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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啊孩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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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以来，国家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好在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以致外国人也不知道中国的虚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穿几乎一样的服装，要么是“毛式”，要么是“中山装”。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美国派出老布什出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他带了个十来岁的儿子到北京上任，这就是后来人们通常叫他小布什的那位。小布什常常在北京满大街的骑自行车兜风。
这小子，也许正是由于当年在北京的熏陶，回到美国后居然当了两届美国总统。他在当总统后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曾说起他的中国印象：当年的中国有两个体特点，一是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的人流，没有什么空气污染；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全国人民不分男女，都穿统一的衣服。
诚然，年轻的小布什没有像当年也是年轻的毛泽东那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就深入到江西寻乌等地开展农村与农民调查，并写出了不朽名篇。当然，这不能埋怨小布什，因为对外国人要求不要太高，他不说你的坏话就已经不错了。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难哪！难就难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做法束缚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自从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后，农民的生存就很艰难了。那时候，农民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转换成粮食维持生计。但生产队给的粮食不够吃。于是，农民们就在田埂上或是地头地尾，乃至在山上开点荒，种一些杂粮，收成之后，聊补无米之炊。这种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连根斩除。试想，当时的农民能吃饱吗？而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农民占了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就是国家的隐患。怎么办呢？
中央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要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条，是不可能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幽默地传播着邓小平被第二、第三次打倒时被据以批判的名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看人们讲话的语气，显然是赞赏有加的。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实际上也在探索着前行的路。这时，人们看到中央的想法是：不要争论，少说多做；摸着石头过河，不行就回来。
事实上，这也难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因为在当年的中国，一是极“左”的理论宣传了二十多年，形成了很多思想理论禁区；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前人没有搞过。在工作的时候，错误和学费是要交的。
当时的广东沿海地区，因为毗邻香港、澳门，与外资在经济上一直联系紧密。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缓和，华侨、华商不断来祖国投资探路，而处在经济活跃区的广东省领导人中，也不乏行家里手。他们就像当年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一样，看到这些发展经济的机会，脑海中闪现出中央叮嘱的：“要杀开一条血路来！”于是，广东就有了“先走一步”的政策优惠。
有一首歌描写了当时改革开放的神来之笔：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啊！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
大家知道，这个老人画的圈里边就是今天深圳市的其中一小部分，当时，由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用铁丝网围起来，叫“二线海关”。围住的部分就叫“深圳特别经济行政区”。
大家也许不太知道深圳地名的由来。如果顾名思义来理解，深圳者，乃小沟也；深：则比普通的小沟大一点、深一点而已。因此，原来的深圳的地名也许大体讲的是深圳河周围罗湖口岸边的小地方。三十年前，香港人通常说：“过深圳，”就是指过罗湖口岸。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当年的深圳地名的上层地名是罗湖，罗湖地名的上层就是宝安县，而县政府的地址就设在现在的东门人民北路周边地区。也是三十多年前，广东内地人来深圳，通常说：“去宝安。”而宝安县属于现在叫惠州市的惠阳地区管辖。所以，深圳起码是宝安县辖下的一个小地名。
现在，该说说这篇故事的主人公们，怎么样与深圳结下不解之缘的。
夏天在广州读书时，恰逢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春天：作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著名的“七七届”的一分子，他不仅是非常特别的在春季入学，而且在春天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里第一次见识了对外经济的窗口。接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也不时在各个校园传播；夏天他们还每天楸心地听校长宣读中国军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报。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诺大的一个学校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至于个人吗，在当时的广州，一般的处长家庭都还买不起电视。因此，打仗的消息只能靠听战报得来。同学们每当听到：“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高地，打死敌军××名。而我军无一伤亡”时，就非常激动，一天的学习也十分愉快。
有一个与夏天很要好的同学，叫周天年，两人经常一起在长堤岸边散步。他的父亲在惠阳地区当局长，是个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正处级的南下干部。一天傍晚，他俩正在长堤走着，看到抛锚在珠江边上的渔政监督船上的船员在甲板上摆开了桌凳，准备吃晚饭。不一会儿功夫，船上便呼五吆六地喝起酒来。周天年情不自禁地说：“我们如果现在就毕业了多好啊！像他们的生活也不赖。我真的想回去大干一场！”
夏天听见周天年的感叹，从另一个角度说道：“也许我们日后真的毕业工作几年了，有一天重走珠江岸边，会说：‘要是我们全班同学重新聚在一起，哪怕是五天抑或是一天，该有多好啊！’人就是这样，在多愁善感中折磨自己。”
周天年听到夏天的感慨，也觉得是有感而发，摸了摸上衣口袋，掏出一包用两毛四分钱买来的“银球牌”香烟，拿出两支，给夏天一支，自己在手上捏着一支。夏天从裤袋中拿出点火机，熟练地为周天年点上火，然后，也为自己点上火。两人把身体侧靠在珠江堤岸的铁栏杆上，十分写意地抽了一口，然后，都吐出了几个圆圈。
当周天年看着那圆圈和珠江水出神的时候，夏天转过身，面向海珠桥，说道：“在那海珠桥的引桥旁，去年，我父亲来的时候，陈健生给我父亲照了张照片。现在，我每天经过这里，都会回过头去看一看。”
周天年听到夏天说完，心里显得沉重起来。许久才说道：“我父亲昨天与我通电话说：‘宝安县准备建设一个特区，名字都起好了，叫深圳特区。’我们毕业以后，到深圳特区去创业也是好事啊！”
“你这几天就是因为这事才使自己心理负担太重？”夏天问道。
周天年说：“毕业后的去向，是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能不多想。”
夏天听罢，心想：“周天年见的世面比我广，社会阅历显然比我丰富，心计也比我多，是一块当官的料子。”转而说道：“我父亲身体不好，加上大城市谋生也不太容易，我还是想回到我父亲身边。”
夏天说完，两人没有再说话，而是手拉着手，漫步往学校走去。
话说这深圳特区就因为邓小平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开始建设起来。开始建设的时候，不确定性的事情太多了，有的原村民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的，就这么睡了一个晚上的觉，也不见得睡得有多香，早上醒来，生产队长通知：各家各户要在银行开一个存款扎子，大队要往每家每户的扎子上打钱。于是，他们走到银行开了存扎，一看：“富了！成了万元户了！”那脸上顿时灿烂起来，很多人为此笑得合不拢嘴。当然啰，到了晚上就更加不好睡了。
——这还是小头，因为这是向外国人学习，有偿使用村民集体土地的补偿。
接下来，在建设国贸大厦时，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整整一代人传为佳话。更有趣的是，夏天工作的那个县的计划委员会主任，在1985年深圳东门刚刚建设得有点规模的时候到了深圳，他走进位于东门中路的金城大厦参观。
当时，这栋大厦一至四楼卖的是百货，主任一行人从一楼看到四楼，发现同一种商品居然在不同楼层价格不同，他说：“有那么奇的：同一栋楼的商品，价格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样干吗？”
这主任考察回来，就跟夏天说了深圳的见闻。
正是因为深圳当时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当时来深圳的人并不是特别踊跃，特区建设也经历着时热时冷的状况。1986年，夏天到韶关参加广东省经济理论研讨会，与广州、深圳的代表做了详尽的交流。得到的信息是：广州与深圳相比，同级干部的工资，广州少50元，而广东其他地区则比深圳少150元，实际相差不大。但深圳在思想认识领域和行动上有冲劲，包括内地最害怕的不守规矩的做法。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来的代表的发言也受到省里一些专家的批评。
会议结束后，夏天回到市里强烈要求分行组团考察深圳，于是，1987年春天，夏天一行九人开了一部面包车，兴冲冲地来到深圳。因为夏天所在市是山区，为了不给山区的金融工作者丢面子，九人都全副武装地穿上北京总行刚刚下发的西装行服和金利来领带。
当天，到了深圳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那司机找不到路，就从沙湾进来后党校旁的爱国路上经东门路——深南东路——文锦路——爱国路，又兜回东门路，就这样，兜了几圈。到最后，不得不下车问人，才找到驻深办所在地的湖贝路。大家在驻深办招待所住下。稍安顿好，一行人吃了晚饭，就在湖贝路溜达一回。
第二天早上醒来，这九人吃过早餐，又走到解放路的人民桥旁边。一看，当时的深圳就建设到那里为止。更令人奇怪的是：所到之处没有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这样，穿着西装的夏天一行就成了深圳街头一景了。
夏天一行在市驻深办的安排下，参观了石岩湖、银湖度假村，游览了西丽湖。在西丽湖园区，夏天进得门来，招呼着同行照相，夏天本人就在右手边的一排商店旁照了一张单人像。
晚上回到市区的时候，司机有意把车从银湖入口（当时还没有北环路）开进红荔路，大家在市图书馆门口——也就是现在的荔枝公园的北门，发现人们在成行成市地买卖一张纸，这纸上写着：“×××公司股票，面值××元。”夏天他们觉得新鲜，就下了车，在这股票市场里想看个端倪。说来怪了，面值10元的纸，可以任由买卖双方20元15元的侃个不休，最后成交。
夏天看完后，对同行的林云华说：“看这买卖，在深圳要发财也不难啊！”
这时，只听当年已经五十多岁、并且在银行干了二十多年的林云华不解地问：“这纸要从哪里进货？”
………
夏天一行九人，在深圳呆了半个月，应该见的朋友都见了，该了解的事都了解了，准备回去。一天晚上，夏天的老乡与学弟姚中平突然打电话来，夏天接了电话。
只听姚中平在电话里说：“喂！夏股长吗？你同学沈存瑞听到你出来了，要见你。”
夏天说：“那他什么时候有空呢？”
“明天上午怎么样？如果你有时间，我就跟他约定。”
夏天说：“好的！就定明天上午我去找他。”
话说这沈存瑞是夏天在广州读书时的班长，现在当了工商银行罗湖支行副行长，夏天在学校是团支部书记，两人关系比较好。而姚中平从广州毕业分配安排到深圳工作后，在沈存瑞手下当了信贷科副科长，进步也是算快的。第二天上午，夏天首先到信贷科找到姚中平，叙旧之后一起来到沈存瑞的办公室，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其间，沈存瑞问夏天：“敢不敢来深圳创业？”
夏天根据这次考察的印象，不置可否。
沈存瑞说：“如果要来，我全力支持。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也说得上话。”
后来，姚中平告诉夏天：“沈行长的泰山是深圳某专业银行的行长。正要招人上班呢！”
王显耀来深圳则与“京官南下”有点关系。
也是在1987年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发展需要中央各方面的强有力支持，包括人力资源与干部支援。当时，中央派出一批在东三省任职的领导干部加强广东和深圳特区的领导工作。这些在北方生活惯了的人们来到气候宜人的祖国南方，顿感满地新鲜、满眼春天，满面春风，十分兴奋。把心一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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