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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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反应”（Western　Impact　and　Chinese　Response）的模式，后来引起不少批评，不必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然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也许受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特重制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没有“人味”；换言之，他没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考虑和讨论，所以他的书读来干燥无味。所幸他的英文文笔甚佳，因此我竟然把他的教科著作我的“英语读本”，配以史华慈的名著《富强的追求：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简一繁，相得益彰。我的英文学术文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是从这两位老师的文体学习衍变而来的。后来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吸引磨炼以后，都成了我的写作文体。有人说我的英文写得不错，其实都是苦练——背诵、摹仿和吸取——出来的，如果有迹可寻的话，这条线也许可以从台大外文系课上学来的兰姆（Charles　Lamb）和丘吉尔（大四选曾约农先生的翻译课，以邱翁的演说译为教材），拉到在美留学期间的汉学界巨壁、再引到后来读过的一批人文气息较浓的批评家如崔林（Lionel　Trilling）、巴赞（Jacques　Barzun）、和史丹纳（George　Steiner）等人，我往往把他们的书翻来覆去地读，逐渐体会其行文和推理的妙处，然后再据为己有。我的学习语文心得是：只要下苦功，文本甚至一知半解都要死背，日久就会见效。看来这一代的年轻学子比我聪明多了，不肯下这个死功夫。　　　　
　　　　从费正清的治学转到他的文体，似乎和我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恰是我的主题。从在哈佛第一二年向费正清教授求学的经验，我逐渐悟以另一个“真理”：其实历史也是写出来的，一个学者的写法往往和他写的“史实”之间有密切关系。（后来读到Hayden　White的“后设史学”理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费正清的文体是从“史实”的叙述出发，或将之放在“前景”，而在史实的背后衬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理论。如果他读过韦伯，也是为了学以致用，而没有看到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面——所谓文化上的“disenchantment”——一种传统世界观的“去魅”，这是个极大的危机，但费氏在坚固的史实叙述中没有把这种危机感表现出来，这是我读完他的论著后不满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理由是他把制度的改革置于“人情”之上，西方的制度进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反响也是相应的制度，譬如他大书特书的清朝外交“朝贡”制度和西方之不合、以及同治中兴以后因应而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皆是明显的例子，后者的总监Robert　Hart最后甚至成了费氏心目中的伟人。　　　　
　　　　我的这种思想上的不满情绪，和费教授的政治立场无关。我似乎早已把我的外交官梦忘得一乾二净　，甚至对于中美关系的问题也不闻不问。我领悟到的费教授其实是清史专家，而不是外交顾问（虽然他以其地位之尊不得不扮演这个角色），而他的学问是在研究生上的“清史档案”一课上才展露无遗，因为他可以从这批大量的档案中探究清代统治阶层对付西方列强的方法。可惜我自己没有选这门课，如今思之懊悔莫及，否则我大可细读这些“文本”，而从清人文体形式中去体会当时的政治思想。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治中国近代史的史家对于“文体”不够重视，也许这又是我的文学细胞在脑中作祟吧。　　　　
　　　　我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藉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低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mental　world）如何描述？他们的入教仪式（和太平天国一样）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而且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到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而且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附近新罕普舍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她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少养就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往往是他夫人的话多），他就及早就寝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不出雷池半步，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及早起身，大概在六时左右，七时不到——甚至在漱洗时——就开始一一打电话给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写得怎么样？什以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后来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经验，他的学生无一幸免。上午四个小时他绝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特纳总图书馆（Widner　Library）中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劳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图书馆仅数百步之遥，散步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后来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间！”又谆谆告诫似地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我至今奉为金科玉律，但读起书来恐怕没有他那么专心。　　　　
　　　　费教授办事效率之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女秘书亲口对我说：他每天要口述录音数十封信，由她打字后当天或次日一定签名寄出，而且有信必覆，我后来也和他通过信，并从他的覆信中学习他如何造词用字。他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后来我毕业前任教时发生在美居留问题，他竟然为这小事亲自打长途电话为我向华盛顿的官员求救，解决了我的问题，更勿论学生的就业、求职或申请研究费等等杂事了。他的学生甚多，结果每人都顺利找到工作，独我例外，因为我不想找工作，后来还是因别人不能到任而被逼去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去教书。记得我当时论文尚未写就，百般无奈，竟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然后才去教书。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而且还为我弄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记得我成行前去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记得我把费教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这一段故事，其实在我和陈建华的“座谈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湾正中版第七五至七七页）中早已讲过了。此处重述，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生动。值得在此补述的是费教授一家人对我的知遇。我并非他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此。缘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而费教授只要我研究徐志摩，当然我又没有听他的话。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才得知费氏夫妇年轻时曾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挚友，我甚至猜测连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音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慰玛更是林徽音的闺中密友，两人数十年间一直有书信来往，后来慰玛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写成一本书，就叫作《梁与林》。后来我受慰玛之托联系中文译本的事，因此几乎每周日都会去拜访她，那时（千禧年前后）费教授已经逝世，慰玛把他的照片和著作放在床边，不时拿来看看，令我十分感动。更从慰玛的点点滴滴的口述中，感受到这位我一直不敢直呼其名的大教授人情味的一面。他的两个收养女儿更是对他的恩情念念不忘，她们二人（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女儿学护士，二女儿学舞蹈。作父亲的特别为二女儿在他们的农庄建了一间面积颇大的练舞室。大女儿后来也子女成群，住在附近，时而和我见面，我因此也逐渐把慰玛视为母亲，甚至比对我自己的母亲更亲。　　　　
　　　　费正清教授逝世前数年曾有一次心脏病，幸而康复，他痊愈后发给每人一封公开信，内中叙述他大难不死的经过，备极幽默，妙趣横生，对于家人更是亲情毕露。他逝世前一个礼拜才刚气成一本书的稿子，据慰玛说：他亲自把稿递交哈佛出版社后就平静地过去了，似乎大功已经告成，了无牵挂。前年慰玛以九十余岁高龄去世时亦是如此，据Laura告诉我说：慰玛饱受床第之累，有一天她把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人都叫到身边宣布说，再活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当晚就平静地过世了。　　　　
　　　　当时我身在香港，后来她的追思会我又未及参加，所以特别写了一篇祭文，表示追悼之意。费教授在世时曾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叫《China　Bound》（归于中国），据说出版后他的学生都纷纷在书后查询有无自己的名字。我当然无此非份之想，只是觉得对费教授多年的提携和照顾感到一份歉意。据说在他葬礼的时候，大部份的学生都来了，我又缺席。也许，在他面前我总有一份腼腆，不像和慰玛相处那么自然。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5节　史华慈教授（1）

　　　　想起我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往往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曾写过文章纪念他，也在另一本对话集中谈到他，但总觉得不能得其全貌。也许，我记忆中的史华慈都是一些细节和碎片，无法串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此文亦然。　　　　
　　　　在我和陈建华的对话集《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书中，我曾提到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老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或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标准。他非常怀疑，怀疑这种那种系统的可读性，或者某种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台湾正中版第七十四页）。所以他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也从来不把中国的思想孤立成一个系统来看，而将之放在一个比较文化的框架中讲出来——也许不能用“框架”这个约束的字眼，而应该用“脉络”（context）这个意义更广的字眼，它至少有两层涵意：一是思想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包括思想家），一是某种思想和同一时空或不同时空中的其他思想间所构成的关系。史华慈教授往往兼顾这两个层面，所以他的学问也博大精深，然而乍听起来却似乎杂乱无章，竟无头绪。　　　　
　　　　我就喜欢他的这种“天马行空”的论述方法，而且多年来把它作为我个人教书的“商标”，甚至有时故意把想法打乱，搞得更复杂，以刺激更深一层的思想探讨。后来我把这一套功夫放在文本的分析上，更觉得舒畅万分。然而，从某种严格的方法论立场看来，就有点“不成样子”了。我也不能把我的老师的思想方法庸俗地商化为杂乱无章，其实他是自有章法的。他的章法之一就是他所有学生都很熟悉的“双方面”辩证法：分析一个问题必会“从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从“另一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此双方面互相辩证下去，越挖越深，却从来没有结论，而是把问题演变成“问题组”（problematique）。绝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尔辩证法所能概括。有人说这种方法出自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