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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还是读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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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立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投资，长期的人才培训。即使建成后，也没有经济效益的，需要巨额军费和政府采购去维持和提高技术水准，所以私人资本会在基干产业巨大的投资和很少的收益面前却步。
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非但不会建设基干产业，还会严重损害现有的基干产业。为什么？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工业体系的建立，是和普遍的经济规律不相容的，其中的道理很浅显——如果世界大同的话，整个世界只需要一套大工业体系就够了，多了是浪费。当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独立于西方体制以外建立大工业体系时，如果奉行自由竞争原则，自己未成熟的大工业体系肯定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下破产，世界重归于只存在一个大工业体系的状态。
问题是，虽然在理论上世界只需要一个大工业体系，但西方大资本不是慈善家，不会允许落后国家白白分享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利益，除非落后国家用资源和人力来交换。由于这个世界上人力和资源相对大工业体系过剩，争相降价竞争的落后国家换不到多少外汇，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购买力去买先进工业产品，这种相对生产过剩反过来又抑制了发达国家扩大大工业体系的愿望。世界经济就在这种死结中分化为两个世界。拥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发达国家。没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只能是依附型经济。
第一部分“小学文化程度”的主流经济学家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精神”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或者是信仰主流经济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把“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
第一节 “小学文化程度”的主流经济学家
在我的文章中经常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人觉得太偏激了。其实这只是我的一种说话风格。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那些大学教授级的人物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真是那样的话，我也太不自量力了。我认为，经济研究必然涉及与现代工业相关的诸多学科，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日本的同行有着很大的差距。
我刚开始研究经济时，也经常拜读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大作，总觉得他们的逻辑不通，但错在哪也搞不清。到日本来一看，人家博士水准的经济论文、书籍就是与中国的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其实就一条——数学知识。
小学生只学过算术，学会四则运算，然后做应用题。我小时候解应用题实际很多是经济学问题。如有多少贫农，打了多少粮食，交了多少地租，自己还剩多少。基本上就是此类问题，用算术四则运算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不妨仔细看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文，要么没有用数学，要么用了数学知识也就是四则运算。
有读者提出异议了，说“不对”。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开设了很多高等数学的课程，主流经济学大师还能用高深的数学理论证明制度问题。但问题是这些数学知识与实际的现代工业社会完全没有关系，做出的结论既适合动物世界，也适合农业和手工业时代，总之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所学到的数学知识，不知道如何把数学和庞杂的现代工业体系集合起来。
比如张维迎先生，特别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赏，茅于轼老先生甚至认为张维迎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据说是主流经济学家中间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张维迎在该书的第139页中用数学公式论证出，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某一常数的企业家。张维迎对这个关键命题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曾经叫另一位经济学家张曙光大为激动，说张维迎科学地解释了“有恒产者有恒心”，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先不论他给的公式是否合乎现实（实际也就小学文化程度的算术），就这公式本身，别人也会得出与他结论完全相反的计算结果。以数学的“科学面目”去支持自己主要结论的张维迎先生，随后的重要推导和结论都不能成立。其实运用数学本身不是科学，中世纪时曾经有人用严密数学证明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第一部分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
第二节 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可重复、可检验特性。无论是谁，无论聪明愚蠢或称不称职，都能够按照一样的检验方法、操作步骤、判断标准去检验事物，得到一样的结论。
“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或者是信仰主流经济学的人，几乎100％地把“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而我只有一个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来自非经验世界的部分，逻辑必须是严格的；来自经验世界的部分，数字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我惟一相信的标准”；“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只属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需要的是逻辑”；“科学的基础是数学……”；“而推理则不然，只要你的假设正确、推理过程符合逻辑学规则，你的结论就必定正确，也无需所谓实践的检验，这完全是逻辑学问题”……
这些话语出自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培养的学子之口，让人异常震惊。他们可以用几页纸，纸上谈兵严密逻辑证明某某模式最优，然后主张按照此模式改革。理论是不会错的，从西方学来的，逻辑推理又那么严密，结论怎么会有问题？出了问题总可以找到理由，或把责任往过去一推，或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
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精神”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
第一部分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第三节 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主流经济学家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得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
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他“神”的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许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
日本学者的论述中，经常出现“改恶”一词，意思说现在的这种改革比原来的还差，需要回头，没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是先验正确的。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暴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军事，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要受到美国限制，于是日本官僚就缓慢但坚实地推进这个计划。近期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海外驻军，开发间谍卫星、卫星返回技术、大型运输机、准航母都是这个国策的结果。
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组装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国际间。比如，日本生产先进的材料和关键部件，运到韩国进行初步组装，再运到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最后成品运回日本消费。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电器是中国制造的，但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组装的。日本产的很少，即使有，也会用“国产”大号招牌标明。当然中国在食物链的底端，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是“革命的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古老神灵和巫术没有斗过洋枪洋炮。现在，中国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洋神”。在它的指导下，中国会不会走向现代化，“洋神”能不能打败科学精神，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第一部分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第四节 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眼前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日本绝不能也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
研读中国近代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0世纪20—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在不断捡芝麻过程中丢了西瓜，最后芝麻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研究人群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资料，知道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日本学者以坚实的工业知识为基础，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分析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喜欢农贸市场卖茶叶蛋的模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推崇，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
现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士子们（主流经济学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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