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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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感谢。不久，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进一步开展秘密外交。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军费中每月支出六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周佛海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来日本并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祯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的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回国后，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去了日本，而且这次得到的结果对蒋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对日本支持他出面进行“和平运动”很高兴。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主任秘书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梅思平与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外还答应二年内撤军，以此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当梅思平将日本方面的条件交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面主持“和平运动”。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分五个阶段进行：一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宣布下野，并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和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是汪精卫以个人名义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军队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和平。汪精卫明白要实现这个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龙云的支持。
　　为此，汪精卫派夫人陈壁君找到龙云进行秘密商谈。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改变他的军队和调用云南的大量物资耿耿于怀，当明白了陈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有了龙云的许诺后，汪精卫派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最后谈判，并签署了“重光堂协议”。当时，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写在丝绸上，而后缝在西装里带到了重庆。汪精卫见了“重光堂协议”后，犹豫了好长时间。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汪精卫原定想离开重庆的时间，因为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可就在汪精卫准备动身时，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回了重庆。蒋介石的回返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以为事情已败露，他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对汪精卫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蒋介石已有所警觉，曾当面试探地询问过，而每次汪精卫总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这自然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过了十天后，在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时，汪精卫见时机已到即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同夫人、女儿和秘书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大小官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次非常恳切的谈话。谈话中，汪精卫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龙云听后也满口表示赞同。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与随后而来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了昆明，抵达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由来已久，蒋介石不以为怪。但汪精卫竟然放弃国民政府副总裁的职位不辞而别，则是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消息传来，莫不万分震惊，谁也猜不透汪精卫出走的真正原因。直到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并汪精卫发“艳电”通报响应之后，蒋介石等人才明白了汪精卫出走的真实意图。尽管蒋介石与汪精卫争权夺利多年，但国民政府副总裁出走投敌，这将给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对这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为了挽回局面，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汪精卫的好友陈布雷和外交部长前往河内劝其回国。同时，蒋介石暗地里则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这无疑是项非常棘手的任务。
　　蒋介石找过戴笠的当天下午，戴笠悄悄地到了香港。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他亲自出马打电话给汪精卫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支持汪精卫的文章，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所做的并没有吓住林柏生，他继续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重庆政府。这可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在林柏生回家的路上，将其打伤以示警告。过后，戴笠又把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约到香港，密商在上海尽快地派人杀一两个大汉奸，给企图投敌叛国者以威慑。
　　不久，按照戴笠和王天木的安排，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被击毙在上海的寓所里。也就在这时候，戴笠早先派到河内去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等人，在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煽动龙云脱离国民政府，拥护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的密函。原来，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后，实指望如周佛海等人以前所说，云南、四川和广东等拥有军队的实力人物会出来响应他的“艳电”，拥护他回西南成立一个与蒋介石抗衡的新政权，然后再进一步与日方谈“和平”之事。可是“艳电”发表了三个多月，云南、四川、广东均无动静。汪精卫有些耐不住了，冒险给龙云写了此封密函。密函中写道：“……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在这之前虽然已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暗杀行动，在布置行动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要完成对汪精卫的刺杀执行难度实大。首先，这是次国际行动，如何组织越境暗杀，这在戴笠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的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再加上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和风俗不懂，这就使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戴笠深知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在任何一个细节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徕全盘大错。戴笠手下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没有一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人员大都是当地熟悉情况的“老地方”。另外，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要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准备的时间实在仓促，难以周密筹划。汪精卫此时虽手无缚鸡之力，但他是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受到法国和日本当局的密切注视。此外，汪精卫一生中与暗杀有着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也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和子弹中滚爬过来的。以汪精卫的机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对待他。为此，戴笠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后即与军令部二厅的郑介民，认真仔细地研究和拟定了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过后，戴笠率特务处甲室的毛万里等人直飞香港，在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了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六号也设了联络站。该联络站里有两部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和重庆之间联系。
　　同年一月中旬，戴笠经化名取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密点。
　　在召集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开了会后，单身一人去拜会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在当地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戴笠过去交给他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此时正是用人之时，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动组工作。为确保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务处美国站购买了两支新制的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和杀伤力大，很适合在狙击行动时使用。这两支枪，由曾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的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通过其法国的妻子带到了河内。
　　四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离开河内时，尽管再三提醒行动组的人员“做好必要的准备，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但余乐醒等人在紧张而又难耐的等待中，还是采取了“软性行动”，就是想用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把汪精卫毒死。那么怎么才能把有毒的食品送到汪精卫的住处去，成了余乐醒等人很费心事的难题。当时，汪精卫夫妇住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他们同住的只有仆人和几个亲戚。余乐醒明白，要收买汪精卫身边的仆人和亲戚是不可能的。为了寻找下手的机会，余乐醒要行动组的人进一步加强对汪精卫住周围的监视。不久，行动组的人发现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给汪精卫家送面包，而且汪精卫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于是，余乐醒让人买了几只面包进行注毒试验，没想到当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结成了黄豆般的小块。用有毒的面包，毒死汪精卫这方法显然不行。接着，余乐醒利用汪精卫所用的浴室水龙头漏水的机会，派人把一瓶有剧毒的气瓶放到了浴盆和墙角的夹空间，欲利用缓慢散发的毒气致汪精卫于死地。不料，汪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视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就在余乐醒等人再次想法下手时，戴笠发来了密电：“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突袭汪精卫住宅，并处死汪精卫。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