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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医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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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娌亢筒弊又椎煤芾骱Γ退菪〉那煞旁谝黄穑缘酶裢獠恍鳎圩琶嬲治酰齑交故欠⒆希餐返募嗷ひ巧舷允镜难醣ズ投仍�90％上下挣扎着。
看到我的到来，他努力使自己在床头坐起，尝试两次后，他斜靠在枕头上，呼吸更加短促凝重了，他闭上眼调整了一会儿，然后努力睁开眼睛看着我，他左侧的眼睛睁得很大，但右侧的上眼皮耷拉着，盖住一半的眼仁，他对我点了个头，用嘶哑的声音说了句“您好”。在床头的灯光下，我注意到他右眼的瞳孔也比左边的小，他的胸口和颈部淌着汗渍，但额头上很干洁。
我看得出这是一名肺上沟癌的病人，肿瘤占据了肺的尖端，压迫了上腔静脉，导致老先生的颈部和头面部肿胀；他瞳孔缩小，上眼睑下垂，额部汗少——这是典型的霍纳综合征，是肿瘤压迫颈交感神经的结果；他声音嘶哑，应该是喉返神经也受到了压迫。
他的手发抖着，缓慢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的字写得歪斜扭曲，但纸条的末尾很正式地印上了他的指印：
“我知道就要上路了，我不害怕，我不要用呼吸机，这改变不了什么。在我死后，我想把遗体捐献，可惜肿瘤转移了，身上的器官别人也用不上，但我听说角膜还是干净的，如果有人需要，就留给别人吧，剩下的身体，捐给医学院的解剖室。我是个老战士，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最后的那一个红艳艳的指印在我眼中幻化成一颗火红的跳动的心。我同样了解他的字为什么写得歪歪扭扭：肺上沟癌还会压迫上肢的感觉和运动神经，他的右上肢会因此无力和疼痛——我很难想象他书写这些文字时究竟在忍受着怎样的煎熬。
我把氧气的流量调大，在床旁默默地陪他坐了一会儿，临走前我站得笔直，举起右手对他敬了个礼，他缓缓地抬着右臂，但抬到耳垂就再也抬不上去了，他微笑着，对我回了个礼。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军礼。
两天后，老先生去世了，照着他的遗愿，他的角膜被捐献，他的遗体被运往熙和医科大学的解剖室。
同一天，病理室负责张迪尸检的郝医生叫我们来看结果，我们聚到了病理科。
“我们推测张迪患的是神经系统疾病，病变累及脑干，影响到呼吸心跳中枢，最终导致呼吸心跳停止。我们在遗体的脑部组织分离了一部分小脑和脑干，看，就是这一块组织，重量是21克。”郝医生指着投影屏幕，切换着幻灯图片，“经过切片和组织制片，用塞莱染色剂染色，镜检，我们在神经细胞里发现了这些樱桃色、圆形或椭圆形的小颗粒，你们看这里——内基小体！”
“啊？狂犬病！”沈一帆吃惊地双手握拳，放在面前，“可是……张迪他压根就没有疯狂、兴奋的表现，甚至他一点也没表现出对水的恐惧。恐水、躁狂可都是狂犬病的典型表现呀！”
“我们在大脑的病理切片中没有发现内基小体，所以病人不会表现出疯狂。”郝医生在电脑屏幕上切换了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张迪的踝部，上面隐约可见一处咬痕，“不出意外的话，这处动物咬痕可能是病毒的入口。”
“麻痹型狂犬病？”沈一帆倒吸一口气，遗憾地摇了两下头，“麻痹型狂犬病发作时，病毒只是侵入小脑，病人不会有兴奋的表现，但死亡原因和兴奋型狂犬病是一样的，都是由于病毒侵入主管心脏和呼吸的神经。原来如此，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麻痹型狂犬病几乎全被误诊！在没有人告诉你动物咬伤史，病人又没有兴奋躁狂的临床表现时，我们往往做不出针对性的检查，而且，病人只有在狂犬病发作后存活1周以上，才能产生狂犬病抗体，所以，就算当时把血样送到防疫部门检查狂犬病抗体也不见得有结果。”苏巧巧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沈一帆，“沈一帆，你真的无须遗憾或自责，狂犬病的病死率几乎是100％，我们谁也无能无力。”
“唉，我真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尸检结果，告诉我们一个无可救药的疾病，即便我们将来遇到类似状况，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直到病人死亡我们既无法诊断，也无从治疗。”沈一帆还是低着脑袋，轻轻地摇了两下。
“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长眠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特鲁多医生，但他的墓志铭却久久流传于人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直至今日，医学的意义仍仅限于此。然而，‘世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的医学在狂犬病面前仍束手无策，但将来未必如此。尸体解剖的结果增进我们对未能诊断或未知疾病的认识，随着我们对疾病了解的深入，或许我们将来就能试着帮助病人甚至治愈疾病。”兰教授审阅着我们的眼神，停顿了一会儿，“这21克的病理组织，其意义可远远超越它的重量！”
21克，我突然觉得这个重量很熟，似乎在哪里听说过，慢慢地，这个数字在我的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那是亚利桑德罗导演的电影《21克》（3）——传说人在去世的一刻，体重都会减轻21克，那就是灵魂的重量。作为一个医生，我自然了解这个传闻的荒谬，但此时此刻，我更愿意相信这21克的重量承载着张迪的灵魂。
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条条的线，或曲或直，通向终点。这些线有时也会相互交合，相互缠绕，构成一个又一个充满未知与神秘的交集，我们的生命，也就为之改变。我们几个人在遇见张迪时，他的生命已经走向终点，但他“灵魂的重量”却仍然倾斜着我们生活的天平。
我正想着，兰教授关切地打量着沈一帆，“这个结果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狂犬病是通过体液传播的，我们需要询问一下张迪的家属、朋友，以及接触过的医护人员有没有谁不小心接触到张迪的体液。沈一帆，你那天抢救的时候做好自我防护了吧？”
沈一帆先是一惊，然后静下来想了想：“应该没事，我那天是全副武装的。兰教授你提醒得太对了，我需要联系一下张迪发病时的密切接触者。”
听到“体液传播”四个字，不经意间我看了一眼米梦妮，她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一下，随即又关切地看着沈一帆。我感受得到她内心掀起的一阵波澜，紧接着我意识到今天距离她不幸发生职业暴露的日子，刚好是1个月——她该进行抽血化验的日子。
所幸，沈一帆联系了所有张迪发病时的接触者，都没有接触到体液的，有一个大学朋友后怕地回忆起张迪意识障碍发生时，他本打算用手帕去帮忙拭去张迪嘴角流出的唾液，一时找不到，就随意用餐巾纸擦拭后丢掉了。后来听说这位朋友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去注射了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至于张迪踝部的动物咬痕，张迪从来也没对谁提过这件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其中的缘由了。
一连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交完班和午餐时，两个女生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我们聊一些女生的话题，我和沈一帆也养成一种习惯：交完班就出门干活，把办公室狭小的空间交给她们。平时在医院里奔波，我找不到和米梦妮单独见面的机会，也无从询问她抽血化验的结果，有几次，我忍不住想发短信询问，但总是写了几个字后又默默地删除掉。
终于有一天，会诊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时遇到正在电脑前查资料的米梦妮，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人，她背对着门，一手托在下巴，另一只手移动着鼠标。我慢慢走到她身边，心里掂量着该怎么开口。
“你想问我抽血的结果吧？”她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这几天交完班后，你总是瞟几眼我和苏巧巧，苏巧巧抱怨说你不满我和她总在一起聊天。”
“啊——”我回忆我那所谓“瞟几眼”的动作，自己浑然不觉，也没有丝毫的回忆，我心里暗自佩服女生的洞察力。
“我今天下班，在办公室等着，就是想告诉你，放心吧，检查结果是阴性的。”米梦妮笑了，笑得很甜，那是一种熟悉的笑容。
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我舒服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闭上眼。恰是傍晚，风从窗口吹来，夹杂着秋天和泥土的味道。
临床感悟
“诊断不明”和“尸体解剖”。
米梦妮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最不愿遇见的情况就是——诊断不明。尽管近百年来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发现和新命名的疾病层出不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人类身体的了解还只是皮毛而已。即便我们对某种疾病进行了命名，也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疾病彻底了解了。比如：很多疾病冠以“原发性”的名字，其实，“原发性”这几个字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对疾病的知之甚少。
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医学上存在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医生竭尽所能也未能获得正确诊断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在一篇Meta分析（4）中提到，比照尸体解剖的结果，近1/3的死亡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的。并且，尸体解剖中的发现，近一半是在病人死亡前未曾考虑的诊断，其中有1/5的诊断只能通过组织学检查获得。
苏巧巧 对尸体解剖存在抵触心理的病人和病人家属，我们充分理解，毕竟这是人之常情。而那些接受和提供尸体解剖的病人和病人家属，都是伟大的！正是他们伟大的举动在一点点地推进我们的认知，推动医学的进步。对于他们，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沈一帆 对于负责尸体解剖的医生，我们同样尊敬，毕竟，“诊断不明”意味着未知的风险。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等报告了中国首例艾滋病病例（5），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举国震惊。协和医院病理科三位医生及技术员在病人去世的第三天，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完成了这位死者的尸检工作，为中国医学界认识和研究艾滋病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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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数据库。
（2） 组织脱水药，有助于降低升高的颅内压。
（3） 一部电影，主要讲述了故事的三个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经历了失去与痛苦，从而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更加深刻认识。
（4） Histopathology，2005，47（6）：551559．
（5） 中华内科杂志，1986，25：436．
花之绽放，一瞬的美丽
床头灯的暖色光把她的身影投射在窗帘上，微风拂过，窗帘带着剪影徐徐波动，我静静地欣赏着那个剪影，很美，像一幅古香古色的水墨画。
交班，会诊，四天一轮的值班，抢救……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就像是沿轨道运行的行星，一圈一圈地规律旋转，如同中学生的上学放学，好比上班族的朝九晚五，要不是中学生偶尔起床迟了，上班族的班车不巧晚点了，他们的生活极少发生改变，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诸如起床迟了、班车晚点这样的小事最多也只是让运行在轨道上的行星“稍作停顿”，然后继续沿着一成不变的轨道前行。
大多数人享受一成不变所带来的安全感，同时也在厌烦中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认识一位图书管理员，她甚至连一天中几点几分上厕所都已经形成固定的流程，她烦透了这种没有新鲜感的生活，但又舍不得做出任何改变。由此可见，在大多数场合，安全感和新鲜感是一对反义词。
在医学生时代，我憧憬着医生生活：我的每一天都将是不一样的，早晨睁开眼的时候，光是想象一下今天会收什么样的病人就足以让人兴奋。然而，工作两年后，激情和冲动褪去，劳累开始抬头，我不再希望自己收治的病人个个都是疑难重症，我开始祈祷值班时病房要平稳，我的病人们都要“长命百岁”。这种感觉，在当了半年多总住院医生后变得更为强烈，我巴不得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恨不能自己的生活沿着固定的轨道稳步前进，我甚至在某一天的梦中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军训，在那片郊外的绿茵上，空气清爽，夜晚的天空悬着数不尽的星星，我们在号角中起床，叠被，出操，吃饭，睡觉……那是一个稳健的生活轨道，那是充满安全感的一天。
很遗憾，总住院医生的生活没有行星轨道，我们的生活简直就是漂泊在激流里的小船，此处一簇暗礁，彼处一袭湍流，我一点也不想在隔三差五地在值班夜里听到一连串的“午夜凶铃”。然而，当生活的小船经过一丛暗礁，划过一处湍流，在我的内心深处又会潜意识地期许下一个激情释放的瞬间。
这就是矛盾吧，和那位图书管理员正好相反，我渴望生活过得平淡一点，但又舍不得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鲜感”。再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同样过着有规律可循的工作周期，实质上却与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共同点，那是因为我们各自生活的轴心是不同的：中学生生活的轴心是课本知识，上班族生活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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