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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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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文化部招待所。”“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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