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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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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①;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②,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说:“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①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伺机除掉他们。”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秦鼎恐怕靠不住。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了?”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他知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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