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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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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噩耗传来
二月十五日,谭老五从山上下来,说玉璧从邻水那边回来了,有信。玉璧在信上说还要两百套军服和一些药品。我看完了信,高兴地说:“老五,这回好办,你大姐刚赚了一笔钱,你好好歇两天,衣服打好了就让你带上去。”谭老五也很高兴,说:“大姐,你打的军服,解决大问题了。现在敌人的卡子守得紧,穿起这些鬼皮方便得多。才不久,我们在广安永兴场打了‘德兴正’栈号的张必成,就是那个卖洋碱的大商人,抄了他的小洋楼,硬是把他活活气死了。后来,又在代市场打了恶霸地主方敬贤,硬是过瘾得很。
陈伯斋和唐俊清都说,这里面有你大姐的一份功劳。“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些得意,又问:”老五,你大哥还说了什么没有?“
谭老五说:“大哥叫你尽快把缝纫社安排好,万一通知来了,也交得出去。可什么通知,他没说。”谭老五当然不晓得什么通知,可是我心里明白,是通知我到苏联去。
谭老五在重庆等了几天,我把两百套军服打好了,又买了些电筒电池和药品,还拿了八千块钱,叫陈文玉在千厮门找了几个自己人,送上山去。临走时我嘱咐谭老五说:“听说向廷瑞出了三千块大洋,悬赏捉拿你大哥?你们叫他小心点啊。”
谭老五听了一笑:“那点钱算什么,我们也出了布告,捉拿军阀杨森,悬赏大洋一万,拿到向廷瑞的狗头,悬赏大洋八千,布告都贴到岳池、广安城里去了。我们比他们要大方得多呢。”
我也笑了,可是觉得又不能不担这份心,听说红军已经开始紧缩川陕地区的阵地,杨森的部队也撤回来休整,他们又腾出手来了。不过又一想,这一向上面也真的没出什么事情,河东七场还是我们的地盘,渠河沿岸也还在我们手中,十年里许多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风平浪静的还能翻了船?可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了,玉璧已身兼重任,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敌人知道了……过年前后,生意忙,一忙这些事情就想得少了。二月二十四日,我一大早就到了铺子上,刚打开铺门,外边就有人来买枕头。我站上根凳子,把玻璃柜打开刚要取货,就看见一个叫化子模样的人,疲惫不堪地走上街沿,抬头一见我,就定在那里,脸色铁青。我仔细一看,这人竟是玉璧的弟弟廖玉喜。
玉喜?他怎么来了?我一脚踩空,就从板凳上栽下来,哗啦一声,玻璃片打碎了,把我的手划破一大块皮,血滴到了衣服上。里面李士民听见响声,跑过来扶起我,直问:“大姐,出了什么事了?”
我没回答他,挣扎着站起来。玉喜已立在我面前,刚喊了声“嫂嫂”,就泣不成声。
我心里全明白了,脑袋里嗡地一声,人就要倒。李士民慌了,连忙扶住我,我定了定神,一把拉住玉喜,进了会客的小屋,反手关上门,盯住他问:“是不是你哥哥遭了?”
他抽泣着点点头:“人被逮了,还没有消息。”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玉璧过去常说,我不被他们拉去罢了,拉去了就只有个死。我眼前一黑,什么都迷糊了,只隐隐听见玉喜在喊嫂嫂。好一阵我才醒过来,咬咬牙站起来,对玉喜说:“走,回李子坝去,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回到李子坝,曾三姐看见玉喜,又看见我脸青面黑的样子,全明白了。我把玉喜带到屋里坐下,问他:“我们那么多队伍,你哥究竟是怎么遭的,在哪里遭的?”
玉喜哭起来说:“在黎梓卫街上遭的。”
我说:“上次来信不是说河东七场是我们的吗?又怎么会遭?”
“曾洪泽①叛了,出卖了哥哥。”
我又恨又急地在桌上拍了一掌,说:“人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拉进城了?”
“我们的人一听说哥哥遭了,都埋伏在四周,准备在敌人押走的时候把他抢回来,可是等了好久都不见人,不知道他们把人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回过一口气来,说:“玉喜呀,你哥哥身边都有人,怎么会……”
他点着头说:“哥哥刚从邻水回来,身边随时带了十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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