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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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描述了上世纪短短几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惊人变化：昔日，他们教化大众，挥斥方遒；如今，他们隐身业，闭门造车，疏于为社稷思考。本书作者，美国老派学者雅各比质问道：过去那种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群众引路人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作者简介　　·　·　·　·　·　·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雅各比文笔犀利，观点大胆。他的著作还包括《社会贫血症：当代心理学批判》（1975）、《心理分析的压迫》（1983）和《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1999）等。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的图景日趋显著。“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职业分工越加细密的专业社会，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宪
许钧
2001年6月于古城南京

致谢

我讨厌包罗万象的致谢时尚，因此我要把致谢辞写得简短一些。感谢诺米·格劳伯曼，我坚定的同志和伴侣，还有我的孩子莎拉和山姆，我欠他们的太多了。我感谢保罗·布赖内斯，乔尔·科沃尔，卡尔·博格斯，以及生活在这个大陆各地的那些批评我、反驳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特别要说的是，没有雪利·查斯拉夫和在温哥华与蒙特利尔的其他诸君，这一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谨向现已为我编辑三本书的编辑斯坦夫·弗莱瑟致以衷心的谢意。

前言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作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苟求一种取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