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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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柯茨尼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20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6月30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20个冲锋队员及3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6月29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
　　“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6）
　　一月前，早在他之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作这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独裁的反动派。他用终止议会政府的手段反击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年早些时候，陶尔斐斯镇压了左派的起义，对占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大楼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炮击，直至他们投降。那时以来，他便集中精力消灭当地的纳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证遏制希特勒，不让他进行报复，陶尔斐斯对纳粹的镇压便火上加油。
　　在罗姆事件后，传说纷纭。奥地利的纳粹也许就是在传说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希特勒批准的，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管如何，他们突然于6月25日发动起义，其代号是“夏天节日行动”。中午时分，150名身穿奥军军服的纳粹突击队冲进位于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企图逮捕陶尔斐斯及其诸顾问。但由于走漏了风声，内阁成员除两人外全部脱逃，但勇敢的陶尔斐斯却留了下来。他喉咙中弹，子弹是在6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当他躺在血泊中无人理睬时，其他叛乱分子则在电台广播了他已辞职的谎言。
　　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受到了军官们的欢迎。德国新闻局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意说，人民正义凛然地进行了起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监禁者和行刑者。”当时正在白莱特参加瓦格纳庆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则假装无动于衷，后来，到下午，他则担心起义可能会带来的反响。墨索里尼是否会怀疑他自食品言，并动用品优势兵力？（事实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这不但是因为希特勒自食品言，而且还有私人的原因：陶尔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正在他家里作客，陶尔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转告她）。当晚，希特勒与瓦格纳的家属出现在他的包厢里，观看《莱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开心，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躲在客厅里听电话的绍勃和布鲁克纳老在他耳朵旁传达公报的内容，有份公报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边境上集结步兵和飞机，以执行其援助奥地利的许诺。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事态已经明朗：维也纳起义正趋于失败。希特勒回到瓦格纳家中时，年轻的弗里德林发现他“坐立不安”，说话也有点儿前言不对后语。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员餐馆，与名人混在一起，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纳粹之失败与他完全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柏林传来消息说，陶尔斐斯总理已于下午6时逝世，但叛乱已被迫息。希特勒连忙打电话至威廉大街，向国务秘书勃劳询问详情。勃劳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11时，元首再次打电话给勃劳，进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义者的情况。“帝国总理”，勃劳在官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回答说，可将被驱逐出境的密谋者看管起来，然后再转至某个集中营。”
　　希特勒走投无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耻辱），请他撤换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坚持己见，还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谈此事嘛。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专机飞往白莱特呢？巴本抗不过元首的一再坚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从坦贝尔霍夫机场起飞。南飞途中，巴本心烦意乱。这么多人，希特勒为何单单找他？是因为他曾反对奥地利地下纳粹的恐怖活动呢，还是因为陶尔斐斯与他是私交？抵达后，巴本发现元首“烦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断谴责奥地利纳粹党的愚蠢和鲁莽，竟把他牵扯进如此可拍的局势里。”开始，希特勒拒绝了巴本的接受条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的职务。但是，当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间作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巴本接受了这个职务。
　　在客厅里，他碰上了一位老友，赫加了玛·莎希特——他是帝国银行行长，是下一个要会见元首者。他也得到了一项重要职务——出任经济事务部部长。莎希特对帝国之进程大为不满，尤其是对新近清洗的扩大化。但与巴本一样，他说服了自己——他后来写道——他应接受此职，以助帝国一臂之力。“只存在一种由里往外工作的可能性，利用政府的每项活动，与这种制度的过分之处作斗争，使它的政策走上正常的轨道。”与巴本一样，他宣布他是暂时任职。他的条件是用提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我上任以前，我想知道您想叫我怎样处理犹太人的问题？”
　　“在经济事务方面”，善于看风驶舵的希特勒说，“犹太人可像历来那样干下去。”
　　在外交方面有了巴本的帮助，在加速军备方面又有莎希特这个高手，希特勒便觉得可以安然度过由于陶尔斐斯被杀害所带来的国外批评这个难关了。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墨索里尼。他不仅致电奥地利副总理恩斯特·卢迪格·冯·施塔赫姆堡，说意大利将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还亲身前往维也纳去当面表达这种感情。“这个杀人犯和鸡奸者的国家若是蹂躏了欧洲，那末，整个欧洲的文明也就完了”，他对施塔赫姆堡说。接着，他又攻击希特勒唆使维也纳叛乱。据施塔赫姆堡说，他激动得连眼珠子都在转动。“希特勒是谋杀陶尔斐斯的元凶。希特勒是罪人，应为此事负责。”他称希特勒是个“恐怖的性堕落者，是个危险的笨蛋”；说纳粹主义是“老日耳曼部落在原始森林里与罗马的拉丁文明作斗争的革命。”纳粹主义根本无法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当然，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专制，都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制度都反对自由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人民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却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承认个人权利，承认宗教和家庭。另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残暴的野蛮主义。与野蛮人群相同，它不给个人以权利，酋长主宰他的人民的生死。它所能产生的不外乎是烧杀抢掠和讹诈。”他喊起来了，“希特勒6月30日向世界表演的可怕可憎的一幕，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准备杀人的这些原始的德国人才能容忍这种事情！”他继而说，陶尔斐斯之被杀害，也许会有些好处。各列强或许能认识到德国危险，从而组织反希特勒大同盟。他说，联合阵线是唯一答案。“希特勒将会武装德国并发动战争——也许就在二三年内。我单独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做些事情，且得赶快做。”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和德国之反感竟到了这个程度，以致在公开场合他也表露出来。“三千年来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以至高无上的特权去看待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是凯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在罗马繁荣昌盛时*？还是完全文盲的人民的后代教给他们的”，在第五届地中海国际博览会开幕时，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宣布。他私下说的带有污辱性的词句，例如描写德国人时用的“鸡奸者”“谋杀凶手”等，也开始见诸意大利报刊。
　　清洗带来的震惊，接着又如此迅速地出现了陶尔斐斯被杀害的事件，在兴登堡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他已是卧床不起了。他的床是简单的铁床，但他拒绝睡一副较舒适的床，理由是，他历来是睡行军床的。虽然觉得冷，他也不愿买一件长袍。军人是不穿长袍的，他嘟囔说。他没有钱买这些东西，而且又是个快死的人了。
　　当元首得悉兴登堡的健康迅速恶化时，他还在白莱特。他于8月1日期至诺伊德克。同行人很少，内中包括两名公共关系专家。一行人受到冷遇。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元首领至总统的卧室。“父亲”，他说，“帝国总理来了。”躺在床上的兴登堡，双目紧闭，没有反应。奥斯卡又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元帅连眼也不睁，说：“你怎么早不来？”
　　“总统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小声问奥斯卡。
　　“帝国总理直到现在才抽得开身”，奥斯卡对父亲说。兴登堡只喃喃说：“啊，我明白了。”在沉默片刻后，奥斯卡说：“父亲，帝国总理希特勒有一两件事想与您磋商。”
　　这次，老头子突然睁开眼睛，瞪着希特勒，然后又双眼紧闭，一声不吭。也许总统原以为是他的帝国总理，他的——巴本。
　　希特勒打房里出来时，“双唇紧闭”，不愿与人谈论所见之情形。当晚，一行人在芬肯斯坦庄园歇宿——那是拿破仑与瓦鲁斯卡伯爵夫人柔情蜜意的地方。主人建议希特勒睡“小下士”的床，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荣誉。
　　次日，即使兴登堡尚在人间，希特勒内阁也通过法令，将总统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合并。大家投票一致赞成；巴本缺席，名是委托别人代签的。这一措施于兴登堡逝世之日期生效——其实只在几分种后。老头子死时嘴皮上挂着的话是：“我的凯撒……我的祖国！”他就死在铁床上，双手捧着《圣经》。
　　谢谢这次合法政变，希特勒现在戴了两个头衔：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意味着，他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冯·勃洛姆堡将军和三军的总司令召来。“我们到了他的书房”，海军上将埃里希·拉埃德后来作证说，“希特勒叫我们到他的办公桌旁，说不用客气，也不必做作。我们是在那里宣誓的，他以三军最高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身份读一句誓词，我们跟一句。”
　　四人读的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