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政治-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谑率瞪希泄怖盟词棺约撼晌嬲褡逯饕逶硕牧斓颊摺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99～116页。还可参见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加州大学出版社1962年。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3）
内战（1946—1949）
在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国共这两个政治竞争者曾在美国人的调停下，谈判如何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美国人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妥协性的，因为美国曾经并且仍在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深刻的戒心与敌意使两者难以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1946年，一场内战爆发了，把这两党25年来斗争的规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军事水平。国民党军队在纸面上占优势，在开始时也取得了某些胜利， 但共产党人不久便表明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优势。1948年，潮流开始逆转，一年之内，国民党力量便被打败。他们逃到了台湾岛，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新政府。
对于中共来说，内战是争取生存的另一场军事斗争，这是比以前任何时候的规模都要大的战争，但也仍然是依靠军事力量开展的斗争的继续，这一点自从20年代后期以来就是党的历史标记。它也是形成和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当然，从面对敌对的日本人到面对敌对的中国人，这种转变使得敌对政治势力之间的阶级分野尖锐化了。中共以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吸引贫穷无地的农民，从而使得大部分农村精英成了革命的对象。在战争期间由于反日行动而被共产党人所接受的许多中国人，此时如果反对共产党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革目标，就会重新被划为“敌人”。当然，尽管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阶级冲突在激化，但中共仍然把它的运动定义为在多阶级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即中共自己），但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运动仍然依靠统一战线，即除了较少数的反动派和叛徒之外，所有中国人都可加入。
以上很粗略地概述的中共的历史，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多次提及。附加的细节将表明1949年以后政治的特殊方面。然而，重要的是强调中共的历史经验中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它们规定了毛泽东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尽管这些特征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看起来影响不太大了，但它们仍然是中共政治传统的重要部分。
动员和斗争
中共在掌权时坚信动员和斗争是政治的本质。直到革命时期结束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它受到敌对军事力量的包围，处于往往是不同情其事业的社会环境之中。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持消极态度必遭到反对，而且还会带来麻烦，因为它是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反应。见RH索罗门《论积极主义和积极分子：毛泽东主义论国家和社会的动机和政治作用》，载《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特别是第76～79页。最后到来的胜利是成功的政治动员的一个果实，这种动员是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展开的战时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
群众路线
与这一论题紧密联系的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由于中共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形势而产生的一条基本原则。对导致群众路线的经验条件的最好描述，见塞尔顿《延安道路》。较一般的讨论，可见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第70～100页；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46～64页、72～74页。一方面，它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可以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党当然仍独掌领导权，但没有群众的支援，其领导就不能实现高效率或是取得长久的效果。
在第二个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官僚和知识分子具有控制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他们工作环境中的那种官僚—知识分子的传统十分敏感。在他们对作为封建主义和压迫文化的代表的传统官僚的敌视中，还夹杂着对现代官僚的疑虑，这些现代官僚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国民党或外国强权。群众路线便是对这些方面的担忧作出的反应，它要求官员与群众接触，把许多行政职责交给民众团体去做，要求公民监督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行为。
最后，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联，亲身体验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冲动。1949年以后，中共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这种经验，但群众路线关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劝诫仍然提醒人们保持与大众需求的联系，人们认为这曾是使革命合法化的因素。
这最后一个方面直接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农村导向”有关。在苏维埃时期，他是农村根据地革命的主要发言人，他指出这种革命可在农村中生存和发展，暂时放弃城市，直到由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毛泽东在早期已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革命应当是一场农村革命。农村不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舞台，也是旧社会的堡垒，是革命变革必定首先发生的地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可参见他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换言之，群众路线必然导致强烈地倾向农民，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讲农民，就无法谈论他们的大众基础或义务。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4）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力量的中共政治作风的第三个因素。产生这种思想的条件是从1927年起建立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相对孤立状况。这些地区由于军事和经济的封锁，一般与外界没有重要的联系，甚至相互之间也缺少联系；而且根据地内部也比较落后，邮电通讯服务也差。每一个根据地本身范围广大，为了生存，它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
自力更生的原则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意义。在国内方面，它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培养了一种偏爱地方单位的倾向，这些地方单位在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面对最少量的外部援助，它们负有以自身的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相当大的责任。自力更生原则所偏爱的体系具有分散权力的特征，当然分散权力这种提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易于误导的用语，这是因为中共更多地强调保持中央权威的首要地位。自力更生真正表示的意思是地方单位明确服从中央控制和纪律的系统，但在实际上，它们只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中央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同样肯定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在中国的胜利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资源；像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那样的外国援助，实际上起了反作用。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显然遵从了毛泽东对国内和党的经验的解释，他们对外来势力的存在可能导致外国影响和控制的问题始终保持警惕。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有限能力。他们虽然欢迎国际上的支持，也帮助他们所同情的其他国家和运动，但坚持每个国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识形态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与自己的封建历史如此贴近的农业国里，如何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1927年以后，当时的中共必须设法在显然是非无产阶级的背景下生存下来，这个问题便完全突现了出来。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建立一支红军，由农民、以前的匪、国民党兵和其他混杂的成分组成，他们的思想意识将通过教育而得到提高。同样，党也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新加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应用于其根据地的民众，并最终应用于整个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义者从不认为人们可以轻易地走上纯化意识形态的教育之路。他们反复警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强大影响甚至可能腐蚀那些已经转变了立场的人们。因此，他们采取教育、灌输和整风的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和威胁。这里所说的技术（大众传播媒介、政治学习、受指导的小组讨论、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苏维埃时期已经存在，在延安时趋于成熟，在1949年后则被体制化了。
可是，教育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要看采取何种方式，由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奏效的，用另一种方式不一定奏效。教育本身何以成为革命的有效工具？对毛泽东来说，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必要的成分：人的意志。它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都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应当受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导；但人最初行动时的意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思想观念而使教育程序发生效力。中共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极端逆境中的斗争和最终胜利，强化了这一信念的力量。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5节 结论
本章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强调了诸如政治传统、革命背景、苏联共产主义、中共自身的历史等方面对1949年以后制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许过去留下来的最明显的遗产是权威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使权力集中在少数可通过堂皇的仕途进入政府的精英手中，另一方则倾向于将革命的物质、精神和政治成果分配给全社会。权威主义直接来自帝国的传统，它由于革命的危机而得到了强化，为了应付国内危机和外国渗透，革命需要更强、更集中的权威。苏联共产主义和数十年的内战强化了中共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和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
民众主义在旧秩序中也有自己的根源，它将农民与儒家精英分离，将他们与政府隔离，并支持一种民众造反的长期传统。继承下来的仇恨精英压迫的情绪与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与在农村根据地发动强烈导向大众动员和参与运动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权威主义和对它的反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反映了它与过去的联系；但联系并不是等同。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与60年代的体制很不相同，正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主义不同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义一样。尽管目前的精英仍宣称毛泽东主义是个指针，并继续谈论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对这些论题作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与帝国制度的对比更加强烈。帝国比较保守，其行动大多是维持现状，在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之后恢复平衡。它把国家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其臣民和纳贡者能够恰当地行事，而不必要求帝国的干预。这个新国家则大胆地追求社会变革，管理着人们活动的巨大领域。它认为社会冲突不可避免，并从中进行干预，以便控制和平息这些冲突，它还指望公民们积极支持它的做法。它意识到影响其利益的国际力量，并试图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这些外部力量。不管这场革命与政治传统的联系如何，它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后的时代则通过重新构造其遗产而继续着这一过程。
第三章 政治构架引子
研究稳定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往往从作为其政治基础的机制构架入手。政治结构是一个逻辑起点，因为它沟通了政治事务的流动，通常也比主导了某个时期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问题呈现出更为长久的形象。当然，机构并不是不可变化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试图分析政治过程之前，先理解机构的框架和关系不无益处。
在革命政权中，机构并不太重要。革命精英通常致力于破坏某些机构，怀疑另一些机构，并且不情愿将他们的能量用于建立新机构。当然，政治活动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它常常包括非正式的个人关系，有关战略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