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考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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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诬陷，还披露了一些林彪出逃前的细节。他说：“大约１１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２期）从李文普的谈话可以看出，林彪曾经脱了衣服上了床，但显然没有睡着，而且谈话的神智是清醒的。即便服过安眠药，此时也没有起作用。何况安眠药一说，也仅出自并不在林彪身边的张宁之口。
服没服安眠药，是个细节，但这个细节却是很说明问题的。坚持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证明林彪是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稀里糊涂地被叶群、林立果骗上飞机的。
　　关于林彪出逃前是否流泪和说过
什么“民族主义者”的话
迄今为止，只有张宁在书中披露林彪出逃前曾流着泪说他是什么“民族主义者”，并且多年以来始终坚持此说。这个话的真实与否，对于研究林彪的最后思想和心态比较关键。但由于张宁不是最直接的当事人，据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这话是内勤偷听来的。那么既然不是亲耳所闻，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就值得研究了。
李文普对张宁的说法持批评态度，他驳斥说：“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当然，李文普的话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平时内勤不敢偷听，但非常时期，又是林立衡要内勤去偷听，内勤照林立衡说的办了，也是合乎情理的。好在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内勤人员还有许多健在，今后也许会有新的材料披露。
　　关于李文普是被打伤还是开枪自伤
李文普是林彪红旗轿车上唯一活着的人，他的一句林彪“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问话决定了林彪的叛国性质。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证人，有不同说法。
据李文普自己交代，他听到林彪问话后，决定不跟他们跑，结果被林立果开枪打伤，子弹擦着前胸击中他左臂，他随即用右手朝车内开枪还击。
但林办工作人员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秘书宋德金说：“事实早已证明，李文普是出于制造‘与叛国外逃分子划清界限’的假象而开枪自伤，这一点林办工作人员都是十分清楚的，是毋庸置疑的，‘林立果开枪打伤李文普’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张清林一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晚，他看了李文普的伤口，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声。张宏副团长问张清林怎么打的？张清林说是自伤。１９８２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０日张清林谈话）
但是，李文普坚决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他说是８３４１部队卫生员小陆给他包扎的。后来，李文普公开发表文章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对李文普的说法，林办工作人员有不同看法。在亚疗审查期间，大家都叫李文普是“王连举”（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李文普的枪伤和林彪红旗轿车的枪伤，当时都没有做正式的权威鉴定。张耀祠回忆说：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８日张耀祠谈话）。张宏说：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也说：算了，小节，不要再干扰。总之，当亚疗学习班上林办工作人员追问李文普的枪伤，上面就这样不让追查了，最后不了了之。
令人关注的是，今后李文普究竟坚持以前的说法呢，还是另有披露，还历史本来面目？
　　关于林彪座机是否返回过山海关机场
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林彪座机起飞后２０多分钟，又听到了飞机返回的声音。“９６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９６号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看它在空中画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大家解不开飞机为何在空中画问号的谜，后来得知机场关闭的消息，不但山海关机场关闭，当时相关的机场也关闭”。（张宁：《张宁：自己说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张宁的说法意思很明白，林彪座机曾经返回想降落，但机场关闭，落不下来，只好远走高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引用了类似张宁的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
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三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１０分钟时间，然后调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
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
张宁的说法可置疑之处不少，比如，三叉戟飞机不是直升机，它怎么可能围绕９６号楼久久盘旋呢？
外国人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且不说林彪座机起飞后周恩来命令地面指挥所向空中呼叫，说飞机只要回来，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周恩来都亲自去迎接，就拿关闭机场的禁空令下达的时间来说，也不合逻辑。
据当年在空军指挥所协助李德生处理林彪出逃事件的作战参谋朱秉秀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禁空令是１时５６分开始到２时２０分左右下达完毕的，如果林彪座机真的想返回北戴河机场，至少没有禁空令的障碍。（转引自《北京日报》２００１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６版）
　　关于林彪座机机组成员未上齐
林彪座机的坠毁，与机组人员未全部上齐不无关系。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机上有副驾驶，有领航员，有无线电通讯员，２５６号三叉戟的命运，就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关于机组成员未到齐，一直是个疑问。如果说时间仓促，来不及叫醒已经睡下的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等５人，那么同样已经睡下的３个机械师不是被叫醒了吗？况且，从林彪由北戴河出发到山海关机场，路上要用半个多小时，这个时间对纪律严明、反应敏捷、作风雷厉风行的机组人员来说，叫醒上飞机是完全够用的。
当时未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认为：“机组人员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在于这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呢，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别人的授意后，积极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潘景寅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康廷梓认为，林立果之所以授意潘景寅安排紧急起飞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是怕机组人员多了，他控制不住飞机上的局面。
此说似乎有理，但也令人生疑：难道潘景寅不知道飞夜航领航员、通讯员的极端重要性吗？越少越好，可以少机务人员嘛。
据康廷梓回忆，９月１２日晚在山海关落地后，１０点２０分左右开了一个简单的机组例会。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的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明天６点起床，６点３０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此时为１０时４０分。康廷梓的回忆，可以帮助人们分析潘景寅当时的政治态度。
　　关于林彪座机空中航线的偏移
林彪座机仓皇起飞后，其空中飞过的航线有诸多发人深思之处。要说有关林彪出逃的疑团，这恐怕是最大的疑团。
飞机起飞后１４分钟内，是机场调度室雷达标图员提供的航迹。１４分钟后，飞机信号从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这１４分钟的航迹，来不及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是在机场调度室里看到的，他禁不住暗暗吃惊。
事后，康廷梓几次写文章，表明他的疑惑、分析与判断。１９９７年４月，他化名广辛，写下了《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其中写道：“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２４０余度（注：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２４４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２７０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２７０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３００度时（注：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线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能是一条折线。第一转弯本应是一条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在发表于《湖南文史（增刊）》上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说：“从０点３２分起飞到４６分，在足足１４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２４４度右转弯到３１０度，共转了不到７０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０点３２分，２５６号飞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查禁２５６号飞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桌，标图员头戴耳机把头埋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２５６号飞机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师长曾接到关于２５６号飞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飞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３４０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５０公里，离山海关机场约１３０多公里。这就是说，２５６号飞机０点４６分离开山海关机场约１２０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方向上，而是在３１０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３０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３２５度还要大２０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康廷梓进一步分析说，潘景寅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已经转到了叛逃的航向上，“但他没有将飞机的状态改为平直飞行，而是继续转过了头，达到３４０多度，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转下去，就有掉转机头的可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但从航迹上可以看出，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调头往东，竭力回避叛逃的方向。”
康廷梓还认为，飞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