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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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事你如何评价？”　　　　
　　　　“我认为沈阳方面应把此事调查清楚后再处理，这是一个好党员。”　　　　
　　　　　“你弟子信了基督教，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他是无可奈何。为什么信教，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也不太了解，后来他成了一个虔城的基督徒了，我认为这件事很可悲。”　　　　
　　　　“为什么一个人无可奈何了就皈依宗教呢？”　　　　
　　　　“宗教这东西，马克思说是邪片。确实是的。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唯物论，不相信上帝。”　　　　
　　　　“即然宗教是鸦片，那为什么不禁止，却提倡宗教自由呢？”　　　　
　　　　“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可他也认为宗教取消不了。人类一时还离不开宗教，还不能强制取消。”　　　　
　　　　“为什么？”　　　　
　　　　“人类本身有许多问题，这是人类的自自弱点决定的。从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有上帝。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每天晚上要跪着向上帝祷告，通过祷告心里就有一种安慰。我的学生范学德也劝我信教，说祷告真解决问题。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如果真有上帝这个世界就不会这么矛盾重重，乱七八糟，相信上帝没有社会的理由。”　　　　
　　　　“你不信上帝，你信佛吗？你认为有轮回吗？”　　　　
　　　　“我认为没有轮回。佛教的轮回是胡说八道。这一点我赞同孔子，根本不谈死后问题，不讲轮回，只讲人生的义务。这一点儒家比较高明。”　　　　
　　　　“请谈谈你对生与死的思考？”　　　　
　　　　“宋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张载，他说。活着的时候，努力按着道理做事，死后就能得到安宁。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很深刻。其实，也无所谓安宁，死了也就完了。有生必有死，这是一个必然。这是自然规律。庄子也说过，在生的时候尽力做好。死，顺其自然。反正一个人无论活到多大岁数早晚要死。”　　　　
　　　　“你怕死吗？”　　　　
　　　　这样问一个90多岁的老人多少有些唐突。我正后悔，先生却爽朗地笑了。这是他第二次笑了。他说：“我就是希望死不要太痛苦，平平安安的就死了，那就好了。北大有了老教授才活了83岁，得了肺癌受了半年罪才死。我的老兄张申府死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得了感冒才两天就死了，活了93岁”。　　　　
　　　　“谈一下你的老伴好吗？”　　　　
　　　　“老伴对我帮助很大，我写起文章来什么也不管，生活全靠老伴来维持。原先身体好时我还帮助买菜。这一点和冯友兰不一样，他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他只看书写文章上课，家务全靠老伴。现在我也买不动菜了，全靠老伴了。老伴和我同岁，可身体比我好。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全可以写文章和做学问。可她却为我放弃了。为我牺性了一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脸色歉然。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大学毕业后。她还比我早一年毕业。在大学时我是一个不守规距的学生。学分不够，后来就补了一年学。她是1932年毕业，我是1933年毕业”。　　　　
　　　　据冯友兰在《张岱年文集》序中记录。张岱年中学毕业曾同时被清华和北师大录取，后因不习惯清华的军训，从清华退学到北师大就读。这样张岱年便成了冯友兰堂妹冯让兰的同学，两人相识。张岱年毕业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后张岱年和冯让兰结婚。　　　　
　　　　“你能谈谈爱情观吗？”　　　　
　　　　“我认为爱情首先是专一，你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否则要闹矛盾。一个人的一生主要精力应放在学问和事业上。”　　　　
　　　　“罗素一生结过四次婚，可谓是不专一吧！可是他却成了大哲学家。如何解释？”　　　　
　　　　“罗素是哲学家，但他又是文学家，文学家都是比较浪漫的，罗素最后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谈到这一点张岱年开怀大笑起来。没想到91岁的老人还如此机智。　　　　
　　　　“现在已是网络时代了，你对这个时代怎么看？”　　　　
　　　　“我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到现在我也没去买电脑。我是旧时代的人，不赶那时髦了。”　　　　
　　　　我和张岱年先生的对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我和他靠得那么近，我时不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檀香味。这种气味就象长期保存在图书馆里线装书的气味，古色古香，给了人一种历史感。由于他耳背，每一次问话我都趴在他耳边喊，我觉自己象一个不懂事的孙儿，缠着他问这问那的。我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肯定显得又幼稚又可笑，可是，他却十分有兴致地回答了我。他几乎是每问必答，显示了他的直率。这使我不由想起了他的人生格言——直道而行。


张岱年：直道而行张岱年自述

　　　　我是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因为我已发表了很多文章，所以清华大学哲学系聘我为助教。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随校南迁，资格比较浅的助教留在了北京。我闭户不出，和敌伪没有联系。1943年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鞏先生，听说我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他聘我到中国大学讲课，并将书稿印成讲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大学复课，聘我为副教授，1951年升为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1954~1955年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由冯友兰讲第一学期，我讲第二学期。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3年入党，当年74岁。1986年离休。　　　　
　　　　我最早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大纲》，完成后由冯友兰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刚排印，日本人就占领了上海。商务印书馆迁到香港，在香港排好正要出版。香港又沦陷了，又没能出版。这本书最早面世由私立中国大学印成讲义。1956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清理过去保存的书稿时发现了它，建议出版，1958年才正式出版。后来再版了好几次。一不书稿辗转多地，拖了二十多年，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都是日本鬼子闹的。1989—199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了《张岱年文集》共六卷，1996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岱年全集》，已出八卷。从1999年开始闹病，现在已无法写东西了。　　　　
　　　　


张岱年：直道而行张申府其人

　　　　张岱年说的冯友兰是中国的大哲学家，他还有一个文学家的女儿叫宗璞，这一些很多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了。那么张申府是何许人？为此，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张申府为张岱年堂兄，曾参加了中共建党活动和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陈独秀来往较多。1920年冬季到法国，受陈独秀之托介绍周恩来入党。20年代初，在《新青年》上以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而闻名。在中共党的“四大”上，与陈独秀闹翻，愤而退党。1924年曾在黄埔军校任职，1931年至1936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并担任总指挥，后被逮入狱，由冯玉祥保释出狱。抗战爆发后，在武汉、重庆参加救亡运动，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1940年回到北京，1948年曾写《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批评，民盟将张申府开除。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工作，后按排到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60年代后销声匿迹。一直到1979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去世，享年93岁。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七重天上谈文话书

　　　　联系采访冯亦代时，天正热。北京连晴高温，最高可达40度。电话是黄宗英接的，说我们一家正处在临终关怀阶段。说他已五次脑血栓了，天热，又不能开空调，干耗着。采访就免了吧！我正歉然，电话中却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说没关系，我可以接受采访。那声音苍老而充满了孩子般的率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冯亦代的声音。结果他抢了黄宗英的电话，两位老人起争执。黄宗英说，二哥你身体不好，不适合接受采访。冯亦代说，小妹别担心，可以的。我在这边却笑了，不由想起金庸笔下的一对老顽童来。真想见见这对恩爱老人。　　　　
　　　　虽然冯亦代答应随时都可以接受采访，但时间我却迟迟定不下来。我必须找一个不好的天气。从此，每天的19：30分我便打开了电视机，关注天气预报。这样等了一个多星期……没想到见他们恁难。终于，天降甘露，那天最高气温才28度，我敲响了冯亦代的家门。　　　　
　　　　冯亦代家住小西天。因住七楼，冯称为七重天。做为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冯亦代一生中著作等身，曾组织编译《当代美国小说选》，与人合译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译海明威的剧本及短篇小说《第五纵队》及其他……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已出《冯亦代文集》五卷。　　　　
　　　　我不由要问：“是什么原因使你走上文学道路的？”　　　　
　　　　冯亦代答：“是望舒给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之门。我十分感谢他。”　　　　
　　　　1938年冯亦代25岁，在香港偶然结识了浙江同乡著名诗人戴望舒。　　　　
　　　　“当时戴望舒看了我的散文、诗歌和翻译手稿后对我说：‘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成不了诗人，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戴望舒的这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从而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　　　　
　　　　不久，冯的散文在戴望舒所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这对他鼓励很大。1939年，戴望舒受茅盾之托，在香港办一英文刊物《中国作家》。戴望舒约冯参加，共事的有叶君健、徐迟、袁小柏、郑安娜等。　　　　
　　　　冯亦代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现华东工业大学校址），专业为工商管理。我问：“你的专业不是外语，怎么后来搞起了翻译了？”　　　　
　　　　冯亦代笑了，说“这个和我的前妻郑安娜有关。”冯亦代说，“我在念大二时的一个夜晚，英文剧社在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舞台上有一个女孩演得十分好，操一口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当时我一见倾心。我结识了她。她叫郑笑容，又名郑安娜。后来我们便相爱、相知、结了婚。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在文学翻译上对我有帮助的另一个人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居留海外的董鼎山。我和鼎山兄是情同手足的半世纪老友，在美国文学方面，我得到他诸多的帮助。”　　　　
　　　　家有贤妻，海外有老友，成就了冯亦代，使他成了中国的大翻译家。按黄宗英的说法，他半道出家靠自学，丈“远程僚机”黄鼎山，“近程僚机”郑安娜相助。冯亦代说：“搞文学是个苦差事，你不但要通晓另一国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十分熟练地掌握汉文字，还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修养。我虽然尽了努力，结果还是远远不能达到原著的水平。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从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我觉得既学了另一国文字，就有责任把别国的文学精华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的读者和作家有机会欣赏、借鉴。　　　　
　　　　“在你一生中，你觉得译得最成功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书？”　　　　
　　　　“那还是海明威的《第五纵队》。所谓满意是比较而言。海明威的语言简洁、明快，他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译他的作品更困难。”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江湖人称冯二哥

　　　　在电话中我便听到黄宗英唤冯亦代为“二哥”。难道冯在家中排行老二？便问黄宗英，她答：“他是赵丹、黄宗江的至交，当年文艺界都称他二哥，在重庆文艺界谁没钱、没饭吃、没地方栖身都找他想办法。他和二嫂郑安娜俩人过日子，吃饭总是拉开八仙桌坐满。”　　　　
　　　　据悉，冯亦代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也就是国民党的造币厂。当时冯亦代正在香港，临行前乔冠华曾咐冯，重庆为另一个世界，一切事须小心谨慎，特别要提防国民党特务……到重庆后冯亦代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特别是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冯亦代仗义疏财，人称“路路通”、“百有份”、国民党、军统、中统、青红帮、袍哥都能“吃讲茶”、“折肩胛”、“叙金兰”、“排名次”……一些受过冯资助的朋友受到四川袍哥尊称“龙头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