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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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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南京第9节 最后搬到汉口路
上乘庵的房屋又小又热，遂由内侄林鼎敦促，搬到汉口路陶谷新村。此屋系金大农学院教授郝某私产，林鼎即农学院学生，由他介绍，迁入新屋，共有三楼，楼下三个房间，一是客厅，二是食堂，三是书斋。二楼除浴室外，亦有三间，三楼一间，但前后都是空地，故极凉快。楼下后面尚有三间，一间厨房，一间是男用人住的，一间是便所。民国二十四年，我由中华书局，购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由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部《九通》，开始编著《中国社会政治史》。我本来对于中国历史甚有兴趣，幼时读过历史之类的书不少，对于每朝大事，都能记得。我先作成每朝历史的目录，先看正史，搜集目录所需要之资料。我写文章固然很慢，而看书却是很快。中华出版之二十四史是线装的，每晚上床之后，必看一册，将所需要之处，用红笔作成记号，一史看完，就将有记号之处剪下，贴在卡片之上，而后再予分类。大率我所注意的是政治、社会、经济、土地、钱币、商业、水旱、物价、军事、地理、阶级（士人、农民）各种问题。先依正史，作成草稿，而后再看有关文献，将得到的其他资料插入其中，最后则删去重复，或对理由不大充分之处再加料说明。一朝历史完成之后，再依上述方法，叙述下一朝。第一册于三十三年在重庆出版。本来可以早点付梓，因为曾资生著有《中国政治制度史》，托舍弟师炯，要求我书慢点出版。曾君此时亦由我介绍在政校兼课，他是北大毕业生，他恐怕我书出版之后，可以妨害他书的销路。其实他所注意的是静态的政治制度，我所注意是动态的政治变迁。内容相同之点固然也有，而不相同之处更多。他既有此要求，我当然只有接受。盖他年龄比我少十数岁，与其阅者谓他抄我，不如谓我抄他，何况相同之处甚少，我既介绍他入政校教书，则慢点付梓，如果对他有利，我何乐而不为（其实，我老早就有讲义发给政校学生）。
我搬到汉口路之后，长儿即由大行宫小学转入汉口路小学。学校与吾家距离甚近。晚间请了一位老师督促小孩读书。老师姓陈，安徽人，抗战军兴，我家不知迁到那里，陈老师劝我先避到他的家里。过去的人都很讲交情的，与今日人心大不相同。
汉口路的房屋我甚满意，既幽静，又风凉，我买了许多家具，每层都装有火炉，火炉也是上好的，所以冬天也不觉寒冷，宅之后面有一草地，由林鼎请金大农学院工友清理，敷以短草，栽有许多美丽的花，每隔一星期，金大工友即来剪草一次。草地傍边有一条水门汀的小径，弯弯曲曲的通至前门，长儿及次儿常穿滑冰鞋，在小径滑来滑去。次儿喜欢冒险，跌了又滑，膝部跌伤出血，亦不告诉我们，因为恐怕我们禁止他们穿滑冰鞋。在这种环境之下，我是愿意长住陶谷新村的，那知这个时候，日本军阀惧中国之统一，而中日二次战争，似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部分 南京第10节 日本驻宁领事失踪
忘记了那一年的事，日本驻宁领事忽告失踪。失踪的原因何在，据报纸所载，夫妇感情甚好，生活状况亦佳，绝不会有自杀之事，而日本军阀则谓他给中国暴民暗杀，提出严酷的条件，谓日本此后应驻兵南京，以保护它的官员及侨民。中日两国的感情虽然日坏一日，然而暗杀领事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奇怪的谜，这个怪谜若不揭开，中日国交有破裂之虞。此时，警官学校校长谷正伦先生兼南京卫戍司令，发动许多军警，到处访查，不但人影不见，而尸首亦难发现。这位日本领事到那里去呢？民间传说，领事早已秘密回国，日本军阀要借此口实，提出苛酷条件。情形如此，谷正伦先生只有希望国父在天之灵，指示日本领事之行踪。五六天后，谷君赴中山陵，向国父灵前祷告。祷告既毕，行至门外，其亲护兵看见一匹鸽子，似已受伤，意欲往捕，鸽子半飞半走，走入森林之中，亲护兵跟着往追，到了森林之时，鸽子忽然不见，发现有一男子，眼神无光，状至疲倦，头发蓬蓬，而胡子亦长可一寸。最初还以为他是逃犯，既而发现他的脸孔非常的熟，似在报纸上已经看过。熟视良久，知道他的相貌与日本领事相同，即劝他走出森林，同到卫戍司令部。此人不会说中国话，只能笔谈。他说他对不起中华民国，他就是日本失踪的领事。一切困难忽然解决，后来日本公使谓其有神经病，引渡回国。大约回国之后，必处死刑。大率日本军阀命令该领事自杀，再假他杀之名，造成纠纷，以便进兵南京。日本领事失踪之事，想今日在台之人当能记得，而谷正伦先生祷告国父之事，知者未必甚多。当时我在警官学校兼课，故知之甚详。
第二部分 南京第11节 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考试院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受任为典试委员，我即请襄试委员开一次会，讨论命题，我以为第一次高考，题目太过偏僻。考试题目是叫考生答的，不是出题的人表示自己的学问，我希望偏僻的题目不要再出，考生答案须从普通学说，不能以考官自己特殊的见解，决定分数高低，与会的人都认为很对。
典试及襄试委员均须入闱，禁止出去，我们住在考试院内，晚间九时以后，常常集合闲谈，或在叶溯中住的房间，比赛将棋。我下得最坏，因为我不能长考虑，只能依直观的方法，随便移动棋子，而性又急，对方严守，我又冒险进攻，固然有时亦可以得到胜利，但十盘之中，必败九盘。下得最好的是李宣果先生（现在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我尚不知道李君是我的亲戚。此时有一襄试委员（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与李君对下，我们均在傍边观战，李君常胜，该委员不服气，要求再下。如此，连续下去，下到午夜，我们在傍边作无声的拉拉队。大家都希望李君获胜，因为李君获胜，我们可以再看一盘，李君不负众望，累战累胜，那位襄试委员则累北累战，有不胜不休之心，下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才行罢战。明晚再下，情形还是一样。
一天，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先生于午饭时，忽然宣布西安事变。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都觉沉重，是晚谁都没有闲情下棋，大家聚合，无非讨论西安事变。此时日本军阀因知中国将统一起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使中国无法统一，“一·二八上海事变”呢，“中日塘沽协定”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制造呢，层出不穷。
我记得抗战时期，梅仲协先生曾在政校纪念周，作了一次演讲，说明抗战以前，全国人民如何信任委员长。他说：“一天，邮差送信来了，我问他，中日战云日紧，你们的看法如何。该邮差说：‘老蒋自有办法，我们何必忧愁。’”
那知这个时期，竟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高考完毕，我们出闱之日，委员长尚在西安，一切游艺场均自动停止游乐。一夜我听见鞭炮之声，自远而近，连续不断，有二三小时之久，委员长由张学良护送返都。
然而因此，日本军阀怕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即以大陆政策为目标，其方法为： 先取韩国，次进满洲，以高屋建瓴之势，南压区夏。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他们看到委员长返都，他们怕了，遂于翌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急急发动“七七事变”，于是全面抗战开始，前此西南与西北尚不是完全服从中央，抗战开始，全国于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抗日了。这是日本军阀意料不到的事，结果，日军陷入泥滓之中，不能自拔。此际人民生活是极穷苦的，但是大家有信心，深信必能战胜日本。果然，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忽然胜利，我们老百姓一方欢愉，同时不免惊心。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2节 三上庐山
抗战开始之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我曾三次上了庐山。第一次是在暑假期间，接到通知，去参加庐山训练，与我同行的有刘振东、吴铸人两位先生。我们乘船，先到九江，次至庐山海会寺报到。我们是去工作么，是去受训么，完全不知道。住在海会寺一个宿舍之内，等了三天，没有消息。吴铸人君不知何往，我同刘君都觉得无聊之至。海会寺是在山脚，天气热极，而宿舍臭虫又多。我最怕臭虫，床上有一匹臭虫，就睡不着。第一夜过去了，第二夜刘君夜半醒来，看见我受了臭虫的扰，即对我说：“我这个床没有臭虫，我们交换一下。”交换之后，刘君又呼呼大睡，我仍觉得臭虫不少，快要睡了，这里痒，那里痒，还是睡不着。我很佩服刘君不怕臭虫，当时没有DDT，不怕臭虫，就是有福气。第三天，我们仍无工作，即通知有关机关，我们回到南京。
第二次上庐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要全面抗战了。委员长蒋公召集全国大学教授，在庐山开会。此会本来是由委员长亲自主持，因为军事吃紧，就派汪兆铭为代表。此际，政校教授应聘上山者，除我外，尚有数人，我们均住在旅馆之内，山上风景甚佳，路旁植有许多花草，至为美丽。会议是讨论对日政策，此非熟悉日本军备、列强态度、中国地理等各种情形，不能发表高明的意见。各教授对这问题大约是门外汉，他们讲演无非是慷慨悲歌之辞，虽然博得全场鼓掌，事实上没有内容。中国各种会议属于此种形式者甚多。会议预定三天（？），而时局紧张，北平各教授均欲回平，所以两天就见结束，我又同政校教授回到南京。
第三次是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庐山传习学舍上课之时，我也同薛伯康先生，由常德，渡洞庭湖，到汉口，至九江，而上庐山，我的家眷则留在常德胡善恒先生家里。在庐山时，我们仍坚守自己岗位，上课、下课，似忘记了战争之事。此时我与教育系主任汪典存君同住一室，他是苏州人，他说的国语最初我只听得三成，渐渐进步到五六成，五六成之后，就不进步，半懂半不懂。我的国语，想汪君也是半懂半不懂。时同事家眷搬到庐山者甚多，他们均劝我将家眷接来。我定下房子之后，打长途电话给我内子，叫她带两儿一女及厨子老嬷同来。他们到了九江之时，我同薛伯康君下山往接。此时庐山天气已经冷了。下午，我常同妻子游览风景，黄龙潭及乌龙潭是我们常到之处。我们有时登到高峰，看见山下日本飞机顺长江而飞。我们在上，敌机在下，小儿常拾起石头，向敌机扔去，那里扔得着呢。不久，庐山下雪了，早晨起来，看树叶都变成银花，别有一番风景，不是抗战，谁会在冬天上庐山赏雪。
我家眷上山之后，不及一月，敌军已沿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我记得政府任命唐生智坚守南京，唐生智最初是宣布以死报国，那知不及数天，唐生智并不死守，敌军似不甚费力地攻下南京。南京失守，政校又决定再迁。迁到那里？教员意见与总务主任吴挹峰之意见完全相反。吴先生要迁往昆明，教员只肯先迁湖南。一夜，教育长陈立夫先生上山来了，他与诸教员交换意见。在未交换以前，王凤喈、寿勉成两君与我商量，谓讨论时我们应极力反对迁往昆明。那知开会之时，寿勉成默不作声，只唯我与凤喈兄与吴挹峰君辩论。最后立夫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都采取中庸之道，现在我们先至长沙，到长沙后，看情况如何，再决定迁到那里。”经此次会议，我看破了寿勉成之为人。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3节 由南京到常德
话要倒回来一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回到南京，战事急转直下，变成全面抗战。老实说，这是我预料不到的。大约是八月吧，日机来炸南京，我家玻璃窗均贴以棉纸，盖恐玻璃粉碎，伤及人身。吴挹峰君告我，战事必定扩大，你的家眷须离开南京。搬到那里呢？上海战事甚见激烈，我们不能乘船回闽。我虽然摒挡行李，解散本地工人，即拉车的小周及收拾楼上房间的王嬷，每人多发三个月薪水，令他们赶快回乡，只留住福州带来的林厨子及看顾小孩的陈老嬷，因为他们也无法回闽之故。逃避战祸已经决定了，而目的地尚不知何处。此时胡善恒君来访了，他也是政大教授，与我感情甚好，他劝我避到常德，住在他的家里。决定之后，即托人买了船票，先赴汉口。上船之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幸有堂弟师炯及车夫小周等共同保护小孩，才得挤上轮船。师炯自己愿意暂留南京看家，车夫小周亦愿意代他煮饭。那天晚上听到船中广播，谓敌机在南京投下毒弹，我同内子极不安心，不知炯弟如何，拉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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