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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标准辅导全书-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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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就是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两种，即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此知识点2002年文科多选题第24题考查过）
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在对待中外文化的问题中国有三种错误的主张：一是，中国文化本位论。主张全面复兴儒学，反对吸收和借鉴一切外来文化，一味复古，反对趋新，保守自大。一是，“中体西用”论。主张在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不变的基础上，有限度地吸收外国的技术与物质文明，折中调和。一是，全盘西化，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一味模仿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表现为民族自卑，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情绪。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上述三种错误主张，提出了一些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等基本方针。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提出正确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成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古为今用”就是吸取古代文化遗产中有益的成分，为反映现实服务。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在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必须继承，而不能割断历史，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但是，应当批判的继承，而不是全盘照搬，要将古代文化遗产中腐朽的有害的东西和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吸收其民主性革命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将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对现实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进行创作时的借鉴。“洋为中用”，就是学习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各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互相影响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都可以作为其它民族文化发展的借鉴。在文化的发展建设上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这种学习决不是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同样要经过分析和鉴别，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借鉴各种有益的东西，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从文化继承和吸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和建设新文化的角度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新文化观：批判地接受中国古代文化，以利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运用外国科学的原理，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在批判的基础上，标新立异，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新东西。”
4。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1）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因素
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强调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革愚昧无知的命；为此，要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有计划的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2）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党主张“有步骤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这时，教育事业的发展面临着两个适应：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改革，这就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这就是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准备和实施。
教育工作改革的内容是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此外，教育改革工作还面临着面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以及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的问题。其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此，刘少奇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即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创办各类型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在实行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的同时，实行半工（农）半读的劳动制度。他认为实行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国家可以少花钱，多办学，比较充分地满足青年人的学习要求，还可以解决多数人就业的问题。这是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众路线的好办法。周恩来则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最早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使它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并继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的优秀科技干部队伍，否则就很难完成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建国之初，在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各项社会改革的时候，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摆到突出的位置。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五计划的展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对知识分子的渴求急剧增大，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渴望。1956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1957年3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及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他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单列一目专门阐述知识分子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制订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知识分子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学好马克思主义，同工农打成一片。
三、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1．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国内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所以新中国难以马上着手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国防。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我国开始筹划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编制中的一五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指导方针。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开始建立。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初次提出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的任务。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任务首次被明确提出。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强调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国防等各方面建设的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探讨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关系，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的战略方针，因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发展中国工业的道路总结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到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国防工业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技。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2．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国防不可不有，要加强国防建设，但首要的是加强经济建设。他提出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方针主要是想通过武力“解放台湾”。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5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并不断丰富、完善这一主张，这些思想成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来源。
1955年6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7月，他同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等会见外宾时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协商，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6年10月，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7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又对外国朋友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毛泽东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谴责美国坚持侵略台湾的立场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同时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办法，“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63年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一纲四目”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①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都由蒋介石决定；②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③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④双方互信，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之事。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的基础。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希望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
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是中国亿万人民的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完成祖国最终统一的大业，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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