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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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得好。我通过三个途径查过，贝松奈特也查过，我认为还没有，除非德沃尔和他的人真的作了大手脚，比方说把案子登记在另一个司法辖区。”
　　“他们做得到吗？登记在另一个辖区？”
　　“也许。但我们不会查不出来。”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德沃尔快放弃了，”约翰干脆地说，“目前为止，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明天一早我就要回纽约了，不过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如果这儿发生什么事，你也跟我联系。”
　　我说好的，然后上床去睡了。这一夜没有女人光顾我的梦境，让人安心。
　　星期三中午我下楼去给茶加冰块的时候，布兰达？梅赛夫在门前露台上搭起了晾衣架，正在晾我的衣服。她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她母亲教的，把裤子和衬衫靠外挂，内衣内裤挂在里侧，这样一来好事的路人就看不见你贴身都穿些什么了。
　　“四点左右就可以收下来了。”梅赛夫太太准备走的时候说。像那些一辈子替富人“做事”的女人那样，她用明亮而略带不屑的眼睛看着我。“别忘了，别让它们整晚挂在外头——给露水打湿了穿着不舒服，除非再洗一遍。”
　　我用最谦卑的姿态对她说我会记着收衣服的。然后问她——感觉像间谍在大使馆的酒会上刺探情报——她觉得这房子还正常吗。
　　“怎么个正常法？”她问道，一条眉毛向上挑起。
　　“哦，是这样，我有几次听到奇怪的声响，在晚上。”
　　她有点不以为然：“这房子是木头的，对吧？是用木板一层层造起来的，一侧的厢房靠着另一侧。很可能你听到的是风声。”
　　“没闹鬼，对吗？”我说，似乎有点失望。
　　“我从来没见过，”她说道，口吻像个光在乎事实的会计师，“不过我妈说这儿的确有不少鬼。她说整个湖都在闹鬼，印第安人的鬼魂，他们的早先住在这儿，一直到韦恩将军把他们撵走；参加南北战争死在外头的人的鬼魂——这里出去参战的有六百多人，诺南先生，可回来的却不到一百五十人……这里头已经算上了那些躺在棺材里回来的。我妈说在黑迹湖这边儿出没的还有那死掉的小黑鬼的鬼魂，可怜的小家伙。他是‘红项’乐队一个成员的儿子，这事儿你知道。”
　　“不——我只知道‘莎拉和红顶’，但不知道这件事。”我停了一下，“他是淹死的吗？”
　　“才没呢，被一个捕兽夹夹住了，几乎挣扎了一整天，大声叫救命，最后人们找到了他。他们保住了那条腿，可惜不该的，孩子得了血毒症，死了。那是一九O一年夏天的事情，我猜他们就是为这才离开的——这是一块伤心地。但我妈妈告诉我那小家伙还在这儿。她说，他还留在T镇上。”
　　我在想，要是我告诉梅赛夫太太，我从德里刚到镇上的时候，那小家伙很可能就在房子里，而且打那之后还回来过几次，不知她会怎么说。
　　“然后，还有肯尼？奥斯特的父亲诺穆尔。”她说，“你知不知道那件事？哦，真可怕。”她看上去颇为得意——或许是因为知道这个可怕的故事，或许是因为有机会讲述它。
　　“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肯尼。他总是领着那条狼狗‘蓝莓’。”
　　“啊是。他做点木匠活，或是照看些土地，就像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那样。他父亲照看过不少地方，你知道，二次大战刚结束那会儿，诺穆尔？奥斯特把肯尼的小弟弟淹死在自家后院里。那时他家住在黄蜂山，就在这条路一直下去分岔的地方，那儿有条路通往老的船舶停靠口，另一条通往泊船码头。但他不是把婴儿淹死在湖里的，而是放在水泵下按住，直到孩子肺里灌满水死掉。”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我们身后，衣服在晾衣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我想起那股充满我嘴、鼻子和喉咙的冷水的腥气，它可能属于井水或湖水，这儿的水来自地下的同一个蓄水层。我还想起冰箱上的留言：救命我快淹死了。
　　“完事后他把孩子留在水泵底下。他有一辆新的雪佛莱车，于是他把车开到42号小路这儿，拿着他的枪。”
　　“你不会想告诉我肯尼？奥斯特的父亲是在我房子里自杀的吧，梅赛夫太太？”
　　她摇摇头，“没有，他是在布瑞克家靠湖的露台上自杀的，这个天杀的坐在人家门廊前的秋千上一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布瑞克家？我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从六十年代起湖边就没有姓布瑞克的了。他们是从达拉维尔来的，都是体面人。我猜你以为是那沃斯本家的房子，尽管现在他们也已经搬走了。那房子现在空着。那个天生不折不扣的傻瓜奥斯古德时不时会领些人过来看房子，不过就冲他开的价，那房子永远别想卖出去，相信我。”
　　我认识沃斯本家的人，和他们打过一两次桥牌，非常和善的人家，尽管在梅赛夫太太乡下人的势利眼里还算不上“体面人家”。他们家在沿主街往下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再往下就没什么路了——湖滩越来越陡，林子里到处是乱糟糟的黑莓灌木丛。
　　诺穆尔（原文为normal，在英语中的含义为“正常”。），我想，这名字对一个把自己的婴儿淹死在后院水泵下的人是多么的不相称啊。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什么解释？”
　　“没有。不过你会听到别人说他的鬼魂也在湖上游荡。小镇子总是有各种闹鬼的传言。但我不能这么说，哦，至少我自己，我不是那种敏感的人。对你的房子我只能说，诺南先生，不管我怎么给它通风，闻上去总有一股潮味儿。我想那是木板的原因，木房子造在湖边总是不舒服的，湿气跑进木头里去了。”
　　她的手提袋原来放在她脚上的锐步鞋中间，现在她弯腰把它拿起来。那是一个乡下女人的手提袋——黑色，毫无风格（除了固定拎手的金属环是金色的以外），但很实用——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一整套厨房用具装在里面。
　　“不过，我不能整天站在这儿说话，虽然我很愿意。我还得去另一家帮忙，然后才能歇脚。这个地方夏天活儿最忙，你是知道的。记得天黑前收衣服，诺南先生，别让它们给露水打了。”
　　“记住了。”其实我没有。但当我穿着游泳裤，带着在酷热的工作室蒸出的一身汗（我真得找人修修空调了，非修不可）跑出去收衣服时，发现有东西调换了梅赛夫太太晾衣服的顺序。梅赛夫太太驾着旧福特离开时，内衣和袜子都是谨慎地晾在靠里的一侧，而今它们都被挂到外侧去了。仿佛我这位无形的客人——不如说我众多无形客人中的一位——正在发出哈哈的笑声。
　　第二天我去了图书馆，第一件事就是续了一下借书证。琳蒂？布里格斯本人收了我四块钱，把我的名字加到电脑里，还不忘先对我妻子的去世表示一下遗憾。我在她的口气里觉察到一丝责备，就像我从比尔那儿觉察到的一样，似乎我该为这种不得已推迟的悼念负全责，我想是吧。
　　“琳蒂，你有没有关于镇子的地方志？”等我们结束了对我亡妻的一番追悼后，我问道。
　　“我们有两本，”她说，然后隔着台子向前一倾，她是一个小个子的妇人，穿着带夸张花纹的无袖裙，头发蓬在脑袋周围像个灰色的粉扑，亮晶晶的眼睛在双焦镜片后面游动。她自信十足地加上一句，“两本都不怎么样。”
　　“哪本好些？”我应和着她的语气问道。
　　“该是爱德华？奥斯蒂的那本吧。到五十年代中期为止，他每逢夏季来镇上，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儿。他在一九六五年或一九六六年写了《黑迹湖回忆录》。这书是他自己出钱印的，因为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接受它。甚至连地区出版社都不收。”她叹了口气，“这书只能卖给本地人，那也卖不出几本，对吧？”
　　“当然，我想卖不出多少。”
　　“他算不上个好作者，照片也一般——那些黑白小照片看得我眼睛疼。不过，他讲了些有趣的故事，印第安人的大迁徙、韦恩将军那匹马的把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龙卷风、三十年代的大火……”
　　“有没有讲到‘莎拉和红顶男孩’？”我问道。
　　她微笑着点点头。“总算想到要了解一下自己房子的历史了，对不？我很高兴。他找到了一张他们的老照片，书里有，他认为那是在一九OO年的弗莱堡集市上拍的。埃迪（爱德华的昵称）说过，他愿意花大价钱听一听那乐队的录音。”
　　“我也是，但他们从来没有录过间。”我突然想起希腊诗人塞弗里斯（1900…1971，希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句：这是我们亡友的声音/抑或只是留声机？“奥斯蒂先生怎么样了？我不记得听说过这名字。”
　　“在你和乔买下湖边房子前一两年死了，”她说，“癌症。”
　　“你刚才说有两本地方志？”
　　“另一本你大概知道的——《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为本县百年大庆写的，干巴巴的简直像石灰一样。埃迪？奥斯蒂的书写得不怎么样，但至少不是干巴巴的，这你得承认。两本书都放在那儿。”她指指几排顶上标着“缅因地方读物”的书架。“它们是不外借的，”然后她快活地说，“不过如果你想要影印的话，我们很高兴收取一点费用。”
　　玛蒂坐在远处一个角落里，正在教旁边一个倒扣着垒球帽的小孩怎样使用微缩胶片阅读器。她抬头看看我，笑了，用嘴巴作出“好球”的口型，我猜她指的是我在沃灵顿碰巧接到的那个球。我对她微微耸了耸肩，然后转身对着“缅因地方读物”的书架。不过她是对的——不管是不是碰巧，那都是个好球。
　　“你在找什么？”
　　我完全沉浸在两本地方志里，玛蒂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转过身对她微微笑，先是注意到她搽了一种清新宜人的香水，接着注意到琳蒂？布里格斯正从主服务台后面观察我们，刚才挂在脸上客气的微笑荡然无存。
　　“关于我住处的一些背景资料，”我说，“一些老故事。我的看房人引起了我的兴趣。”紧接着用稍低一点的声音说，“老师正看着呢。别朝四周看。”
　　玛蒂显得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还有点担心。事实表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她用一种压低的、但足以传到服务台的声音问我是否需要她把其中一本或两本重新上架。我把两本都交给她。接过书的同时，她用几乎听不见的低语说：“上星期五代表你的那个律师帮约翰找了个私家侦探。他说他们可能发现了一件有关诉讼监护人的有趣的事情。”
　　我和她一起走到“缅因地方读物”的架子帝，心里但愿没给她招来麻烦，我问她那可能是件什么事。她摇了摇头，给了我一个标准的小图书馆管理员的微笑，我转身离开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自己读到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奥斯蒂既不是个好作家，也不是个好摄影师。而且尽管他的故事讲得还算生动，背景却很单薄。他提出了“莎拉和红顶男孩”，是的，但他把他们称作“狄西兰爵士八重唱”，然而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蓝调节器乐队（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表演）和圣乐团（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唱歌）。在有关“红顶男孩”乐队在T镇活动的两页概要里，奥斯蒂明确地说他从没听人描述过莎过唱的曲调。
　　他确认有个孩子被捕兽夹夹伤死于血毒症，这个故事听上去和布兰达？梅赛夫讲的很想像……为什么不呢？也许奥斯蒂就是从梅赛夫太太的父亲或外祖父那儿听来的。他还说那男孩是索？泰德威尔唯一的孩子，这位吉他手的真名叫雷金纳德。泰德威尔家族可能是来自南边新奥尔良的红灯区——那个上世纪初时被人们称作斯托瑞威尔的，传说挤满棚屋和夜总会的街区。
　　那本正式一点的卡斯特尔县志没有提到“莎拉和红顶男孩”，而两本书都没有提到肯尼？奥斯特被淹死的小弟弟。玛蒂走过来和我说话前没多久，我冒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索？泰德威尔和莎拉？泰德威尔是夫妻关系，那个小男孩（奥斯蒂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是他俩的儿子。我找到琳蒂提到的那张照片，仔细研究了一番，照片上面至少有十几个黑人局促地挤在一起，站在一个像是牲口展棚的前面，背景上是一座老式的菲利斯大转轮（一个巨大的、供人乘坐的游乐转轮）。照片很可能是在弗莱堡集市上拍的，尽管旧得褪了色，但它传达的简单、质朴的力量是奥斯蒂自己拍摄的所有照片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的。那些展现西方大萧条时期的乐队的照片都反映着这种不安的真实感——紧紧的领带和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