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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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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嫌糜�1916年到1928年的时期，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经常从一个军事统帅转到另一个军事统帅手上，但军阀主义这个词在更广的意义上也可指从1911年到1949年期间笼罩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分裂的时期。
军阀是指这样一种军事统帅，他“通过调动他个人的军队来建立和维持对领土的控制”；JE舍里丹《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6页。也就是说，他有领土作为基地，并在这片领土上通过忠于他、而不是忠于某个更高级政府领导人的军队来实行政治和军事控制。当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军队统帅的控制力时，军阀主义便发展了起来，开辟了军阀的领地，军阀之间为了地区和全国控制权而互相厮杀。军阀主义的种子早在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招募地方军队时就已埋了下来。正在衰落的满清政府从未完全实现对这些地方势力的再控制，它们在数量和力量上日益增长。当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于1912年退位之后，新的“民国”政府的领导权很快落到袁世凯之手，他争得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效忠，从而一直到1916年他去世前，在表面上统一控制着国家。袁世凯的去世开辟了军阀主义的全盛期，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军阀的控制范围超过几个省，或是能够在略微长一点的时期内在北京维持一个正式政府。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在1928年的胜利导致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一种基础广泛得多的运动，它拥有全国行政管理和发展的真正纲领。然而，其民族主义运动只是通过与某些军阀的强大联盟才取得军事胜利，而不是消灭了军阀。结果是，只有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的几个省，才在蒋介石的牢固控制之下。事实上，直到日本人入侵，他的政府一直面临地方军阀持续的反叛或反叛的威胁。它同时也面临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在军事上弱小，具有相当不同于军阀武装的性质，但这又扩大了国家的分裂。引自前书第1～6页。
军阀主义的祸害无须赘言。多重而多变的权力中心的存在使得中央政府作出了若干反常的举措。在地方一级，为了支助军阀，税收成倍增长，而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都被削弱了。外国强权利用了这一弱点，用外交承认来交换经济机会，支持那些对它们有好感的军阀，或反对这些军阀的敌手。战争和军队调动导致了人员生命、军费开支、掠夺和财产破坏等巨大耗费。引自前书第20～30页。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结果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从中国传统上强大无比的中央政府的文官统治来看，这更是一种耻辱，因而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的愿望，并认识到军事力量对这一过程是绝对必需的。除非某个政府在消灭了可能的军事抵抗之后统治全中国，否则中国革命就仍未完成。见CM维尔波《国民党政权下的军事分离主义和再统一过程》，载何与周编《危机中的中国》，第203～204页。
然而，牢固建立一个安定的中央政府只能是朝向国家真正统一的第一步。统一和安全是必要的，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也是必需的；军阀主义突出了前一类需要，但它也突显了后一类需要。光有军事统一还不能取代帝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曾通过官僚—儒生—宗法等级制和以帝国的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合法政治权威，而将其权力垄断与全国行政管理结合了起来。
传统的行政机制及其意识形态，随着满清改革、辛亥革命以及此后中国人的社会和观念的变化而衰落。因此，中国的重新统一所需要的不过是可以适应现代民族国家要求的新政体。用行政专业术语来说，它需要一个新体制，用以解决政治录用和处理直至乡村的各级政府扩大了的活动范围。就意识形态而言，它需要一个新的学说，该学说不仅可论证政治权威的行使，而且还寻求普通公民的效忠，并将他们整合在一个政治体制之下。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解体，而不是分裂；其解决办法是以传统政治秩序从未设想过的新条件来实现重新整合。见《王功武（Wang Gungwu）》的评论》，引自前书第264～270页；以及邹唐（Tang Tsou）《共产党中国的革命、重新整合和危机：一个分析框架》，引自前书第277～281页。
就这个更广的意义而言，中国的重新统一（即重新整合）实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那些改革家，他们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结构，该结构以中国人民为基础，并宣称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些建议的实施是从清朝在1911年以前的改革开始的。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孕育一种新政体的政治媒介才在一个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中产生。国民党政府尽管从未成功地实现统一或整合，但它散布了新的政治观念、机制和秩序，这些显然都预示了后来在中共统治下的许多东西。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统一的真正深度的理解，他们对此所承担的沉重的义务，他们在实现此目标上所取得的相对成功，大可追溯到这些早年的努力和经验之中。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4）
社会经济变化
人们对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其原因、程度和政治含义——的概括往往难以恰如其分。然而，在讨论中国革命时假如不涉及这一题目，那将是不完全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民众革命的潜在根源，这也许是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条件可导致一场革命，或是为可能发生的革命性动员提供重要的基础，这并非不可避免；这些条件必然会把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问题引入确实发生了的革命之中。中国社会潜在的爆炸性根源在于已感觉到的可能性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外国的渗入和帝国的崩溃已经促成了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变化，特别是在城市和上层阶级之中。这些变化刺激了加速转变的要求，这种转变可使新的价值观和阶级合法化，克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性”，并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完全平等（在这个词的每一个意义上）。另一方面，现实的主导条件与这些需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甚至是对立；复辟帝国的思想，军阀主义，在人口的大多数中坚持传统价值观，普遍的贫困和文盲，这些看起来都向实现迅速变化的目标提出了挑战。对于社会经济改革的领导者来说，雄心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差异增强了实现目标的革命公式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差异是对大众开展革命动员的直接障碍，但它也创造了巨大的潜力来支持任何一种可告知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将得到怎样改善的运动。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所有希望国家振兴的中国人首先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经济与日本和西方强国相比是如此的弱小和落后。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既非不能变化，也未停滞不前。从历史上看，中国曾有过十分富足的和经济变革的时期，尽管王朝的衰落和传统价值阻碍了现代中国工业革命的扩展。而且，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特别是在1895年之后，工业化和现代的商业化确实光临了中国。1912年到1949年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在5％以上，在1912—1920年和1931—1936年这两个比较可取的时期则特别令人注目；国民生产总值也在增长，尽管不像现代工业增长得那么快。见A艾克斯坦《经济遗产》中的讨论，载艾克斯坦等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趋势》，芝加哥，1968年，第64～67页。对帝国经济史富有挑战性的考察，对中世纪中国经济的财富和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它在清朝时期的停滞，可参见M厄尔文《中国历史的模式：一种社会和经济的解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尽管有了这样一个开端，中国经济在1949年仍然“接近世界发展排名表的最底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约50美元。艾克斯坦《经济遗产》，第79页。现代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的增长，对于全国经济状况仅有相对小的影响，原因很简单：这些部门从如此低的水平上开始，对于全国生产的贡献仍然很小。经济仍然基本上带有前工业的和农业的性质，无比重要的农业部门的特点是低劳动生产率，技术停滞，以及在可耕地上强大的人口压力。简言之，1949年以前的经济增长是微弱的和不平衡的，仅仅主要限于东北和条约口岸，外国资本在这些地方起了重要的但也正在减弱着的作用。引自前书第59～61、66、74～80页。一些关键性的发展问题，如国家计划和企业家的作用、地理上的多样性和农业的变革，仍然悬而未决。经济现代化的这些开端突显了安排全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必要性，然而，这些计划的实施却是革命目标当中最不优先考虑的问题。
现代中国经济状况中的人口条件是严峻的。中国的人口大爆炸始于18世纪，当时中国的人口从15亿增至3亿，开始耗竭现存的经济资源。以后的人口增长减缓了，但并未停止，到1850年大约达到43亿，按照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人口统计，1953年的人口达到583亿。可耕地没有大的增加，农业技术也没有什么变化，从19世纪中叶起，产生了人口过多和大规模贫困的基本形势，表现在长期的贫困、饥饿、起义和人口迁移。参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9年，第270～278页；RH迈耶斯《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1890—1949年农业发展》，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年；DH帕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发展》，芝加哥，1969年；以及其他一些近期的著作和论文。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军阀主义和内战使得农生活更加困难，人口的大多数在生存线上挣扎。见JL布克《中国的土地利用》，纽约，1964年；R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力》，伦敦，1932年，第23～108页。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这种经济困境的深度和复杂性。高地租和少数大土地所有者的存在是农民不满的明显根源，也是改革家和革命家的显著目标，当然，这两者并不是全中国都适用的典型条件。高租金和赋税、高利借贷、支离破碎的小农、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低人均生产率、文盲、外部的干扰和勒索，都在延续着大多数农村人口的贫困和易于破产的状况。城市少量产业无产阶级正在成长，都市的生活为某些人提供了较好的机会，但总体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低工资、长工作时间、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恶劣的居住状况、大批失业或工作无保障，成了中国正在升起的工业城市的通病。见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力》，第121～128页和第140～154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5）
这些经济条件如果存在于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其革命的可能性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然而，这样的稳定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传统秩序的崩溃已经发动了深远的社会变化。变动的社会背景中的基本因素是旧精英分子的失势。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之而来的帝国统治的崩溃，摧毁了儒生—绅士阶级的官僚堡垒，向新的竞争者开放了政治精英的职位，并在地方一级瓦解了绅士的权力和地位。关于现代中国地方领导力的“瓦解”，见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农村—城市关系论文集》（修订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当旧的合法性权威衰落之后，粗暴的军事和金融权力得以填补真空，某些团体的地位得到了重要的提升，军事领袖和中国新的资产阶级也许最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取得新权力和地位的社会团体。然而，社会变化决不仅仅是以军阀和商业内阁部分地取代旧精英。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激情示范之下，这一倾向促进了“科学与民主”的学习，把妇女从其家庭的奴役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将青年提升到更独立和负责的社会角色上。关于五四运动，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 对新团体的产生和旧团体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见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第32～44页。对以前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来说，自由和机会的新的可能性在扩大，此时至少有几个关于其可行性的具体例子来支持这一点。
当然，社会“解放”的实际程度十分有限。贫穷、文盲以及传统上与政治隔绝，这就难以劝说普通百姓接受在他们身边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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