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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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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也许在100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思想，其势有如宗教，在全世界传播。“但德国已经失败了。说真的，它还未完全作好准备，也不够强大，还接受不了我给它定下的使命。”
（3）
那天晚上，德国空军作战部长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突然闯进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处在崩溃状态中了！”他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说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车，直奔新的最高统帅部，向约德尔询问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属实。约德尔平静地答道：“这是真的。”科勒问元首是否会真的自杀。“是的，在这点上他是很顽固的。”科勒非常生气。他说，他必须前去亲见戈林，把元首说的话告诉他：“如果要谈判，帝国元帅比我干得更出色。”
4月23日拂晓，科勒及其参谋人员，分乘15架JU－52飞机前往慕尼黑。在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获悉了许多情况。那天上午，他对侍者——身边无他人——说，鲍曼给他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溃症，叫他接过指挥权。戈林犹豫不决将信将疑。他该怎么办？立刻行动呢，还是等待？科勒直到中午抵达上萨尔斯堡戈林那个舒适而又朴实无华的住地。他激动地把希特勒崩溃一事全告诉了戈林。当然，这大部分他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应，使科勒好生奇怪。他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已指定鲍曼为其继位人？科勒回答说，他离开柏林时元首仍然活着，出逃的路尚有一二条，首都约可坚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说，“现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动了，帝国元帅！”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鲍曼为他的接班人吗？他再次问道。鲍曼这个宿敌给他发电报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让他抢班夺权。“如果我行动，他会称我为卖国贼；假如我不行动，他就会指责我，说我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汉斯·拉麦斯找来。此人是法律专家，又是1941年希特勒亲手立他为继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规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继位人。它也规定，元首若无法行使职权——永久或暂时——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军事形势是否到了应该由他来接管权力的地步。拉麦斯不敢作决定。他深知，他对元首的影响已经下降，鲍曼的影响已经上升。所以他便问，自1941年来，元首是否发布过废除立他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你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8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你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若在晚10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3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乱的一封——的措词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斯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时还要·使·用·武·力。”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不能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4）
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副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怖，但又不太敢露出来。
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容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她给他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之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4月23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打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的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作好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外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作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之间说说，我问你，我是否应该向艾森豪威尔求降？”他问。
他议论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有意朝黑暗中走去，进了驾驶室。他踩开离合器，车子便冲过一灌木丛，撞在一铁丝网上。瑞典人和德国人通力合作，总算把车拉了出来。希姆莱蹒跚走了，伯纳多特伯爵评论说，这件事有点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4月24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很悉，曼特菲尔的第十二军已完全被苏联坦克的纵深穿插所切断。“奥得河是个宽阔的天然屏障”，在一阵沉默后他说，“俄军却胜过了第三坦克军。从这点看，俄国的胜利只能说明那里的德国军事领导人无能！”克莱勃斯试图为前线指挥官辩护，但他此举却惹起了希特勒对施坦因纳之破产进攻的回忆。他抖抖地指着地图说，在24小时内必须从柏林北面发动另一次攻击。“第三军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动这次攻击，让我方未遭进攻的阵线空着。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联系必须于明晚前恢复。把这道命令立刻传下去。”有人建议让施坦因纳领导这次进攻，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卫军军官，态度傲慢，行动拖拉，办事犹豫，对我已毫无用处了！”
戈培尔走了，准备给柏林的市民们发布最后一个公告。他希望用将真情告诉市民们的办法，能把他们吓住，使他们继续将反对赤色分子的远征进行到底。“我们的心切不可动摇，切切不可颤抖。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像潮水般从东面涌到了帝国首都的城墙下以反对欧洲的心脏地带。”最后的这些话虽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乌斯·夏勃仍在焚烧元首的私信。烧完后，元首的贴身副官便带着命令登上飞机南下。销毁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5）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在收到鲍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帝国元帅戈林的戏剧性的生涯中，过去两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溃了；他自以为是叫他将第三帝国继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现在呢，他怕自己会被处决。那天上午——4月25日——数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劝戈林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因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有那三份电报，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话不由衷。党卫军军官拔出枪来，戈林只好急忙签字。这个仪式被由远及近的飞机的嗡嗡声打断。
在飞往上萨尔茨堡、林嗣和其它目标的途中，盟军飞机常打贝希特斯加登上空飞过。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还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来的318架“兰克斯特”轰炸机，却立意要将它抹掉了。上午10时，第一队轰炸机从山头上擦过，朝最高统帅部的边沿地区投下了高能炸弹。半小时后，更大一队的轰炸机又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将高破坏力炸弹直接扔在上萨尔茨堡。整整扔了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架轰炸机消失后，德国空军将军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慕尼黑第六空军大队指挥官）驱车前往贝格霍夫。他左右观察了一阵，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弹；一边已被炸毁，被炸坏的马口铁屋顶高高悬挂在空中。
格莱姆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1920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飞机）。他收到柏林来电，令他到地堡内报到；现在，他正在寻找科勒，因为他曾听说，科勒也收到一封内容相类似的电报。格莱姆痛斥戈林，说他不该离开柏林，更不该有“叛国”行动。科勒为他的首长辩护，但格莱姆却不以为然。他宣称，戈林的行径是辩解不了的。说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苏联红军包围柏林之双钳已差不多要合拢了。定在10时30分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在阴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希特勒已六神无主。后来，德国官方通讯社的海因茨·罗伦茨报告说他刚收听到某中立国家宣布的一条消息：苏美两国的军队在穆尔德河上首次相遇时，他们之间便发生了争吵，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俄国人指责美国人侵犯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听到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态。
他笔直地坐着，双眼闪闪发光，“先生们说”，他说，“这又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明证。假若明天敌人仍有可能闹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国人民和历史必然会称我为罪人！”说话间，他似乎又浑身有了力量。“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因为在德国问题上分赃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他把脸转向克莱勃斯，微微一点头，示意他会议开始。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便开始汇报，其间两次被希特勒打断：温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腼腆的“没有报告”。
截获的消息令希特勒担忧。在尔后的一小时内，他又大做白日梦，梦想另一个奇迹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自保的意识必是要反对赤色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若盟国在旧金山（参加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现分歧——会出现的——而我又能在布尔什维克巨人身上某处给他一击，转折点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个人能遏制布尔什维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现在的日耳曼国家。”德意志通讯社的报道是不正确的。美苏两国的前锋部队之间并未出现分歧。其实，他们是在次日，即26日才相遇——当时，是两名美国巡逻哨兵分别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热拉和托尔高与红军联系上的。两军的汇合把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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