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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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带到安全的地方”这部分，但尽管我尽量调整自己的回答，那老家伙还是把他的问题录进了速记面罩。事实我我确实也是那么做的，这是无法回避的。
　　“我告诉你了，我不能确定。”
　　“好吧，大概估计一下。”
　　估计。一向以来，这是我最讨厌的一个词儿。但保尔？哈维用这个词儿。“也许有三辆吧。”
　　“包括玛丽？德沃尔自己的车吗？她开着一辆——”他看了一眼刚才从文件夹里抽出来的那页纸，“——一九八二年的斯考特吉普？”
　　我想起凯说过玛蒂开得快，立刻明白德金的用意何在了。对此我无能为力。
　　“是的，是她，是一辆斯考特吉普。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当她经过你抱着凯拉站着的位置时，她的速度是低于，等于，还是超过了时速上限？”
　　她当时至少开到五十英里，但我告诉德金我不能确定。他强烈要求我试一下。——我知道你不熟悉水手结，诺南先生，不过我肯定如果你真想好好干的话，你也能打一个——我尽量礼貌地回绝了。
　　他再次拿起那张纸，“诺南先生，如果我告诉你，两名目击者——‘迪奇全能候车行’场主理查德？布鲁克斯，以及退休木匠罗伊斯？梅瑞尔——声称德沃尔太太经过你站着的地方时，她的车速远远不止三十五英里，你会感到吃惊吗？”
　　“不知道。”我说道，“我只想着那小女孩。”
　　“如果告诉你罗伊斯估计她驾驶的时速在每小时六十英里，你会吃惊吗？”
　　“这太荒谬了。在这种速度下，她一踩刹车车轮一定会打滑，她会翻到路旁的阴沟里去的。”
　　“福特曼副警长检查了轮胎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说明她的车速至少达到每小时五十英里。”德金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他一副无赖的嘴脸看着我，好像在诱惑我挣扎一下，好更深地陷进他臭气冲天的屎堆里。我一言不发。德金把他胖胖的小手交叠在一起，向我的方向倾斜，那种无赖的表情消失了。
　　“诺南先生，假如你没有把凯拉·德沃尔抱到路边——假如你没有救她——她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母亲的车撞倒？”
　　这才是致命的一击，我该怎么回答呢？贝松奈特显然没有发出任何提示的信号；他看上去正尝试着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和那位漂亮的女助手调情呢。我想起了玛蒂和《巴特尔比》一起读的另一本书——理查德？诺斯？帕特森的《沉默的证人》。和格里沙姆的作品不同，帕特森笔下的律师几乎永远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反对，法官大人，这个问题有意误导证人。
　　我耸耸肩膀，“对不起，检察官，我没法猜测——我的水晶球落在家里了（用水晶球占卜是传说中的一种巫术或魔法）。”
　　又一次，我看见了德金眼里丑陋的闪光。“诺南先生，我可以跟你打包票，即便你现在不回答这个问题，无论你跑到马里布、火烧岛还是随便哪个你打算写出下一部大作的地方，有一天你还是会被传唤回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又耸耸肩，“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时只注意着孩子。我无法告诉你孩子的母亲开得多快，或是罗伊特？梅瑞尔的估计有多准，或是乔治·福特曼警官有没有找对路上的轮胎印。那段公路上有一大片橡胶痕迹，我可以告诉你。就算她开到了五十英里，甚至五十五英里，让我们设想一下，她今年二十一岁，德金。在二十一岁上，一个人正处在个人驾驶技术的顶峰。她很可能避开孩子，而且轻而易举。”
　　“我想这些已经够了。”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答？”贝松奈特的鞋子又碰了碰我的脚踝，但我没理他。“既然你代表凯拉，为什么听上去却像是站在她祖父那一边的？”
　　德金的唇边闪出一丝邪恶的微笑，那微笑像是在说好啊，聪明人，想跟我玩？他把磁带录音机往自己跟前拉了拉，“既然你提到了凯拉的祖父，来自棕榈泉的麦克斯？德沃尔先生，那么我们来谈炎他，可以吗？”
　　“随便你。”
　　“你有没有和麦克斯？德沃尔说过话？”
　　“有。”
　　“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
　　“电话。”我本想加上一句，指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我没列在电话本里的电话号码。可马上废墟玛蒂也得到了我的号码，于是决定不再提它。
　　“什么时候？”
　　“上星期六晚上。四日晚上。我看焰火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
　　“你们对话的主题是不是那天早上的小小奇遇？”说话的当儿，德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磁带。他的手势中有一种卖弄的意味，此时此刻他看上去像一个正向你展示一块丝绸手绢的两面的魔术师。但他只是在虚张声势。过去我不能肯定……现在，我肯定了。德沃尔录下了我们的谈话，好吧——背景里的“嗡”声的确有点太响了，甚至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多少往这方面想过——我想它就录在德金正往录音机里塞的那盒磁带里……但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我不记得了。”我答道。
　　德金正要合上录音机透明小门的手僵住了。他难以置信的神情溢于言表……不过还掺杂着另一种情绪，我猜想那是惊讶和愤怒交织的情绪。
　　“你不记得了？说吧，诺南先生，作家总是训练自己记住各种谈话，而这次谈话才刚过去一个星期。告诉我你们谈了些什么。”
　　“我真的说不出。”我用坚决而毫无表情的声音回答他。
　　有那么一会儿，德金几乎是惊慌失措了，随即他的五官舒展开了，用一个指甲锃亮的手指在录音机的“后退”、“快进”、“播放”和“录音”按键间滑来滑去。“德沃尔先生是怎么开始这场谈话的？”他问。
　　“他说你好。”我不紧不慢地说，速记面罩背后传来一声短短的、糊涂的声音，或许是那家伙在清嗓子，或许正在闷头窃笑。
　　德金的脸上泛起一块块红晕。“说了你好之后呢？然后呢？”
　　“我不记得了。”
　　“他有没有问那天早上的事？”
　　“我不记得了。”
　　“难道你没有告诉他玛丽？德沃尔和她女儿在一起吗，诺南先生？你说她们在一起摘花，对吗？七月四日当镇上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这位忧心忡忡的祖父向你打听，你不就是这样回答的吗？”
　　“哦，老兄，”贝松奈特插进来，他把一只手提到桌面上方，用另一只手的手指碰了碰这只手的掌心，形成裁判们的“T”字手语，“打住。”
　　德金看着他，两颊涨得更红了，嘴唇向后拉，露出两排小而光洁的牙齿。“你要干什么？”他几乎嚎叫起来，好像贝松奈特是在向他宣传某门十恶不赦的宗教。
　　“我要你停止引导这家伙，我要你把刚才有关摘花的那段话从记录里全部擦掉。”贝松奈特说。
　　“为什么？”德金喝道。
　　“因为你企图在记录里录下证人不愿意说的话。你是不是要我们暂停一下，以便和兰姆考特法官进行一次电话会议，先听听他怎么说——”
　　“我收回我的问题。”德金说，带着无助而傲慢的愤怒瞪了我一眼。“诺南先生，你想协助我的工作吗？”
　　“我想帮助凯拉·德沃尔，如果可能的话。”我说。
　　“很好。”他点了点头，似乎两者间是没什么区别的，“那么，请告诉我，你和麦克斯？德沃尔都说了些什么？”
　　“我不记得了。”我的目光遇到了他的目光，并牢牢盯往。“也许，”我说，“你能替我回忆一下。”
　　接下去是一阵沉默，像一场豪赌中当所有最后的赌注都下完了，执牌各方即将摊牌前的那种沉默。连那位老飞行员都静悄悄的，面罩上方的两只眼睛眨也不眨。然后，德金用手掌根把录音机推到一边（他的嘴形显示刚才他对这台机器的感觉和我常常对电话机抱有的感觉是一样的），重新回到七月四日上午的话题。他没有问起星期二晚上我与玛蒂和凯拉共进晚餐的事；也没有重提我和德沃尔在电话上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我说了一些可爱的、不攻自破的话。
　　我继续回答各种问题，直到十一点半，实际上这次会议是在德金用手腕推开录音机的那个时刻结束的，这我知道，而且敢肯定他也知道。
　　“迈克！迈克，在这儿呐！”
　　镇公共绿地演出台后面划出一块供人们野餐的地方，玛蒂正从那儿的一张桌子后面朝我挥手。我也朝她招了招手，朝他们的方向走去，穿过一群玩捉迷藏的小孩子，绕过一对约会的少年，躲过一只迎面而来的飞盘，它随即被一头德国牧羊犬以漂亮的姿态接住。
　　有个高高瘦瘦的红发男人和她在一起，之前我还没注意到他。玛蒂和我在砾石小道上相遇，他用胳膊围绕我，给了我一个拥抱——不是那种能把你五脏六腑挤出来的假正经女人的拥抱——然后在我唇上用力吻了一下，这个结实的吻把我的嘴唇紧紧地挤在牙齿上。她向后让了一步，带着毫不掩饰的快乐望着我，“这是不是你得到过的最大的吻？”
　　“至少是四年来最大的一个，”我说，“这下满意了吧？”如果她没在之后的几秒钟里走开的话，会从我的生理反应上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这个吻。
　　“我想我只能满意了。”说着带着有趣的挑衅神情转向那个红头发男人，“这样没问题吧？”
　　“也许有问题。”他说，“不过至少现在你没有‘全能修车行’那帮小老头们的眼皮子底下。迈克，我是约翰·斯托尔。很高兴见到你本人。”
　　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也许因为遇到他时他穿着纽约律师的三件套职业装，正拘谨地往野餐桌上摆纸盘子，满脑袋卷曲的红发像水藻一样。他的皮肤很白，长着雀斑，是那种永远都晒不成古铜色的皮肤，只会晒伤，然后像发疹子时那样掉皮。我们握手时，我注意到他的手皮包骨头，关节突出。他应该至少三十了，但看上去年纪和玛蒂差不多。我猜他还要等五年才能在买酒时不用出示驾驶执照。
　　“坐，”他说，“我们的午饭有五道菜，美味的卡斯特尔…洛克式午餐——我们有三明治，不知为什么在这儿叫‘意大利三明治’……黄金起司条……蒜香炸薯条……夹心面包。”
　　“这不才四道。”我说。
　　“我忘了饮料，”他说，说着从一个棕色袋子里取出三瓶长劲瓶装的“好喝”牌啤酒。“我们吃吧，玛蒂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八点要看着图书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可不能误工。”
　　“昨天晚上的读书会怎么样？”我问道，“琳蒂？布里格斯没活吞了你，我看得出来。”
　　她笑起来，把手扣在一起，举过头顶晃了晃。“我让她们大吃一惊！一个真正的全垒打！我不敢告诉她们我最好的那些想法是从你那儿贩卖来的——”
　　“感谢上帝，一点小忙。”斯托尔说。他正在剥开包在三明治外面的油纸和绳子，他仔细地做这件事时只使用手指尖，还带着疑惑的表情。
　　“——所以我说我参考了几本其它的书，在那里面找到一些联系。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大学生。”
　　“很好。”
　　“贝松奈特呢？”约翰·斯托尔问我，“他在哪儿？我从来没遇见过名叫罗密欧的人。”
　　“他说他必须直接回刘易斯顿去，对不起。”
　　“事实上我们还是人少点好，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他把牙咬进三明治里——它们深深地陷了进去——同时看着我，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这不错嘛。”
　　“吃过三块，你就一辈子想吃。”玛蒂说，满心欢喜地用力咬了口自己的那块。
　　“跟我们讲讲听证会。”约翰说，于是他们吃着，我开始说。等我说完了，我拿起我的三明治努力赶上他们。在那之前我已经忘记意大利三明治有多好吃了——它们甜中带酸，酸中带油，同时具有多种风味。当然没有一种那么好吃的东西会是健康的，这是一种妥协。我想人们对身陷官司的年轻女孩所给予的拥抱也能炮制出一条类似的定理。
　　“很有趣，”约翰说，“真的很有趣。”他从一个沾着油的袋子里取出一根黄金起司条，把它拗开，然后带着一种欣喜的惊恐看着里面凝结的白馅。“这儿的人吃这玩意儿？”他问道。
　　“纽约人还吃鱼泡呢，”我接茬说，“而且是生吃。”
　　“讲得好。”他拿起一片在意大利酱里蘸了蘸（在缅因州这被叫做“起司蘸酱”）放进嘴里。
　　“怎么样？”我问他。
　　“不坏。不过热的该更好吃。”
　　是的，这一点他是对的。吃冷的黄金起司条有点像吃冷鼻涕，在仲夏里如此明媚的一个星期五，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