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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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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共产主义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中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共产主义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1000名共产主义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行却不危及他们的工作、不被取消讲座、不影响他们著作的销路、也不使他们丢面子，那么，那些信念和本能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轻松自在。
H．L．门肯对于保守派来说就像C·怀特·米尔斯对于激进派一样：受到尊敬但却被忘却了。
三
当大学教授中的保守派操纵了公共论坛时，不是所有的左派和自由派都已经退避到专业的巢穴中。左派中的一些人继续对一个较大的听众群说话。如果说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安居在纽约市，那么，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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