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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的方程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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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文学或古典作品的课程，以别于工艺或技术学校。——译注，专门针对大众阶层的孩子，而其他学校水平高得多，接收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的观察结果，把这些不平等都归因于基因，这就免除了社会的任何责任。根据伯特的材料做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其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们本应该对这些材料持批判态度，却因为这些材料排除了一个烦人的问题，而更轻易地放弃了这种态度。
还有其他一些对双胞胎进行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些研究遵照了必需的严密性。但要找到符合规定标准的对象非常困难，每年十对双胞胎接受研究的速度几乎突破不了。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得出有严格根据的结论。实际上，并非用这种途径，就能确定偶然性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偶然性并不是说，大脑结构的大致特点不是由基因确定的。基因确定了各个区域的作用，分派某些区域管触觉，另一些管嗅觉，一些操纵手，另一些则控制脚。但是，基因不能详细规定每个神经元的功能。这个发现有时可以这样说，它意味着“偶然性”起了作用，而偶然性这个词，掩盖了我们无能为力搞清楚其中错综复杂的全部原因这个事实。但它并不因此而表示，在发生着的且我们不知如何解释的变化面前，可以采取消极态度，或者因为认命而放弃。相反，由于这个发现显示了工作机制的范围，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注重事实的同时，更好地确定可能发生的作用。对于智力功能的每个特点，排除那些占主要地位的影响很重要。这里举一个例子，说的是把声音的处理定位在某个脑半球的情况。
第二部分辅音和元音
辅音和元音
长期以来，根据在某些病人身上发现的病变，我们可以确定，和语言有关的神经元活动发生在左脑半球。更一般地说，这个半球负责逻辑思维，而右脑半球与非语言的功能有关。一位日本研究者角田忠信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显示出一个确定的声音是被左脑还是右脑处理。他在他的同胞身上发现，语言的所有声音，不管是元音还是辅音，都被左脑半球处理，而机械音被右脑处理。但是，当他对外国人进行这项试验时，不管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结果却不同：对这些人来说，只有辅音受左脑处理，元音和机械音一样，都受右脑半球处理。
假设第一种情况是，日本人具有一种特别的基因，造成了这种定位方式，使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只有一个例外，众所周知，是一个波利尼西亚部落）。但是，对一些外国人抚养的日本孩子和一些日本人抚养的外国孩子进行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定位方式实际上是后天获得的，它取决于出生后头几年中听到的语言。不过，日语很久以来都为元音让出最大位置：有大量元—辅—元（VCV）结构的单词，而在西方语言中，最常见的是CVC结构。
因此，语言的结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面对在大自然中听到的所有声音作出反应的方式。风的瑟瑟声，水的汩汩声，鸟的啁啾鸣叫声，其声音结构类似元音，这些声音被日本人的左脑半球处理，被其他民族的人的右脑半球处理；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这些声音与一些情绪相连。归根结底，这就是智力发育与受母语调节的各种情感之间的纽带。这里只涉及到智力活动的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不过，这个例子说明了关于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当然，和语言有关的大脑部位是由遗传型确定的，是“先天”的。但是，各脑区具体负责语言的哪个特点，则是后天形成的。不过，如果角田忠信的观察结果得到证实，这种分配形式可能决定我们个性中的很多方面。
“一维化”与智商的影响
这些方面十分复杂多样，使我们无法将它们分类，特别是划分等级，也几乎满足不了我们对心理上的舒适感的要求。要获得心理上的舒适感，则要求面对多种多样的现实做出简单的判断。要满足这个要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考虑的特征“一维化”。有时这种办法很奏效。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面前有一些物品，我们知道它们的两个特征——重量和体积，我们得根据惟一的标准来把它们分类：它们能不能浮在水面上。单靠重量或单靠体积，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重的物体完全可以比一个轻的物体更好地浮在水面上。思考与经验告诉我们，这里要考虑的参数是密度，是用重量除以体积得出的。于是，我们掌握了一条可用来分类的惟一测量标准。我们做了“一维化”工作，以便更加有效。
所以，这条途径是合理的。我们还必须确定惟一专门的特征，并提供一种可以测量这个特征的方法。
面对一个孩子，只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对他的思考、注意、记忆、想像、理解、创新等能力的所有发现，这很吸引人。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就是“智力”。与该领域相关的学科的专家们意识到了这个词的模糊性，曾设法用一个可测量的惟一参数来代替这个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智力商数，或者智商。这种“一维化”的手段，完全合情合理，和众多学科中所采取的手段相似；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种方法意味着会丢失信息。心理学家们极为仔细地制定了可以测量智商的办法：若干组考核，即测验，得出部分的分数，一些综合步骤得出一个最后的分数。那么，与任何测量一样，必须回答这几个习惯性的问题：“这个分数测量的是什么？”“这项测量准确吗？”“这项测量稳定吗？”
关于第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从第一个制定这些测验的比奈比奈（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在法国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1911年与西蒙（1873～1961）设计出儿童智力测验量表（比奈—西蒙智力测验量表），是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量表。——译注那里借用的一句俏皮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答案，这就是：“这些测验测量的是智力，因为我把这些测验测量的叫做智力。”这种同语反复的方法，也许显得很无聊，但在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测量智商，并不是要在字母Q和I智商在法语中缩写为QI。——译注背后放什么既不涉及商数也不关系到智力的词。
这种测量的精确度，只能通过让同一个试验对象多次进行类似的测验来作出评估。但是，回答一个测验中的问题，这事本身就改变了以后的反应。我们可以多次测量一块石头而不改变它，得到的结果可以有效地进行比较。对一个成了测验“专家”的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领会了那些出题人的才智。有一则趣闻与此有关：几年前，《观点》周刊的一名记者打算测量一些名人、作家和科学家的智商，再把结果公布出来。很多人得到的分数都很一般，只有卡瓦纳弗朗索瓦·卡瓦纳（1923～〓）：法国当代著名记者、漫画家。——译注除外。有人问他怎么能达到140分的，他说：“我已经在脑袋里记住了那些想出这么愚蠢的问题的笨蛋……”
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心理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只公布他们的观察结果。就像物理学家测量长度和重量一样，心理学家在结果旁附上一份对“离散差区”的评估，在这个区域内，近似值的偶然性会在95％的情况里使结果改变。如果智商高于85，这个区域大约在±10，如果低于85，则为±5。比如说，如果公布的智商等于106，就可以正确地表达为：“对这个孩子进行的智商测试，100次中将有95次得到96到116之间的一个数值，另外5次会得到此区间外的一个数字。”当然，用这样一句话来阐述是很模糊的，但只有这句话才能表示这些测验所提供的信息。
对智商稳定性的疑问引起的困难，关系到这个事实：智商的值只有通过对它进行测量才存在。当测量一个物体的重量时，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重量，而测量的是其近似值；这个真正重量的数值，有95％的可能是处于已取得的“信任区间”里。可是，“真正的智商”并不存在。我们顶多可以比较孩子在上学期间取得的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这些结果之间有重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那些起初就吃到了社会或文化障碍的苦头的孩子身上。这样，对于那些需要适应一种新文化的移民孩子，在他们进入移民国的头4年里，智商平均每年增加约10分。
第二部分钟形曲线错觉
钟形曲线错觉
那些热中于智商的人，为了证明这个数值确实测量了“某样东西”，即使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是什么，提出了一些理由。其中一条是，发现该数值在所有接受智商测量的人群中的分布是一条“钟形曲线”，或者叫“高斯高斯（1777～1855）：德国数学家。通过“高斯误差曲线”证明了概率可用变差的正态曲线表示出来。发展了曲面论，到后来成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译注误差曲线”。这条曲线得名于一位数学家，他提供了该曲线的方程式。的确，该曲线形态优美，博得好感，尽管它表示的方程式格外难解讨厌，还夹杂着希腊字母、平方根和负指数函数。但正是这样，这种外行人看不懂的一面，结果让人对这条曲线更加重视，而它本身并不值得。
这条曲线仅仅描绘了人们通过反复观察，试图确定偶然性作用的界限时所得出的结果。
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想用尽量少的时间，估算出一本厚厚词典中的总字数，我们只要看看总页数，再乘以“随便”选的一页纸上的字数，就可以了。这样的估算显然比较粗略，因为按这种“随机性”，我们可能会选了一页字数要么特别少要么特别多的纸。为了提高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可以再选2～3页纸重新开始。可以证明，当这个数字n增加时，估算结果与真实数值之间的差距，其分布便符合高斯曲线。换言之，偶然性只是一步步地变幻莫测，它的反复作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某种次序，可以用这条曲线描绘出来。
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计算从一个群体的个体身上所测出的大量任意特征的平均值时，也得到了这条曲线。请每个人指出他血液中每立方厘米有多少个红血球，他钱包中有多少枚硬币，他头皮上每平方厘米有多少根头发，他总共纳多少税，他的腰围是多少……我们加一下并算出平均数。得出的数字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可以证明，如果这样考虑进去的独立特征增多了，这个平均值的分布形状将会是钟形曲线。这个发现并非毫无价值。它推翻了某些人的推理，因为这些人利用这一观察现象——智商在所有人群中都依照这条曲线来分布——便把运用智商作为衡量智力的标准说成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个观察结果有力地证实了这个假设：智商没有任何意义。智商只是相互间缺乏联系的各种测量积累的结果。
但是，智商的最大危险是给人以错觉，以为用一个数字便能衡量出一件显示我们个性特征的客观事实。“我的智商是106”这种说法很迷惑人，因为它类似于“我的身高是175厘米”或者“我的血型是B型”。这种错觉导致用智商把学生引入一系列或长或短的强制性进程中。这个推理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它掩盖了真正的不合情理之处。因为这一观察结果表明，11岁时智商低于100的大部分学生，会在中学毕业会考前遇到困难，低于120的则在进大学时碰到问题。由此推断出，社会损失大量金钱，而他们自己浪费大量时间，去尝试一场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智力冒险。人们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还是让他们尽早进入现实生活为好。
其实，这个结论是个很好的例子，其错误在于，它把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诚然，低智商与学习不好有关，但这并不表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两者是一个共同原因的两个结果，而这个原因，他们是可以与之作斗争的。同样，高房租与拥有一辆大汽车是两个相关的特点，都有着同一个原因——高收入，但并不是付的房租越高，开豪华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
除非是反常的情况，任何这种类型的断言——“这个孩子生来就是做……的”或“生来不是做……的”——都是过分的。这种断言想要成为一种建立在观察之上的预测，而它只是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用它自己的说法来引起它所预言的事件。孩子们其实都是被指定来验证“皮格马利翁皮格马利翁：根据希腊神话，此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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