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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骨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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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我干巴巴地说。
“对。”
“那么玛蒂·德沃尔呢?她有些什么呢?”
“多亏你,她有我。”约翰·斯托尔说。“事情就像约翰·格里沙姆小说里写的那样,不是吗?赤裸的金钱交易。还有,我对德金挺感兴趣,就是那个诉讼监护人。如果德沃尔没料到自己会真的遇到麻烦,他可能会给德金一些诱惑,那么做是极不明智的。而德金也可能傻到禁不住这种诱惑。嗨,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些什么呢?”
而我不是一个爱找事的人。“幸亏有我,她得到了你这个律师,”我说,“假如我不插手,她的下场会怎么样?”
“Bubkes。这是犹太话,意思是——”
“我知道那表示什么意思,”我说道,“简直不敢相信!”
“就是这样,美国式的正义。你对那位手提秤杆的女士知道多少?就是通常站在法院门前的那位?”
“啊。”
“给这提秤杆的娘们儿戴上手铐,用胶带封上嘴,正好搭配她的蒙眼布,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泥里。你喜欢那种场面吗?我不喜欢,但是,在监护权官司里,如果原告很富而被告很穷,这就是真实的写照。还有,性别歧视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一旦那些妈妈很穷,人们是不是把她们当理想的抚养人看待的,没那么浪漫。”
“你是玛蒂·德沃尔唯一的希望,对吗?”
“对。”约翰干脆地回答。“明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同意了。”
“希望我能说服她。”
“我也希望。听我说——还有件事。”
“什么事?”
“你在电话上对德沃尔说了慌。”
“岂有此理!”
“不,不,我不想冒犯我姐姐最喜欢的作家,但是你确实说了谎,你自己知道。你告诉德沃尔妈妈和小孩是一起出来了,小孩在采花,一切正常。你什么都考虑到了,但还忘了一件事。”
现在我笔直从椅子上坐起来了,仿佛受了当头一棒,同时觉得自己的聪明收到了轻视。“嘿,不是,你想,我没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我猜是那样。‘猜’这个词我用了不止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啊哈,如果他对那次谈话作了录音,你倒是有机会数数到底有几次。”
起先我没有接他的茬,我回想起与德沃尔的那次谈话,记起电话里低沉的嗡——声。这种典型的嗡声记得前几个夏天来“莎拉—拉弗斯”时就听到过。而星期六晚上那平稳低沉的“翁——”是不是比平时更响些呢?
“我猜他可能用了录音机。”我不情愿地说道。
“啊哈,设想德沃尔的律师把录音给了诉讼监护人,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你?”
“小心这家伙,”我说,“他像是在隐瞒什么。”
“也许这家伙在编故事。而你正好擅长编故事,不是吗?不管怎么说,那是你谋生的手段。在监护权听证会上,德沃尔的律师很可能会那么说。如果他接着又提出一名证人,那人在玛蒂赶到现场后不久正好路过那里……这名证人作证说年轻的女士看上去很紧张、不知所措……那时,他又会怎么想你?”
“像个骗子,”我说,“啊,糟了。”
“别怕,迈克。打起精神。”
“我该怎么办?”
“在他们有录音,会放出来,让我看上去像个说胡话的傻瓜。”
“我不这么认为。你和德沃尔谈话的时候还不是宣过誓的证人,你是吗?你好端端地坐在自己的露台上想自己的事,看焰火表演。而这时候那讨厌的老家伙给你打电话,对你大喊大叫。你甚至从没给过他你的号码,不是吗?”
“没有。”
“电话本上也没有你的号码。”
“对,没有。”
“而当他自称麦克斯威尔·德沃尔的时候,他也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对吗?”
“对。”
“他完全可以是伊朗国王。”
“不,伊朗国王死了。”
“那么,不算他。但他也可能是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或一个搞恶作剧的家伙。”
“对呀。”
“你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才说了那些话。但现在你是在正式的司法程序里,你所说的全是实情,别无其它?”
“太对了。”那种“我的律师”的亲切感受刚才消失了一下,现在又精神饱满地回来了。
“说出实情对你是最有利的,迈克。”他一本正经地说,“除了在某些情况下,但目前不是那种情况。你明白吗?”
“明白。”
“好,行了。明天十一点左右,我等你或玛蒂的电话。应该是她的电话。”
“我会努力的。”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怎么办,对吗?”
“我想我知道。谢谢,约翰。”
“不管是哪种结果,我们很快会再通话的。”他挂上电话。
“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有那么会儿我按下了无绳电话的拨号按钮,随即又关上了。我得和玛蒂谈谈,但我还没准备好。我决定先散散走。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该怎么办,对吗?
当然,得提醒她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她不能按北佬的那一套行事,她不能拒绝《两人行》、《红认人》和即将出版的《海伦的诺言》的作者——迈克·诺南的好意,她输不起。提醒她,她可以选择是要自己的骄傲,还是女儿,但两者不能兼得。
嘿,玛蒂,选吧。
我几乎走到小路的尽头,在泰德威尔牧场前站住脚,牧场俯瞰着黑迹湖,大湖尽收眼底,远方是怀特山脉的群山。湖水在朦胧的天空下静静地酣睡,把头侧向一边时,它是灰色的,侧向另一边,它又是蓝色的。我心中升起一种神秘的感觉,神秘如曼德里。
根据玛丽·辛格曼的说法(这和《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本大部头的书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即该县设立两百周年之际),本世纪初(指二十世纪初叶),有四十多个黑人住在这儿,给这里带来了生机。他们绝不是普通的黑人,大部分是亲戚,大部分人很有才能,大部分人属于一个音乐团体,这个团体原告称作“红顶男孩”,后来称作“莎拉·泰德威尔和红顶男孩”。他们从一个叫道格拉斯·戴的人手里买下这片牧场和湖边一大块地形很好的土地。据当时出面讲坐的索尼·泰德威尔说,积蓄这些钱花了十年。索(索尼的昵称)是“红顶男孩”乐队成员。他表演的是当时被称作“鸡嘴吉他”的乐器。
当时这在镇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甚至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一大窝黑鬼闯入这里”。后来事情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它们通常那样。戴家山头上(一九OO年索尼·泰德威尔代表他的大家庭买下这片土地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泰德威尔牧场)并没有出现一片当地人想象中的棚户区。相反,那里聚会场所、排练厅,或在某些时候的演出厅。
有一年多的功夫,甚至是两年,“莎拉和红顶男孩”(有时候里面也有个红顶女孩;乐队的人员是流动的,每次演出都不一样)在缅因州西部作巡回演出。今天,在该州西线的城镇——法明顿、斯克黑根、布里奇镇、盖茨—法尔、卡斯特尔—洛克、莫顿、弗莱堡——你还能在集市杂货店里见到当年的演出海报。人们非常喜欢莎拉和红顶男孩们的巡回表演。他们和T镇上的乡里也处得不错,这也不奇怪。最终还是罗伯特·弗洛斯特(1874—1963,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说得对(他不仅是个功利主义者,还常写些叫人不快的诗):我们确实相信好篱笆造就好邻居。我们总是在抱怨、抗议,然后又生活在吝啬而封闭的平静中,把自己变得贼眉鼠眼,嘴巴像老太婆那样往下耷拉着。我们常说“他们总是付账单的”。我们说“我永远都不用枪赶走他们的狗”。我们还说“他们总是自顾自”。这么说着,好像与世隔绝是种美德。当然还有一条关键的美德:“他们不参加慈善活动。”
在某个时候,莎拉·泰德威尔变成了莎拉·拉弗斯。
然而最后,他们一定是觉得T镇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一九O一年夏末,在完成了一两次本县集市上的表演后,这一大族人离开了。他们精巧的小屋为戴家山头带来夏季的出租收入,直到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场大火把湖的南北两岸变成一片焦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除了她的音乐,她的音乐还活着。
我从坐着的大石头上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胳膊,直了直腰,沿着小路往回走,边走边唱着她的歌。
第12章(上)
我沿着小路回家,一路上努力什么都不去想。我的第一位编辑曾说过,一个小说家脑袋里想的事,百分之八十五是和他无关的,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观点只适用于小说家。所谓他们高层次的思考,多多少少是言过其实的。我发现,当麻烦出现,必须应付时,通常更好的选择是自己抽身事外,由那些地下室的小家伙去忙乎,他们是浑身肌肉和刺青的体力工人,而且是非工会成员。本能是他们的的专长,而且只在实在没辙时才把事情交到楼上去思考。
正当我要给玛蒂?德沃尔打电话时,发生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事——在我看来和鬼魂完全无关的事。我按下无线电话的“通话”按钮时,里面并没有传出通常的“嘟”声,相反是一片寂静。我正在想,会不会因为是北边卧室里的电话听筒没有挂好,然而我发现那并不是完全的寂静。一种仿佛来自遥远太空的声音,那是一个操着布鲁克林口音的男人用动画鸭子般兴奋的嘎嘎声唱道:“一天,它跟她去上学,去上学,去上学,一天跟她去上学(一首名为《玛丽有只小羊羔》的儿歌),……”
我张嘴想问那边是谁,但还没等话出口,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喂?”听上去挺困惑的。
“玛蒂?”在一阵混乱中,我压根没想到用更正式的称谓称呼她,比如德沃尔女士或太太。我们先前的对话只是只言片语,现在却能根据一个音辨出是她,但我不觉得奇怪。也许那些地下室的小家伙们不仅分辨出那背景音乐,并由它联想到了凯拉?
“诺南先生吗?”她从未像这样不知所措过,“电话铃没响过呀?”
“一定是你打过来的时候我刚好提起电话,”我说,“这种事有时会发生的。”不过,我问自己,来电人正巧是你打算打给的人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呢?也许这种事真的时常发生的呢。电话感应,还是巧合?现场的声音还是录音?不论是哪一种,这看上去像是个魔法。我的目光穿过又长又低的客厅望着墙上的驼鹿头本特的玻璃眼睛,心想:“是啊,也许这地方如今变得有魔力了。”
“我想是吧。”她疑惑地说。“对不起,我冒昧地先给你打电话。我知道你的电话没登在电话本上。”
噢,别为那个担心,我心想。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号码了。事实上,我正在考虑把它登到电话本上去呢。
“我从图书馆里看到了你的介绍,”她继续说,听上去很尴尬。“我在那儿工作。”这时背景音乐从《玛丽有只小羊羔》变成了《山谷农夫》。
“没关系,”我说,“再说我拿起电话本来就为了打给你。”
“我吗?为什么?”
“女士优先。”
她发出短促、紧张的笑声。“我想请你来吃晚饭。凯(凯拉的昵称)和我想请你吃晚饭。我早就该请你的。那天你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你会来吗?”
“好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谢谢,我们还有些事要谈,不管怎么说。”
她停顿了一会儿。背景音乐唱道:“……老鼠挑选了奶酪……”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直以为这些事是发生在一个叫“嘿吼,唱起来(《山谷农夫》是一首儿歌,每段歌词都会唱道”嘿吼,唱起来“)”的大大的灰色工厂里的。
“玛蒂,你还在吗?”
“他把你拖进这事儿里来了,对吗?那个糟老头。”现在她话音里透的不再是紧张,而是一种死寂。那是一个用死去般的、冰冷的语气说话的人,害怕了的人,甚至是被恐惧彻底打倒了的人的声音。“我还是非常抱歉,把你卷到我的麻烦里面。”我心想,等我把她交给约翰·斯托尔后,她大概会开始问自己,到底是谁把谁拖下了水,庆幸的是我不用在电话上和她讨论这事了。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来吃晚饭。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会不会太早了?”
“当然不会。”
“太好了。不过,我们得早点开始,这样我的小家伙就不会在吃甜食的时候睡着了。六点行吗?”
“行。”
“凯会兴奋死的。家里不常有客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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