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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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末之前，湖面还要大；那时，西缅因州电力公司，跟拉姆德周围的面粉厂和造纸厂联手，取得了州政府的批文在盖沙河上建水坝。玛丽也给我们看一些很吸引人的照片，穿白色外衣的妇女和穿背心的绅士坐在小船里——她说这些照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拍的，并指着其中一个年轻妇女，手里举着滴水的桨，永远定格在“爵士乐时代”的边缘。“那是我妈妈，”她说，“她用桨吓唬的那个男人是我父亲。”
　　潜鸟的鸣叫，它们的声音中有种失落。我现在可以在渐渐黑下来的天空中看见金星。星星亮起来，星星变明亮，希望我可以，希望我能够……在这些梦里，我总是渴望见到乔安娜。
　　许下心愿后，我打算沿车道走下去。我当然可以这样做。这是我的房子，不是吗？除了我的房子我还能到哪里去，天正在黑下来，树林鬼鬼祟祟的沙沙声似乎越来越近，更加有意图。我还能去哪？天黑了，独自走进那个黑黢黢的地方会让人害怕（假定莎拉憎恨被独自抛下这么久？假定它生气了？），但是我必须去。如果停电了，我会点起一盏放在厨房橱柜里的防风灯。
　　可惜我不能下去。我的两条腿不能动。关于下面的房子，好像我的身体知道一些我的大脑所不知道的事情。风又起来了，我的皮肤冷得起了鸡皮疙瘩，我想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我全身汗湿成这样。我一直在跑吗？如果是这样，我在向哪里跑？或从哪里跑来？
　　我的头发也汗湿了；很不舒服的一团塔在我的额头上。我抬起手来把头发拂开，看到手上有一道浅浅的伤口，相当新，划过手背一直到指关节。这道伤口有时在我的右手上，有时又在左手上。我想，如果这是一个梦，细节很确凿。总是那个同样的想法：如果这是一个梦，细节很确凿。这是绝对的事实。这些是一个小说家的细节……但在梦里，也许每个人都是小说家。人们怎么能知道？
　　现在莎拉—拉弗斯不过是在底下的一个黝黑的庞然大物，我意识到我无论如何不想下到那里去。我是一个训练自己思想不正常思考的人，我可以想象里面有太多的事情在等着我。一只狂暴的浣熊蹲在厨房的一角。蝙蝠在卫生间里——如果受到打扰，它们将在我战战兢兢的脸旁挤来挤去，发出吱吱叫声，用它们满是灰尘的翅膀拍打我的面颊。甚至一个威廉·邓布劳的著名的宇宙外的生物，现在也藏在门廊下，用闪亮，浮肿的眼睛注视着我走近。
　　“可是，我不能老待在这里，”我说，但是我的两条腿不能动，看样子我要在这里熬夜了，在车道和小路交界的地方；不管喜不喜欢，我要在这里熬夜了。
　　我身后树林里的悉卒声现在听上去不像小动物的了（大多数动物到这个时候都在巢里或地洞里过夜了），而像走近的脚步。我想转过身看一眼，但我甚至连这都做不到……
　　……我的梦通常做到这里醒来。我一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过身来，通过向自己证明身体还能两次服从头脑来确定自己回到现实中来。有时候——其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想曼德里庄园，我又梦到了曼德里庄园。这件事有点让人毛骨悚然（我想，任何反复出现的梦，知道你的潜意识在强迫性地挖掘某一不能被驱赶开的事物，都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如果我不补充说，部分的我喜爱这悄无声息的夏日的宁静，在这宁静中这些梦总是包围着我，并且这部分的我也喜欢醒来时感到的悲伤和预感，我就是在撒谎。梦里有一种奇异的不同寻常，醒着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通向我想像力的路现在实际上是被堵塞了。
　　我记得唯一的一次真的被吓住（我必须告诉你我不完全相信这些记忆，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它们好像根本不存在）是在某个晚上，我醒过来，对着漆黑的卧室，非常清晰地说：“有东西跟着我，不要让它碰到我，树林里有东西，不要让它碰到我。”不是这些话本身吓住了我，而是说话的声调。这是一个在恐慌的边缘的人的嗓音，完全不像我自己的嗓音。
　　一九九七年圣诞节前两天，我再次开车去“信用联盟”，银行的经理再次陪同我去了用荧光灯照明的地下室，准备开保管箱。当我们走下楼梯的进修，他向我保证（至少是第十二次了）他老婆是我作品的忠实读者，她读了我所有的书，还是读不够。第十二次（至少）我回答说我现在必须把他也攥在手中。他咯咯笑起来算是回答。我把这种经常性重复的交流看成是银行家的交流。
　　奎伦先生把他的钥匙插进A孔里转了一下。然后，他像一个为妓院拉来客人的皮条客一样谨慎地离开了。我把我自己的钥匙插进B孔里，转了一下，拉开抽屉。保管箱现在显得很空旷了。剩下的这一箱手稿看上去几乎是缩在远远的一角，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不知怎么地知道了它的兄弟姐妹被带走并消失了。箱子顶部用粗粗的黑体字潦草地写着“诺言”。我几乎记不起来这本该死的书是写什么的。
　　我把这个跑到了八十年代的“时间旅行者”抓出来，砰的一声把保管箱关上。现在那里除了尘土什么都没有了。把那个给我，乔曾在我的梦里嘶声喊——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想起这个梦。把那个给我，那是我用来挡灰的。
　　“奎伦先生，我好了，”我喊。我的嗓音在我自己听来粗鲁而颤抖，但奎伦似乎没感到有什么不对……也许他只是出于谨慎。毕竟，我不可能是到这个银行版的“林茵墓园”来了后情绪上感到痛苦的唯一客户。
　　“我真的打算要读一本你的书，”他说，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我拿在手里的箱子（我想本可以带一个公文包来放书，但在这样的出行中我从来不带）。“事实上，我想我会把这件事列在我的新年计划上。”
　　“那你做吧，”我说，“你就那样做吧。奎伦先生。”
　　“马克，”他说。“请。”他以前也这样叫过我。
　　我写了两封信，把它们塞到手稿箱里，然后出发去联邦快递。两封信都是在电脑上写的，只要我选“记事本”这个程序，我的身体还是让我用的。只是在打开Word6。0的时候，我体内才掀起暴风骤雨。我从未试过用“记事本”程序来写小说，我理解如果我用的话，我可能连个选择都会失去的……更不要提在电脑上玩拼字游戏和纵横字谜。我好几次试着用手写，但都没有成功。问题不是出在我曾听说过的被形容为“屏幕害羞”的东西；我已经向自己证明过了。
　　一封信是给哈罗德的，另一封是给黛布拉·温斯托克的，两封信说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事：这里面是这本新书，《海伦的诺言》，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喜欢它，如果这本书读起来有点粗糙，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加班加点这么快就写完它，“圣诞快乐”，“光明节快乐”，“永远的爱尔兰”，“不给糖就捣蛋”，希望有人给你一匹狗娘养的小马。
　　我在一队脚步拖沓、眼神痛苦的寄信人中站了近一个小时（圣诞节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的时段——我喜欢它这一点），左胳膊下夹着《海伦的诺言》，右手拿着尼尔森·德米勒平装本的《魅力学校》。等我把我最后一本尚未出版的小说交给一个表情痛苦的办事员时，我差不多读了五十页了。当我祝她圣诞快乐时，她战栗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第4章（上）
　　当我走进前门的时候，电话正在响。电话是弗兰克；阿伦打来的，问我圣诞节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过。事实上是和他们一起过，他所有的兄弟和他们的家庭都会来。
　　我张嘴想说不——这世上我最不需要的事就是一个疯狂的爱尔兰圣诞节，每个人都在喝威士忌，想到乔的时候都变得多愁善感，与此同时，两打鼻涕结块的小屁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结果听到我自己说我会去。
　　弗兰克听上去跟我一样惊奇，但真的很高兴。“太好了！”他喊道，“你什么时候能到这儿？”
　　我站在大厅里，套鞋上的水滴到地砖上，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透过拱门一直看到起居室。没有圣诞树，自从乔死后我就没操过心去弄一棵。房间看上去一片死寂，对我一个人来说太大了……像美国早期的滚轴溜冰场。
　　“我刚才出去办点事，”我说，“我准备把内衣扔到一个包里，然后回到车上，趁加热器还在吹热风的时候向南开，你看怎么样？”
　　“太棒了，”弗兰克毫不犹豫地说，“在东马尔登的小子和姑娘们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单身汉的晚上。我一挂电话就给你倒杯饮料。”
　　“那么，我猜我最好马上动身了。”我说。
　　自乔死后这无疑是最好的节日了。我猜是唯一的好节日。整整四天，我是阿伦家的名誉一员。我喝了太多的酒，为纪念乔无数次地举杯……心里大概清楚，乔知道我这样做会很高兴。有两个婴儿口水吐在我身上，一条狗在午夜跑到我床上，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晚上，尼奇；阿伦的小姨子在厨房里逮到我一个人在弄火鸡三明治，暧昧地对我示爱。我吻了她，因为她明显想要被吻，一只大胆（或许我想用的词是“恶作剧”）的手有那么一会儿抚摸着三年半来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抚摸过的地方。这件事很让我震惊，但并不完全让人不快。
　　事情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一屋子都是阿伦家的人，苏茜多纳克还没有完全正式离婚（像我一样，她在那个圣诞也是阿伦家的名誉一员），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我决定是离开的时候了……除非，也就是说，我想沿着一条最后很可能是一堵砖墙的狭窄的街道高速行驶。我在二十七号离开，很高兴我来过这里，我站在汽车边，紧紧拥抱弗兰克跟他告别。有四天的时间，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在“信用联盟”的保管箱里现在只有灰尘了，有四个晚上，我睡得很舒展，一直睡到早上八点钟，有时会因反胃和酒后头疼醒来，但从来没有一次在半夜因为想到“曼德里，我又梦到了曼德里”而醒来。我回到德里，感觉整个人精神焕然一新。
　　一九九八年第一天的拂晓晴朗、寒冷、宁静、美丽。我起身梳洗，站在卧室窗前喝咖啡。突然感到——带着就像“头上面是上，脚下面是下”一样简单而有力的现实感——我现在可以写作了。这是新的一年，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写作了。巨石已经滚开了。
　　我走进书房，坐在电脑前打开电脑。我的心跳很正常，额头和脖子后面也没有出汗，手也是温暖的。我点开菜单，就是你点在苹果图标上时出现的菜单，菜单上有我的老朋友Word6。0。我点击了一下这个程序。笔和羊皮纸的图标出现，当图标出现的时候，我突然无法呼吸。好像有铁做的带子箍住了我的胸。
　　我推了下桌子向后退，想呕吐，用手抓着身上穿的汗衫的圆领。我办公椅的轮子卡在一小块地毯上——乔在她生命中最后一年淘到的东西之一——我直直地向后倒下去。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眼前金星直冒。我想我很幸运没有昏过去，但我想我在一九九八年元旦早晨的真正幸运倒是我这样倒了下去。如果我只是从桌前退后，那我还在看着那个图标——看着接下来出现的可怕的空空的屏幕——我想我可能已窒息而亡。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至少还可以呼吸。我感觉自己喉咙收得很紧，每吸一口气都发出奇怪的尖细声音，但是我在呼吸。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在盥洗盆前猛吐起来，我吐得那么猛，脏东西都溅到镜子上，虽然我的后脑勺没有出血（可是到了中午那里鼓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包），我的前额出血了，出了一点点。后来撞的这个包也留下了一道紫色的疤痕，人家问到这个疤的时候我当然要撒谎了，只说是半夜撞到浴室门上了，我真傻，这对早上两点起床而不开灯的家伙是个教训。
　　当我完全恢复意识时（如果有这样一种状态），我蜷缩在地板上。我站起来，给额头上的伤口消毒，然后坐在澡盆边上，头垂在膝上，直到有足够的信心才站起来。我猜我在那里坐了十五分钟，在那段时间里，我认定除非出现奇迹，我的职业完蛋了。哈罗德将会痛苦地叫起来，黛布拉则哀叹着不肯相信，但他们能做什么呢？派出出版业的警察？用本月图书俱乐部的盖世太保来威胁我？即使他们能够，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不可能从砖头里得到汁液，也不能从石头里得到血液。除非得到神奇的恢复，我的写作生涯结束了。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问我自己。后面四十年你怎么过，迈克？在四十年里，你可以玩很多拼字游戏，填很多纵横字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