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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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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大队长一木少佐和联队长牟田口大佐并不知道，在他们忙着不断向上报告一名日军士兵失踪的消息时，那名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早已在清水集合部队20分钟后便归了队。实际上，志村并非由于什么“原因不明的射击”失踪的，而是一时肚子不舒服，便跑到野地里解手去了。但清水弄清事情真相后，不知是盼着能对中国军采取行动以扩大事态，还是怕报告上去挨骂，因而在志村归队后一直没有向上报告。深夜零时20分，一木下达了作战命令：“卢沟桥中国军队向该地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中的第8中队开枪，第8中队停止演习，处于应战状态；1名士兵行踪不明，目前正在搜索中。”“大队只留警备部队1个小队，以主力向卢沟桥前进。”接到一木的命令后，清水带领第8中队于8日凌晨1时到达丰台与宛平之间的西五里店待机。
7日午夜时分，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对此无理要求，中国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气愤地回答说：“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反国际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1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任。惟姑念两国友谊，如果士兵确实失踪，可命令宛平驻军同地方警察于天亮后一起搜查。若发现日军士兵，当予以送还。”可是，由于日本特务机关和牟田口联队长已经确定了“占领宛平县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的方针，所以对秦德纯的回答极为不满。这时，日本特务机关和丰台日军威胁说，如果不许入城搜查，就用军队包围宛平。
秦德纯得知日方的态度后，一时血往上涌，当下毫不妥协地对身旁的人说：“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这样野蛮！我方为了自卫，只有坚决抵抗。”秦德纯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一面要河北省第3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就此事进行调查，一面命令在长辛店的中国军队团长吉星文，派人侦察日军的动向。不久，卢沟桥方向驻军团长吉星文报告说，丰台日军一个大队，携带6门大炮，正在向卢沟桥前进。秦德纯当即命令：“确保卢沟桥及宛平县城，日军一兵一卒也不许进入，一寸国土也不许放弃。守土有责，卢沟桥及宛平城就是我军官兵最光荣、最贵重的墓坟，要与县城共存亡。但要到他们开枪后我们才还击。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将迎头痛击。”秦德纯命令吉星文亲率1个营部队加强卢沟桥防御。
8日拂晓约5点，日军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完成军事进攻部署后，日方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当即为宛平城中国驻军团长吉星文和行政督察专员王冷斋严辞拒绝。5时，牟田口又派人送信，向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提出三条要求：（一）即于当日下午8时前，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至永定河东岸，如果逾期，使用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居民撤至城外；（三）城内的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出城。牟田口大佐的通牒，显然是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胁迫中国军队放弃宛平，以便垂手而得宛平。对此，王冷斋等人答复说，（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顾虑；（三）樱井等人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日军见威胁恐吓达不到目的，便露出了真面目。下午6时左右，日军开始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宛平县城。由于战前日军已多方摸底，对宛平城内中国军、政首脑机关的位置已烂熟于心。炮轰开始后，第一炮便炸毁了专员公署，炸伤了守军营长金振中。
见日军开始了武力侵略，中国第29军司令部下令前线部队奋力反击，宛平驻军坚守阵地，驻守西苑的何基沣旅奉命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向日军反攻，双方激战至深夜，何基沣旅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及回龙庙等地。
8日的激战，颇出日军意外。几年来，与中国军队争锋较量，往往是只要日军软硬相逼、军队相向，中国军便自然退缩。接下来的，自然又是中国方面忍辱退让，签署种种有利于日本人的条约。所以几年来，日军的每次威胁只是喊得凶、叫得响，说到真正作战，兵力处于劣势的日军并没取胜的把握。
日本人实际上一直是在玩武力威慑的把戏，在进行一场冒险。
但7月8日这一天，日军的把戏玩过了头，因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先是宛平城，日军炮轰过后，便斗着胆向城下冲来。见城内迟迟未予还击，第一线冲击的日军便认为中国军人怯战，因而胆更大了，不少士兵甚至直着身子向前冲。当日军冲至城下300米左右时，宛平城墙上中国守军齐射的密集枪声响了，日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在随后发动的几次强攻中，日本人也未讨得半点便宜。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铁桥，中日两军为夺取该桥也发生了激战。
8日激战一天，日军以数十人的伤亡代价夺占了铁桥南端，桥北端却仍在1个连的中国守军手中。
双方各自据桥一端，谁也再无力发动反攻了，8日战况陷于胶着。
8日夜，平津一带飘起了霏霏细雨，激战竟日的日军终于松懈了一天的紧张，渐渐进入梦乡。然而此刻，由长辛店驰援卢沟桥的29军1个营，已逐渐接近宛平地区。
9日拂晓，卢沟桥铁桥北端中国守军和从长辛店到来的增援部队，在细雨中向桥南端日军发起了进攻。两军南北夹击，手榴弹、大刀片施展了威风。当时的情景，令不少曾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官兵又感觉到了几年前的骄傲和自豪。
西北军的大刀是最令日军胆寒的武器。来中国的日军，除了腰缠“武运长久”旭日旗外，还裹着出征时亲友织送的“千人针”，据说这样不会战死。但他们更信牵日本的传统迷信，如果在战场上给枪炮弹打死，还可以超生转世为人，如果给大刀砍下了脑袋，那不但是耻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日本佛教带给日本士兵的这种观念，使他们对大刀的恐惧甚至远甚于枪林弹雨。
但刀柄上系着红绣球的大刀却不认什么迷信。它们只认日本人。卢沟桥上，不少日军见大势已去，又见闪亮的大刀舞向自己的头顶，早已忘了皇军的威严，跪地求饶，有的只求中国士兵一枪崩了他，却千万别用刀砍。
卢沟桥铁桥奇袭，全歼日军。这一仗可以说是整个战事中最漂亮的一仗。
8、9两日战事，日军未讨得便宜，中、日两军，此刻都在调兵遣将，战事明显在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
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日军攻击行动受挫，大出华北军统帅部所料。10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29军指挥部，向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在大谈一番两国友谊之久远、两军合作之默契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29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由于此时军长宋哲元远在山东老家，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协议达成后，松井要求秦德纯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秦德纯略一思忖，认为对中国守军并无大碍，便答应了。当下，又增加保安队一团到卢沟桥城内。在执行协定时，日军也耍起了心眼。当时日军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撒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秦德纯当即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防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事后，秦德纯回忆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日军此番虚言停战，是有扩大战争更长远的打算。由于日军华北兵力不足，恐怕难以在日后大规模的战争中占得上风，所以以停战为借口，乘机从关外和日本本土调入大量部队。而第29军由于没有坚定的抗战意识，在有利时机没能及时出击，所以坐失战机，最后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下惨遭失败。
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
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难逃被动挨打的境地。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
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时向中央面请机宜。
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向宋哲元做了报告。
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
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来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来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来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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