不用太好，你能把它改得说的过去就行。我说那就试试看吧。　　　　
　　　　这时是星期六的下午，看过样片以后，我有多长的时间修改呢？星期天一天的时间，交稿时间是星期一早晨。我一看词要改，曲要改，虽然她说不必太好，能过得去就行，但是我一看更麻烦了：因为词改了以后再改曲，是很难的，改写还不如重写来得容易一些。词改动了以后，曲怎么可能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所以我改了词之后，接着又重新改曲。　　　　
　　　　星期一早晨我交稿，人家说行，挺好，但是还有一段呢？我一想忙晕头了，忘了还有一段，于是乎又回去接着写。　　　　
　　　　原来歌名叫《到太阳岛去》，我改成《太阳岛上》。第一段歌词改动之后，又重新写了第二段歌词。整体创作出来以后，进棚录音时非常仓促。那是我第一次与郑绪岚合作，之前我只听过她的录音，不认识人。录音时我连分谱都来不及写，只请了一把电吉它。后来有人说：你看这个歌多有特点，一把电吉它，一个电子琴。实话实说，不是我不想请乐队，而是我没有时间写配器分谱，也没有时间请乐队合练。就这样急匆匆地进了录音棚。　　　　　　
　　　　郑绪岚：歌曲《太阳岛上》的演唱者，从此走红流行歌坛，后演唱过电影《少林寺》插曲。　　　　
　　　　这是不是说，可以不体验生活、就可以搞创作呢？请让我还是以《太阳岛上》举例。　　　　
　　　　请大家回忆一下，“四人帮”当政的时候，实行的是文化专制。那时中国是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我曾经说我听电台广播，当然我夸张了一点，一打开电台，在唱“我家的”，换个台，唱“表叔”，再换个台，唱“数不”，再换个台，唱“清”，（笑）。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怎么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需求呢？艺术本来是以情感人的，就算是革命样板戏，革命的正气高万丈，革命的口号震天响，可总觉得缺少了一点情，一点人的正常感情。比如说在样板戏里，我找来找去不是单身汉就是寡妇，人与人只剩下革命关系了，终于阿庆嫂有了个有名有姓的丈夫叫阿庆，还不让他露面，编剧安排他到外头跑单帮去了（笑）。　　　　
　　　　这样的作品，缺乏人间的美好情感，而人们需要情感，呼唤美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重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面对希望，憧憬着自己的和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在那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该创作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2）

　　　　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进来了，流行歌曲也进来了。它曾经让我们的很多部门很紧张，开始收缴磁带。可是收缴磁带有用吗？我记得当时我虽然是个作曲家，可我家里却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磁带，倒是我在幼儿园的大女儿回家唱“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我问她：你哪里学的呀？她说：阿姨教的。　　　　
　　　　我们是音乐创作者，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心里的感觉沉沉的。我们都觉得应该写一点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国家迈入了奋进的年代，大家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流行进来的歌曲，并不能反映我们的精神面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作品来表达大家的理想、情感和愿望呢？词曲作家们都在思索。　　　　
　　　　应该讲，这个问题已经折磨我很长时间了。当我看到《太阳岛上》这首歌的时候，我仿佛可以感受到“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样一种昂扬的情绪，我觉得我酝酿了很久的创作冲动，变成了真正涌动着的创作欲望。可以讲，我是借着《太阳岛上》这个响亮的名字，来表达我对生活、对人生、对国家、对未来的一种希望。所以《太阳岛上》虽然只有一天多的创作时间，但是它的积累却是用了很长时间的，它的思考时间就更长，而且这个歌曲的创作根基，是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的。　　　　
　　　　但是我也有一些遗憾。比如说歌词里还是有一些象“同心干四化，风流人物多”这样带有口号性的、概念化的词句在里面，如果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歌词写得更加生活化、更有人情味。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唱到“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这一句时，因为它的音区比较宽，有的人就得换个调，甚至到那里咳嗽一下再唱，很难唱下去。我觉得非常歉疚，感到很对不起大家，因为当时我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歌会让大家唱得这么长久，要知道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都要减低两个音，让大家都能顺利地唱下来（笑）。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生活与艺术、与创作、与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在创作中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和更扎实的生活。应该坚信创作、艺术、音乐与生活是有着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的。　　　　
　　　　我是1954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开始学习音乐的。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那一年我有幸和10个小朋友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团出访匈牙利，回国时误了考期，音乐学院答应专门为我补考一次，按文件规定我是可以免试保送的，但因为是音乐专门学校，所以音乐课程不能免试。老师问我：你准备学什么专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我想糟糕了，因为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妈妈没告诉我要学习什么专业（笑）。于是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说：我想学习作曲指挥。老师一听就笑了：你才一年级呀（那时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年纪太小了，还不能学作曲指挥。如果你一定要学，建议你先学钢琴。我说：好，就先学习钢琴。我的同班同学中有盛中国，后来的插班生有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转来的殷承宗，还有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李淇，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是一帮很幸福的孩子。　　　　
　　　　盛中国：　1941年生，著名小提琴家。曾参加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获荣誉奖。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殷承宗：1941年生，著名钢琴家。曾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62年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曾参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等。后移居美国，现主要从事钢琴教育和演奏工作。　　　　
　　　　李淇：著名钢琴家。1964年参加艾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获第四名。曾任广州乐团副团长、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我中学是钢琴专业毕业。1960年到大学后，正式升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应该说我的基础比较好，学习也很努力，但是唯独“创作”这门功课，我始终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说实话，我学音乐没多久，就后悔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要当音乐家，但是当我终于进了中国最高的音乐艺术殿堂、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以后，我才发现在我的前面，前人的巨作太多太多了，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