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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的徊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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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牧⒊ 坝一绷耍匾氖钦庑┐笈谱骷腋揪涂床黄鹉切┤耍衔欢醋鞯娜瞬荒芨缮嫘醋鳎馐恰拔逅摹蔽娜思涞囊桓霾怀晌牡墓呃Ｋ裕�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论战，也可视为各派作家为了维护自己创作方式的论争。左翼阵营并不是完全团结的，而当时其领导者也无暇有效地去控制文学。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浪漫之余（2）
就我个人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虽然很“左”，但教条的口味也不重，其中不乏可看的作品：张天翼和吴组缃都是倾“左”的，但他们的小说仍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因为他们擅用对话，在角色造型上也下过功夫，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能把自己的社会政治感情用艺术的意象表现出来；茅盾的早期作品，虽然在语言上不够精练，但也具有上述优点，不论是写“北伐”的《蚀》还是写农村的《春蚕》，都有一种象征意味甚浓的艺术“视界”。这一种技巧，可以说是“五四”个人主义用在写实小说上的“艺术结晶”，也是“五四”文学逐渐成熟的表现。
可惜的是，20世纪30年代小说的良好传统，并不能完全继续下去。1937年战火一起，炮声隆隆之下，一般作家当然没有情绪静心写作，东部的几个大都市相继失守，于是有的作家从城市逃到大后方，有的则到延安去“革命”，使得中国文学也起了一个大变化。虽然有些作家（如巴金）仍继续写小说，但由于宣传抗日的需要，话剧和浅显易诵的新诗，成了抗战初期文学的主流。时过境迁以后看这些作品，往往觉得太过感情行事，似乎非把观众感动得涕泗交零不可。除了少数作品外，抗战时期的文艺似乎不能与20世纪30年代的相比。（近来有一位美国学者冈恩［Edward Gunn］专门研究日据时代上海和北京的文学，他发现上海的戏剧非常蓬勃，特别是钱书夫人杨绛写的喜剧，在技巧上相当成熟。）
记得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一本论美国南北战争文学的巨著中说过：战乱时代的作品，往往都是带有煽动性的，或是半新闻报道性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非常罕见。笔者曾略览过几篇抗战时的“报道文学”，非常失望，觉得这些作品名为“写实”，反而“失实”。在真实战乱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夸张做作的，因为作者没有时间在文字上下功夫，那种言简意深的作品，反而令人感动（家父李永刚先生的日记《虎口余生录》应该属于此类）。一般抗战时期的宣传文学或报道文学，可能是“作家访问团”在前线“慰问战士”后写出来的东西，即使内容是报道真实的情况或人物，但经过文字修饰以后，矫揉造作，不堪卒读。这也可以说是“五四”浪漫精神的不良影响。
一种为了爱国而故作感情行动的“作态文学”，感情三分写成七分。延安文学以后的左翼文学也有这个毛病，为了政治需要，作者往往把“正面人物”写得爱恨分明，爱“党”、爱“人民”爱得火热，恨“地主”、恨“资产阶级”恨得入骨，其目的除了实践党的路线之外，也不外是给读者一种“廉价快感”。
总之，抗战时期的宣传文学往往把“读者”放在第一位，作者和“作品”（text）反在其次，与“五四”时期以“作者”为主的传统恰好相反。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甚至把“作家”的定义也彻底地推翻了，从以个人为本位的“小布尔乔亚”的“作者”一变而成为以群众为本位的“文艺工作者”，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把人民所需要的写出来，再交还给人民。这种以“读者”或“群众”为本位的文学，就纯文学的（有人说是纯西方的）立场来看，是不可能优秀的，因为它完全蔑视作者本人的艺术视界，也不重视创作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的功能，这一点，先师夏济安先生早已在一篇论延安文学的英文著作中指出来了。从左翼作家的立场来看，这种说法当然有轻视人民大众之嫌，然而，“群众需要什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论到“普及”和“提高”这两个问题，结论是“普及”重于“提高”。但劳动大众所喜爱的“通俗文艺”往往含有帝王将相等封建内容（如评剧、地方戏），所以真正不带政治意味的“普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对群众的作用，迟早应以“提高”为主，而“提高”又可分为政治意识和艺术修养两方面的提高，《讲话》注重的是前者，而没有兼重后者。我觉得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负起“艺术提高”的责任，当然，群众的欣赏水准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真正有艺术修养的群众，也应该鼓励他们创作，因而逐渐达到普遍提高的目的。
就解放区文学的实际成果来看，可看的东西，还是除了政治之外仍有相当有艺术性的东西（如周立波、丁玲的长篇小说，浩然的《艳阳天》），也是具有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缺少艺术意味的“集体创作”（如“革命样板戏”），迟早是会被人民摒弃的。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浪漫之余（3）
如果这是笔者个人的偏见，且让我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
今年1月有一篇论文艺的文章，是一封致《文艺报》主编的公开信。文中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很发人深省的——
一个人在历史上，他可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假若他写的作品是好作品的话，为什么因为作者问题便扼杀了作品呢？这不是因人废言吗？多么伟大的人物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同样的道理，即使一个人有问题，也不见得他的所有的话就都是“毒”，他的作品就一定坏。道理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多年来我们却干着这样的糊涂事。
以上这段话，事实上较我在前文中所提出的作者艺术视界的观点更进了一步，把对作家的评论与对其作品艺术分析分开，并提高了作品的地位。换言之，这封致《文艺报》编者的公开信，非但呼吁尊重作家，而且更应尊重作品。文中又说：
要有好的作品问世，要想真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根本不能有什么“标准”的卡尺放在那儿，由少数人坐在那儿“量”。而首先应让作品问世，让其与广大读者见面，接受实践的检验，让时间来考验，由读者来鉴别。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非但提高了作品的地位，而且也并没有忽视读者，事实上更尊重读者的鉴赏力。
以上所举的例子，不外想证明一个很浅显的看法：如要好的文学，必须尊重作家和作品，而不能把作家看做一个“文艺”工厂中的“工人”，把作品看成“货品”。劳动是神圣的，精神、艺术上的创造也是神圣的，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同等看待，但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也是一种极“机械”、极“庸俗”的看法。
从以上这一个文学史的看法来反顾现在并展望将来，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第一，我认为“五四”文学初期的浪漫遗产应该重新鉴定，今后的作家应该扬弃它的情绪冲动，甚至伤感的一面，也应该反对“五四”文人的那一种“文如其人”——因而就“因人废文”或“因人捧文”——的作风，鼓励作家凭一己的艺术良心去写作，作品的价值应该更重于作家。但我们也应该肯定“五四”浪漫精神里面尊重个人的传统。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集体化”，使得“个人”和“个性”的价值全盘扫地，特别是十年浩劫之后，我们更应该拯救国人的人性，目前唯有从重新肯定个人的价值着手。
第二，我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精神，必须有一种全面的认识。30年代的文学，不是一种狭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也不是听命于政治的“左”的文学，而是从作家个人的社会情操和主观的艺术视界来描写社会的文学。我期望大陆当代文坛会出现几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把大陆人民在“文革”期间心灵上的“古拉格群岛”表达出来，为中国历史提供文学上的见证，这才是真正发挥了30年代文学的精神。
第三，应该重新肯定文学作品的艺术本质，而不再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我觉得中国作家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文学创作应该以文化、思想为基础，以个人的社会和艺术良心为准则，进而取得一种更广阔的视野，绝不能闭关自守，没有这种视野，只能够写出好文学，却写不出伟大的文学。
以上各点，当然是我个人——一个在文学研究上有历史癖的人——的一些偏见，目的无他，仅为从事文艺创作的朋友和以后继往开来的新作家提供一个参考，也许可以因此而“激”出几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才是所有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内心中最殷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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