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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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踏上德国的土地”，而像他这样选择回到德国的犹太人并不多。他自称“在全部流亡岁月里，我都非常思念柏林。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解释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解释？他的答案看来很简单——音乐，其实背后的文化因素可能更复杂。　　　　
　　　　能够加入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柏林爱乐——而且在该团工作34年之久，这当然“意味着一个乐团音乐家一生的高峰”，他对于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后悔过。然而，如果他留在以色列，仍然可以在以色列爱乐乐团——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乐队——做首席，也可备享殊荣，而且从犹太人的家国情操立场而言，可能更有意义。为什么他不留下来，或再从美国返回以色列？是否他不够“爱国”？　　　　
　　　　可惜在这个认同问题上，斯特恩的自我分析仍然不足。我们从他的出身可以推测出一点端倪：自他父母亲那一代起早已被德国人同化了，换言之，他们这类知识分子首先自认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斯特恩尤有过之，他要走出这个犹太人的“隔离区”（ghetto），而在曾认同纳粹主义的德国文化的范畴中促使德国人反省：为什么“有些人把德国、德国文化、德国语言完全和纳粹等同起来”？然而作为德国人中的少数族群，他也处处感受到一种区别，甚至感到被“排斥在外”，这是所有流亡和移民共通的感觉，也是一种常态，是一般占大多数的爱国公民（德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右派狂热民族主义者无法了解的。我自己却颇认同这种心态，不论我生活在美国或自己属于大多数的华人地区。　　　　
　　　　斯特恩在柏林爱乐乐团做过长年的常务理事，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内部的权力核心做不少文化交流的事：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以色列和中国，幕后的功臣就是斯特恩。他于1979年第一次随团访华后，曾多次重返他的“第三故乡”，而且协助不少中国年轻的音乐家到欧洲留学。斯氏退休后移居美国，据闻他也协助他当年的老同学杨慕云在退休后移民美国定居。　　　　
　　　　全书在后半部叙述的大多是这类活动，也表现了一个犹太流亡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找寻认同意义的心路历程。他在德国到处为犹太人请命，最后还加入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与激进右派青年对话，然而他的女儿却选择在以色列定居，并结婚生子。全书的高潮是由他在背后促成的柏林爱乐访问以色列的演出，然而卡拉扬并没有去。　　　　
　　　　我认为本书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对卡拉扬的记载。斯特恩毕竟是个君子，可能不便把所有的内幕写出来。卡拉扬晚年霸道得令其他乐团成员无法忍受，他们终于与他公开决裂，但他又是终身指挥，不能被罢免（后来接任的阿巴多则是有定期契约的）。卡拉扬非但视犹太人伯恩斯坦为劲敌——后者只指挥过柏林爱乐一次——而且年轻时曾经加入纳粹党，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不惜一切代价。后来他当上柏林爱乐永久指挥之后，又把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据为己有，在萨尔茨堡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音乐节，并与德国唱片公司录制大量唱片和影碟，俨然成了“卡拉扬音乐帝国”的太上皇！和如此霸道的人如何相处？况且斯特恩还是柏林爱乐多年来的常务理事之一。但他在书中却对卡拉扬颇为尊敬，而且对他在音乐上的建树推崇之极。相反，书中对另一位甚为杰出的犹太人指挥家巴伦勃伊姆——当年还是问鼎卡拉扬宝座的热门人选，现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却毫无论述，只提了几次，刊登了一张照片而已。　　　　
　　　　本书题名“弦裂”，我本以为指的是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弦裂”，斯特恩是代表乐团的见证人，读完全书才领悟到：也许“弦裂”就是意味着流亡。后来才从一位长住柏林的中国朋友那里得知，“弦裂”是音乐名词，指的是小提琴演奏的“双音”，如此则更意味着作者对两种文化的执著。此书在德国曾引起轰动，在2000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中文译本似乎十分忠实于原文（我没有看过原文），但不够流畅，译者可能对音乐不够内行，所以不免出错，但大体无伤于本书的内容和价值。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夏日炎热，心情烦躁，有一次我竟然在公共场合当众大发脾气，事后反思，知道自己近月来积压的大小事务——包括稿债——太多，影响心情，又该是“修身养性”的时候了。恰好友人季进盛邀我们到大连去度假，而大连友人王强早已准备妥善，盛情难却之下，我和妻子玉莹终于到这个“北方的香港”住了一个礼拜。　　　　
　　　　王强是诗人，笔名麦城，也是音乐爱好者，他送我一套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唱碟，是1955年的老唱片再版，由埃利·克莱伯（ErichKleiber，他是卡洛斯·克莱伯［CarlosKleiber］的父亲）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录制。我立即以耳机聆听，序曲还未奏完，已经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玉莹看着我边指挥边傻笑，用广东话大叫“线”！听完这三张唱碟，我早已心平气和，快乐无比，在晚餐时连忙向王强再三道谢，他回答说：有次到北京公干，买了一大批原版唱碟准备送人。可能买的这一套最多，堆积如山，我打开时连盒子也压坏了。不打紧，盒内的音乐早已把我带到九霄云外，忘记一切尘世的烦恼。于是我又找到一种修身养性的妙药：莫扎特的费加罗。　　　　
　　　　又是莫扎特，其实我是在这一两年才又重新发现莫扎特的。早在半世纪前，我还在新竹做中学生的时候，中午休息时学校的播音器就播出莫扎特的几首小曲的唱片，这首《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和莫扎特的另一首《小夜曲》一样，至少听了不下几百次，早已听厌了，难道是莫扎特作的不够好，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　　　　
　　　　多年来我听遍所有的古典音乐，就是不听莫扎特，而乐队演奏的莫扎特也鲜有令我不“烦”的，歌剧演出的《费加罗的婚礼》我只看过一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依稀记得有一幕台上的几对男女在树丛中躲来躲去，说不定又和威尔第的一出歌剧《福斯塔夫》混在一起了。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如果说人到了老年才喜欢听莫扎特，道理又何在？这出《费加罗的婚礼》还比不上莫扎特的《魔笛》或《唐乔万尼》，这两出歌剧高潮迭起，甚至有神怪机关可看，说不定年轻人偶尔观之——譬如看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魔笛》电影版——也会觉得好玩。然而《费加罗的婚礼》呈现的是另一种“玩”法，因为它是莫扎特和意大利词人达·庞特（DaPonte）合作的第一部大型喜剧，而且内中“对话”甚多，以意大利文“说唱”（recitative）出来，听不懂意大利歌词的人当然就不耐烦了，因此不少唱片版本也把这些对话大加删节。　　　　
　　　　直到我听了这个克莱伯的版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说唱词”是角色性格的表现，“说”得也要“有味”，意大利文也有抑扬顿挫，不能像“背书”一样“诵”出来。更重要的是“说话”和唱歌的声音要互相吻合，特别是两个女高音：费加罗的未婚妻苏珊娜和公爵夫人。演唱苏珊娜这个关键角色的女高音的声音必须年轻温柔，而且还要楚楚动人，而饰演女扮男装的侍童凯鲁比诺（Cherubino）的声音更要年轻，这两个“女仆”所侍侯的公爵夫人也不能太过高贵，总之绝对不能像19世纪意大利写实歌剧的唱法。18世纪的歌剧传统绝非写实，《费加罗的婚礼》虽带讽刺（公爵的拈花惹草），但毕竟还是从一种类型中演变出来的，用大喊大叫的方法唱出来则韵味全失。这又是我这个乐迷的主观偏见。　　　　
　　　　从大连返港后，天气更燥热，我开了冷气在室内重听《费加罗的婚礼》，并把自己收藏的另一个版本——阿巴多指挥同一个乐团于1994年录制的版本——和这个相隔整整半个世纪的旧版比较。从序曲开始，我就感到阿巴多（他是我一向钦佩的指挥家，甚有涵养）节节败北，在克莱伯阳光灿烂的辉煌先例对照之下黯然失色。序曲一开始就奏得嫌硬，虽然称职，但弦乐四个声部在克莱伯版本中奏得充满生气，小提琴部的音色更是美得出奇，同是维也纳爱乐，怎么老一辈的乐师可以奏得如此精彩？而阿巴多的版本中只剩下管乐部门较清晰而已，难道现在的录音技术还比不上五十年前？　　　　
　　　　这当然全是克莱伯指挥的功劳，他让我们听到莫扎特音乐中各个层次和意蕴，而非仅仅是表面上的旋律，18世纪的西方音乐并非全以旋律动听见长，因为传统的因袭（convention）甚深，不能像19世纪末普契尼的歌剧一样，旋律回肠荡气。然而莫扎特的天才（在佛尔曼执导的《莫扎特传》影片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就是把表面上听来很传统或保守的乐句“玩”得千变万化——和声、对位、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非但应有尽有，而且展现在乐曲的各个部位之中。我认为演唱和演奏莫扎特最难的还是音质（timbre），这是当代歌手和乐师最难捉摸的，中国的戏迷听梅兰芳或粤剧迷听任、白，也该有同感吧，二流的演员就是唱不好。　　　　
　　　　我特别把《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开始时这两个女声——凯鲁比诺和苏珊娜的两首著名的咏叹调——特别是前者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VoiCheSapeteCheCosaeAmor）——细听比较一下，得到一个自己也感到吃惊的结论：演唱此角的最红的现代名歌星芭托丽（CeciliaBartoli，我也是因为有她参加才买了这套阿巴多指挥的版本）怎么还比不上克莱伯版本中的丹妮尔（SusanDanko）？老版本中唱苏珊娜的古登（HildeGueden）早已被人遗忘，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即使当年大名鼎鼎的德拉卡莎（LisadellaCasa）饰演公爵夫人的音色也变了，和她在马勒第四或施特劳斯歌剧中的唱法和音质大不相同。这三个女声融合在一起，真是天籁之音，也只有饰演费加罗的老将西比（CesareSiepi）以他个人的雄厚音色才抵挡得住，在第一幕开始量度房间尺寸时和苏珊娜的对唱更妙不可言。　　　　
　　　　走笔至此，看来我又走火入魔了，何来修身养性？唱片版本之学乃音乐专家的学问，我不该置喙。然而我确实感到莫扎特在这一代演奏家中已经失传了，所以我听他的弦乐四重奏或五重奏也要听老的版本——Grumiaux或Talich四重奏团录制的老唱片，远较近年为人称道的阿班·贝格（AlbanBerg）四重奏团版本有味道，据闻这些老唱碟坊间也买不到了。　　　　
　　　　是否因为我自己人老了才会喜欢老唱片？我想也不尽然。最近听迪华特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奏得简直潦潦草草，一无是处，听得我七窍生烟，无名火起，好在下一个节目中佐恩（JacquesZorn）奏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尚有些许韵味，而下半场的马勒第五又令我忘了莫扎特。　　　　
　　　　其实马勒最崇拜的作曲家除了贝多芬之外，还有莫扎特，而柴可夫斯基——这位以旋律优美见长的俄国作曲家——的音乐偶像也是莫扎特！我直到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后才开始欣赏莫扎特，为时尚不太晚，因为我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即使乐坛同好或各界名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至少我也可以自得其乐。　　　　
　　　　其实修身养性的妙诀就是自得其乐。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艺术奇才谢勒斯

　　　　艺术奇才谢勒斯　　　　
　　　　《纽约时报》载：彼得·谢勒斯导演的《牡丹亭》将于近日在柏克莱首演。这出由谭盾作曲、谢勒斯导演的多媒体的舞蹈戏剧，全长只有3个半小时，较之上海昆剧团本来预备在纽约上演的全长20小时的原剧，似乎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谢勒斯却是西方艺术界第一奇才，他导演的作品，不可等闲视之。　　　　
　　　　可惜我不能参加观赏，但仍然希望香港有关当局可以与之接洽，将此剧搬来香港上演。香港的演艺学院和科大等学院机构，也不妨顺便请谢勒斯来港作短期讲学。据报载他有意带此剧进军内地（也许想向上海昆曲界挑战？），如果属实，则香港之良机诚不可失。　　　　
　　　　五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书时，曾和谢勒斯有一面之缘。他那年春季到UCLA教一门课，题目好像是“艺术的道德责任”，当时任教舞蹈系的王晓蓝鼓励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