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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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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南京政府经过一系列的妥协、退让，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协定，使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已丧失殆尽。一个日本人通过才能设立的地方政府只能维持一点儿面子上的主权和尊严；一支对日军一再退让的29军如何能担得起华北和平津百姓的殷殷重托呢？
但日本人要的是华北的一切，因而连这一点面子上的主权也随意践踏。日军，日本天皇裕仁放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机器，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寻畔滋事，乘机渔利的机会，不断改善着对日军日益有利的战略态势。
1936年，也许预感到了中日战争将难以避免，华北日军在不断增兵的同时，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各战略要点。
1936年7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强行进驻丰台。8月31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丰台中国第29军37师222团1营兵营，与中国士兵发生殴斗，森川受伤。事发后，日方既不调查，也不讲理，而以此为借口，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
9月18日下午6时，丰台中国驻军第5连，在野外演习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忍无可忍，遂以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
中国官兵见状，个个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不久，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大队从北平驰援丰台日军，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军队毫不相让，当即开枪回击。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中国驻军停火，一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日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次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终于使日军达到了独占丰台的目的。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丰台不是《辛丑条约》指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使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29军处于被日军包围的危险境地。当时的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在1939年时回忆道，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
日军占领丰台，尤如卡住了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的脖子，为其下一步侵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战略据点，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数年后，在日军中以战略家、军事家著称的石原莞尔也承认，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
从“九·一八”事变后，整整6年的时间，日军一直在虎视着华北，蚕食着华北，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南京政府和华北军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客观地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行径。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不可能预知千年之后的中国，但他的这句至理名言却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华北大地上应验了。
日本人为夺得华北这块进军整个中国大陆的桥头堡，可以说在各方面都下了大力。当时，平津不但驻扎着大量的日本驻屯军，还设置了机构庞大的特务机关。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抓紧军事备战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软化驻华北的中国唯一一支军队29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日本人对中国军事鼻祖孙子的这句名言理解得相当透彻。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的29军官兵，骨子里不乏中华男儿堂堂志气，这就难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时，在北平还曾上演过一场“新鸿门宴”。
1936年6月6日上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中日两军联欢会在一阵相互暗中叫劲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着。10席大桌上，坐着中国方面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驻北平团以上军官及北平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40多人；而日军方面入席的，有驻北平的边村旅团长以下30多名军官。
开筵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首先讲话，大谈中日两国同族同文，应致力亲善，共同繁荣。对此，日方首席长官旅团长边村少将似乎也不反对，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但讲话中要求中国方面取缔共产主义、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日本的亲善，则又本能地透出其反客为主的咄咄逼人之势。
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在中国军官们诧异的目光中走到大厅中央，跳起了日本舞蹈。不知是跳得兴起还是早有预谋，停下舞步后，松岛又在中国军人面前舞起了刀。
中国军官见状，血往上涌，个个义愤填膺。宴会气氛早已失却欢快，变得紧张起来。
日本人却未罢手。松岛退下，又有3个日军官跳上一张空桌，吼起了令中国人无法听懂的日本歌。边唱还边对着中国军官们指指划划，公然挑衅。
29军官兵不乏血性男儿。长城抗战，他们曾以大刀砍杀出中国人的威风。日本人今日所以有所顾忌，正是由于当年的长城抗战。眼下见日本人如此张狂，终于有人不顾军长递过的眼色，站了出来。
首先站出来的，是冯治安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将军。他三步并作两步，敏捷地纵身跃上桌子，高放歌喉唱起了一支黄族歌，以示应战。大厅里一时很静，只有何基沣粗犷的歌声绕梁回荡：“黄族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伯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不知何时，台下中国军官们已随声唱起了这激昂的歌。
这当口，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凑近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耳语道：“事急矣，你是打拳，还是耍刀？”
西北军猛将董升堂毫不含糊，开口道：“先打拳，后耍刀。”说罢，董升堂跃出圈子，打了一套流行于西北军中的拳术。其后，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选少将也打了一套漂亮的花拳。
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远非日本人所能比。气焰嚣张的日本军被镇住了。
几个初到中国的日军下级军官似乎并不服气，又跳出来耍起了日本人的剑术。这几个年轻尉官不知深浅，其劈、刺动作总是指向中国军官，显得极缺教养。董升堂这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片大刀，呼呼作响、刀刀带风地舞将起来。董升堂的大刀，又勾起了不少在座的日本军官对当年喜峰口中国军大刀阵的可怕回忆。
董升堂入座，李致远手操刚刚打成的“柳叶刀”，扑进大厅中央，来了套十分叫座的“滚堂刀”。李致远从10岁起就在练这套刀法，所以舞起来既精又猛，毫不费力，把在座的日本军官都看傻了。
武戏到此收场，日本人寻衅施威，却没在中国军人面前讨得半点便宜。见武的不行，日军中几个略通书法者又提出比比书法，想在文戏上压中国军人。
这更是班门弄斧，就在日本人对着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之时，坐在一旁的北平名流吴佩孚出场了。就见他当众挥笔，一笔独成一行，转眼便展开了一个大条幅。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行醉笔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那几个沉不住气的日本军官竟动起了手，急欲把这件精品收归己有。
场内一时有些乱。这时，几个日本军官冲出桌席，直奔最高长官就坐的主席，吆喝着把宋哲元、秦德纯一一高举起来，口中还大喝着号子。见此情景，10多个中国军队的旅、团长们互递眼色，也冲至主桌，连拉带拽地拖出边村旅团长和松岛顾问，吆喝着把两人抛向了空中，接住再抛起……。会场空气一时万分紧张，双方如临大敌，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关键时刻，宋哲元见气氛不对，急忙开口，再次强调中日应该亲善，并夸张地赞扬了这次联欢会的圆满。日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也以类似的口吻作了最后总结，并建议类似的联欢活动今后常搞。
众人不欢而散。联欢会不但未使双方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反而加剧了华北地区中日两军的敌对紧张状态。回去的路上，何基沣小声地对身边的冯治安师长嘀咕道：“日本人绝不是善人，这一仗早晚要打。”
冯治安瞪了对方一眼，叹口气道：“别说了！这种事还是别发生为好。唉，只怕这一天来到时，我们还是这么被动。华北要是变成东北，那我们将何以面对国人，面对祖宗？！”1937年，一场政治变革和军事危机降临在了中国大地上。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在被日本军国主义欺压多年之后，终于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这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才发现多年的内战和“围剿”红军，已使国内财政拮据、国防废弛，军队乌七八糟毫无战斗力。为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大战，蒋介石下令紧急整顿军备，整编国民党200万编制杂乱、缺乏训练的庞大陆军。
但日本人似乎不愿错过时机，不愿给南京政府赢得喘息的时间。他们一面在外交上对南京政府频频施压，以谋求更多的在华权益，一面在华北、在这片日本人涉足最深的地方加紧战备。
关东军大批越过长城各口、虎视关内，虎视华北。
日本朝鲜驻屯军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维持朝鲜的统治。也在鸭绿江畔蠢蠢欲动，几个师团的演习方案总是以华北、以中国内地为背景。
1937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各港口也多为军方征用。一船船士兵、装备及军用物资装上卸下，煞是忙碌。日本国内正马不停蹄地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
1937年4月底，日军中国驻屯军开始在华北频繁地举行演习。演习从最初的白天发展到黑夜，直至后来的彻夜不断。演习环境也由一般的室内发展到室外，直至直接以宛平城等为攻击目标进行演练，枪弹也由最初的虚弹发展到实弹。
丰台、宛平一带，一时枪声不绝、杀声不断。平、津其他地带，日军非法演习等军事活动也是日甚一日，平津、华北，一时像是被置于一只硕大的火药桶上，随时都有天崩地裂般爆炸的可能。
山雨欲来风满楼。日军在中国东北停止大规模侵略战争后不足6个年头，又把战争的巨大炮口瞄向了平津，瞄向了华北。
华北上空一时战云蔽日，硝烟翻滚。
中国军人奋起抵抗，颇今日军意外。
日本人大施缓兵计1937年7月7日晚，华北平原的夜晚刚刚送走了白昼的暑气，天空无风无月，四周一片宁静，只有远近村庄偶尔传出的犬吠声掠过夜幕遮掩着的苍穹，把渐渐融入大自然的人们拉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上。
北平西南郊宛平城北回龙庙附近，人影闪动。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3大队8中队100多名日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开始了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前，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下达了演习内容，“从回龙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为了演习逼真，这么个连级规模的演习清水大尉也派出了假想敌，并配备了轻机枪。
演习至夜10时30分左右，中队长清水大尉下令集合部队休息，这时意外发生了。
多年后，卢沟桥事变日军现地指挥官清水节郎大尉在手记中这样写道：“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那边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停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1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个情况，等待指示。”
再说丰台的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后，当即给北平城内的牟田口联队长挂去电话，请求立刻带部队开赴卢沟桥，与中国方面谈判。事实上，一木少佐对清水节郎的报告并未细分析，对黑夜中出现不明射击也没放在心上。只是感到失踪1名士兵是大事，因而主张动武。没想到，他的请示立即得到了联队长牟田口大佐的批准。日军官兵的优越感使他们过于狂妄，在事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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