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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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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在路上》出版时，时代变了。贪婪的公众突然对垮掉的一代发起攻击。1959年《生活》杂志惊叹说：“美国这块文明瓜地里生长出来的最大、最甜、最有味道的甜瓜却孵化出了开天辟地以来最毛绒绒的、最瘦的、对一切最不满的”果蝇——“罕见的垮掉的一代叛逆者”。他们几乎讥笑当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老妈、老爸、政治、婚姻、储蓄银行、有组织的宗教，以及自动洗碗机和跃层别墅，等等。《生活》杂志将他们看成主要是一些“衣服褴褛，留着胡子的男人”和“面孔苍白，脸色阴惨的姑娘”。他们住在旧金山的北滩，威尼斯（洛杉矶）的“破旧公寓”和格林威治村的廉价饭店里。
在年纪大一些的同情者看来，垮掉的一代反对宣告波西米亚的死灭。写出第一部描述垮掉的一代的通俗作品《神圣的野蛮人》的二流小说家和诗人劳伦斯·利普顿称赞波西米亚的时代精神又回来了。“他回忆说：远在20年代后期，他在芝加哥第一次见到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时候，“他和今天垮掉的一代中的任何人一样像垮掉的一代。我是这样，我大多数的朋友也是这样。”
雷克斯罗斯（1905—1982）表示赞同，尽管他哀叹说“在老年”，他“有点倦于做青年人的代言人”。垮掉的一代“自甘贫穷，在艺术上绝对诚实，不介入社会活动，承担个人价值”，这些标志着一种新文学的开始，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的开始。
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可以追溯至20年代，不是追溯到当时的摩登女郎，而是追溯到席卷格林威治村和芝加哥近北的工作室，以及全国大城市里下等区域的“造反精神”。在那些年代里，我们从上层阶级那里“夺来了”悠闲的艺术、罪恶和“蔑视常规的特权”。这就是利普顿所谓的“非道德的民主化”，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然后断断续续一直风靡全社会。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不是最后的而是最新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和雷克斯罗斯一样，利普顿认为未来属于垮掉的一代，属于那些远离美国社会腐败和暴力的文静的反叛者。然而，无论是垮掉的一代的赞美者还是批评者都未料到历史的狡计：正当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在城市中被扼杀时，垮掉的一代却出现了，四处散布信息。他们干得很漂亮。有两个特点使他们区别于以往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并使他们成为天才的宣传家：首先是他们对汽车、道路和旅行的热爱，这使得他们和一小批模仿者不断来来往往于全国各地；其次是他们的民粹主义，亦即对美国人民的深爱。
格林威治村是垮掉的一代的聚集地，第八街书店的老板伊莱亚斯·威伦茨在他的经典选集《垮掉的一代实况》中说，所有的撰稿人“都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但全都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然而，垮掉的一代的民粹主义却将他们与几乎以对庸俗大众的蔑视为标志的“典型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区别开来。这使得垮掉的一代与一些诗人有来往，如诗人威廉·卡罗斯·威廉斯，他的作品颇有美国风格。垮掉的一代那种放浪不羁的精英倾向（这反映在他们常用的“率直”和“耿直”语汇中）已经被他们将普通生活和民众浪漫化的倾向所淹没，有时，他们还赞美通俗文学。
霍姆斯后来说：我们是和通俗文化以及对这种文化毫不羞愧的热爱一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美国人。《在路上》一书中，萨尔报告说：“我最后告诉迪恩，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成为丹佛的市长，或者成为兰波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但他却总是跑出去看微型汽车比赛。我和他一起去。”
萨尔偶然碰上一场傍晚的垒球赛，邻居们放松地，一动不动地用心站在那里观看。克鲁亚克写道：“都是一些穿着校服在沙地上玩的孩子。在我作为运动员的一生中，我还从未让自己在一些家人、女朋友和邻居的孩子面前这样玩过……以前往往是在大学里，是高水平的比赛，人人脸上都很严肃。”克鲁亚克曾获得橄榄球奖学金而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像这样孩子气的，人们很喜欢这样。”
这不是说文化贵族在贬低——或逃避——粗俗的大众；相反，《在路上》一书赞赏日常生活和其中的快乐。迪恩犯的“罪”
不是什么满脸怒气和鄙视嘲笑；而是叫喊着“yea”，爆发出美国式的疯狂。这是西部的方式，是西风，是从大草原传来的颂歌，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早在预料中，长时间里逐渐来临的东西……我所有的纽约朋友都站在反面……贬抑社会，提出他们不耐烦的、迂腐的理由，或者政治的以及心理分析的理由。但是，迪恩却在社会上奔忙，迫切地想赢得面包和爱。
对他的纽约“朋友”这种民粹主义和波西米亚式的攻击对纽约知识分子也并非不起作用。他们不喜欢60年代的反叛者，也不大喜欢他们的前辈——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文章《一窍不通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中捍卫了文明，反对野蛮人的侵袭。他说：“在＇克鲁亚克写的＇那些书中，有一种压抑的呼声：杀死那些讲话能有条理的知识分子，杀死那些能一次静坐五分钟的人。”“50年代波西米亚主义”“敌视文明，崇拜原始主义、本能、活力和‘血腥”’。在波德霍雷茨看来“这是精神贫困者的造反”“。
波德霍雷茨认为他看到了垮掉的一代和青少年罪犯之间的联系：他们共同憎恨文明和理智。“我恰恰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缺乏道德力量，这与5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我也相信青少年犯罪部分是出于那种对正常情感的憎恨和用克鲁亚克与金斯伯格书中隐藏的智慧来对付世界的企图。”
然而，波德霍雷茨和其他批评家很难抵消垮掉的一代的吸引力。垮掉的一代发出的信息是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并未被势利的屏障遮蔽，在城市波西米亚群落里也不显得突出。相反，这种生活被用一种传教般的热情来向世人炫耀。“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人人都受到影响；这是一种精神革命。”这一信息，或者这些马不停蹄四处奔跑地传递信息的人充满了民粹主义倾向，对年轻人来说其吸引力之大是无法抗拒的。保罗·古德曼在对《在路上》的评价中抱怨说：“在300页书中，这些家伙就横穿美国八次，通常都住宿在朋友或亲戚家。”
诗人加利·斯奈德将《在路上》一书中克鲁亚克虚构为“迪恩”的尼尔·卡萨迪描写成“19世纪肋年代的牛仔在丹佛的孙子，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牧场好让孙子在里面干活”。
卡萨迪这一类型的人属于边疆型，只会成天在赌场里赌博，开车在全国来回奔跑……以前，在美国你该做的事就是踏进荒野；结果100年后你所做的事就是驾驶汽车开足马力来回奔跑。起初，你在完全荒野的地方漫步，而最后你所干的却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飞快地奔驰。是典型的西部精神、边疆精神使得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这样看待卡萨迪这一人物……
这一坚韧不拔的行为最后赢得了一批观众的认可，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地容纳了垮掉的一代和波西米亚群落，并将他们卷入所谓的60年代，卷入嬉皮士和反文化的潮流之中。文化和人口统计学开始相互交叉。当垮掉的一代和未来的垮掉的一代上路后，他们就碰到了新的青年中心和大学校园，那些挤满了出生高峰期的那一代人。由于人数之多，这些校园中的青年几乎构成了一大群批评者，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
一部有关这一代人的编年史解释说：“数量庞大的学生一旦到了大学以后，就立刻就压倒了等待他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结果是这些人就在伯克利、波士顿、奥斯汀、纽黑文和安阿伯这些地方开始从事自己的社会化活动。正式生和旁听生的社团围满了一流大学，就像围着100个太阳的黑子阴影一样。”在像安阿伯和麦迪逊这样的小城市中，学生、工作人员和靠他们为生者几乎占了30％。“青年人不再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社群。”在这些青年的“聚居区”中，垮掉的一代建立起了家园。
当然，事实并不完全这样简单。虽然垮掉的一代输出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文化信息，但60年代的政治并非来源于他们。垮掉的一代中有些人适应了新的术语和关注事务，而另外一些人，最明显的是克鲁亚克，却不能认清年轻人的反崇美主义情绪。一位历史学教授西恩·威伦茨（伊莱亚斯·威伦茨之子）回忆说当他父亲的书店在60年代中期搬迁时，许多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人都帮了忙，后来还举行了庆祝会。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中午消息从哈莱姆传来说马尔科姆·X刚刚被杀了。屋子的所有人都十分惊异，然后，气氛显得紧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勒罗伊·琼斯立刻停止了手上的种种事情。我感到格林威治村再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第二次我在书店中看到琼斯时，他的名字已经被改成巴拉卡了。
然而，垮掉的一代却变成了公路与衰落的城市这一时代中的放浪形骸的信使。他们不是郊区的居民，但他们对不适宜人住的城市和新的公路这样的现实也有所反应。一旦60年代的文化爆炸烟消云散之后，50年代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垮掉的一代不仅扩大和总结了民众化的“非道德”倾向，用马尔科姆·考利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助长了以消费的伦理道德来代替劳动的伦理道德，而且，他们也预见了美国的非城市化，废弃城市而代之以小的中心、郊区、大学城和边远地带。在城市的伸延时期，垮掉的一代是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1956年，H·斯图尔特·休斯对文化界做了观察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过时了吗？”H·斯图尔特·休斯是一个有名的反智主义者，为麦卡锡主义所困扰，他相信美国没有为“自由沉思的头脑”留下空间。可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就缩小了。更有甚者，正在膨胀的大学和政府机关雇用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批判性的作家和思想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活动范围相对缩小的社会和时代。”被“依从”这个“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压力”所压倒的美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休斯的声音并不是孤独的。在一些题为《知识分子：衰退萎缩了吗？》或《知识分子的没落》的文章中，许多评论家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小亚瑟·施莱辛格总结道：“1953年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大量事实。”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
早在10年前，战争结束之时，《党人评论》就已经提出警告：专家和大学教师正在取代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知识分子。牛顿·阿尔文在1945年宣称，作为“管理革命”的成果，一个新的“美国学院形态”在“各地应运而生”。这新一代人为了“成果”和事务管理而放弃了“广泛的、奇异的、冒险的及人的研究”。因为有了学术领域和相关学术领域，有了委员会和组织，新一代的大学教师正准备把“我们的文学传承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令人信任的基础上”。另一位评论家也表示赞同；过着庸常生活，并按照习惯思维思考问题的大学教师正逐步淘汰自由作家、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以及前卫知识分子。“学院的等级制度……迫使我们警惕那些富于想像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教授们也不能“有明显的不一致”。
这些哀叹也许都成了些陈词滥调。知识分子始终被自己所困扰，不断地哀叹他们的无能、堕落，或者是死到临头。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叹仅仅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然而，这种怀疑论也许太相信，或太宁愿相信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了。为了避免走极端，怀疑论也必须对自身表示怀疑。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二战后的岁月显示出了在两类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大学教师和专家面前，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退却了。当然，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为了郊区的家园和设备齐全的办公室而放弃他们的城市里的公寓和简陋的阁楼，但是在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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