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娱乐圈大写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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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片场的好地方。他实施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平整清理出了一条通向清水湾的道路。接着开始大兴土木，兴建摄影棚及附属工程。在这个庞大的建设计划中，包括隔音片厂、置影场所、摄影棚、行政大楼、制片大楼、暗房、冲印所、货仓、服装道具库、放映室，以及生活区等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影城。这座被称为“邵氏造梦工厂”的电影城，从1957年动工，历时七年才全面竣工。
　　新公司成立了，摄影棚有了，机器设备齐全了，可说万事俱备，只差人才到位。
　　而物色人才的工作是邵逸夫优先考虑的，他早已着手进行。邵逸夫抓到手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后来成为他左膀右臂的邹文怀。
　　邹文怀进入“邵氏”，是由于吴嘉棠的推荐。吴嘉棠当时供职于香港英文报纸《虎报》，早年是上海新闻界有名的才子。他与邵逸夫的交往始于上海时期，那时二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泡澡堂子。吴嘉棠得知邵逸夫从南洋来到香港，创立了邵氏兄弟公司，并了解到他一系列打算，眼下求贤若渴，便对邵逸夫说，他以前有个下属，在上海担任过西报记者，来香港后，曾在英文《虎报》任职，目前在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分部工作。这人就是邹文怀。
　　邵逸夫确认了邹文怀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希望他能加盟“邵氏”，但又怕邹文怀拒绝。在吴嘉棠的安排下，邵逸夫见到了邹文怀。邵逸夫把自己的想法说明之后，邹文怀果然没有马上答应，只说：“邵老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第二次与邹文怀见面，邵逸夫明确表示请邹文怀担任“邵氏”宣传部主任，并谈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一些构想，比如将开办电影演员培训班、出版一本电影月刊、成立“邵氏”影友俱乐部等，最终说动了邹文怀。但是，邹文怀提出了一个要求，宣传部必须由他自组班底。邵逸夫满口答应。
　　于是，邹文怀立即开始呼朋引伴，先是找来在《香港时报》任采访部主任的何冠昌做军师，然后又把自己信得过的一批朋友拉了进来，如梁风、汪晓高、黄握中、蔡永昌等人。
　　从1959年到1970年，邹文怀为“邵氏”打了十一年工。这些年中，他与邵逸夫形影不离，参与“邵氏”的各项重大决策。他的办公室紧挨着邵逸夫的办公室，中间有道小门相通。直到1969年，有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邹文怀才大权旁落，当然这是后话。
　　万事俱备之后，“邵氏”开始筹拍自己的创业之作。
　　从1958开始，香港的国语电影渐渐受到市场冷落，而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香港九龙的新华戏院放映时，却受到当地观众的极大欢迎。1958年，香港“长城”也拍了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记》。邵逸夫经过市场调查，预见到黄梅调古装片可能会形成一股潮流。经过反复论证，邵逸夫选定了剧本《貂蝉》，而饰演貂蝉的演员则选定了林黛。
　　林黛当时是“电懋”的当家花旦，邵逸夫为了把林黛挖到“邵氏”，以双倍于“电懋”的酬金打动林黛，使她成为“邵氏”的签约明星。邵逸夫还以相同手段，拼命向“电懋”挖角，使林翠、陈厚、岳枫、陶秦等大牌明星和导演投向自己门下。
　　一部电影拍得好坏，导演极为重要。邵逸夫把《貂蝉》的执导权交给了李翰祥。
　　在此之前，李翰祥已与邵屯人的邵氏父子公司签了八年合约，后来自然过渡为邵逸夫门下的导演。
　　经过群策群力，《貂蝉》一炮打响，在当年度第5届亚洲影展上，拿了五项大奖，只有最佳故事片奖被“电懋”的《四千金》捧走。
　　接着，仍由李翰祥执导、林黛主演黄梅调古装片《江山美人》，又在第6届亚洲影展上获得“最佳影片奖”。
　　连续获奖，使李翰祥越发注意电影的艺术价值，有心再拿一个国际大奖。于是执导了“邵氏”的第三部影片《倩女幽魂》。不过，这部影片虽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影片，但什么奖项也没拿到。不仅如此，市场反应也极为糟糕——上映时，影院门可罗雀！
　　照这种路子走下去可不得了，邵逸夫暗暗紧张起来。
　　邵逸夫早就说过：“我经管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我要拍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套戏会有多少人中意看！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片着手。”
　　显然他对李翰祥的搞法不满，不过这时李翰祥名声在外，才只搞了一部亏本的电影，他还不好意思马上责备他。恰好1959年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开锣在即，邵逸夫决定参与选美活动，从中挖掘电影题材。
　　邵逸夫以邵氏兄弟公司的名义，参加了1959年的“香港小姐”选举活动。这年10月9日，“香港小姐”决赛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
　　邵逸夫拿出的奖品颇为别致，他向获得前三名的“香港小姐”提供了一份邵氏兄弟公司五年期的演员合约，前提条件是需要试镜。不过，该年度的冠、亚军都没有领取这份奖品，只有季军王丽贞经试镜合格，才签了合同，成为“邵氏”的基本演员，并取了艺名叫莫愁。
　　莫愁是苏州人，1948年移居台湾，与一谭姓商人结婚，1958年离婚后，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并获得季军。成为“邵氏”签约演员后，参加演出过《狂恋》、《千娇百媚》、《花团锦簇》、《杨贵妃》等13部电影。她特别擅长表演风尘女了，大胆火辣，堪称一流。
　　借这次选美的热潮，邵逸夫开拍了电影《香港小姐》。这是1959年底与日本东宝影业公司合拍的一部歌舞喜剧片，虽然片名为《香港小姐》，但内容却与“香港小姐”毫无关系。或许这部电影的名称首先吸引了观众，加上本身也热闹有趣，最终取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邵逸夫参与选美活动和拍《香港小姐》，旨在倡导旗下导演走通俗路线，但李翰祥似乎“愚钝”得很，仍一味地追求他的艺术品位。
　　1960年至1961年，李翰祥采用黑白摄影手法执导《后门》，在亚洲影展上拿了十二个奖项，接着又执导了《杨贵妃》、《王昭君》、《武则天》、《倾国倾城》等影片，虽然屡屡获奖，把林黛一路捧上了天，但票房反应却始终不如人意。
　　这回邵逸夫坐不住了，他跳将起来，高喊：“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的，是要赚钱的！”他不仅指责李翰祥，而且使用另请高明的手法，冷落李翰祥。他起用了“邵氏”二号导演罗臻，开拍真正描写香港选美的国语片《旅馆鸳鸯》。
　　《旅馆鸳鸯》是一部喜剧片，讲述一对年轻夫妇为了职业上的需要，虚报未婚，因而只能到旅店相聚，做一对“旅馆鸳鸯”。后来女主角为了借选美机会赢取奖金，以便购买一套住房，便参加选美。结果她真的当了冠军。可是由于其子在她领奖时呼唤妈妈，被大会发现她原来已婚，就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1962年11月8日，该片在香港各家影院上映，由于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口味，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从1958年到1962年间，“邵氏”在亚洲影展中获得大小奖项共计46项，但邵逸夫脸上却挂着愁苦的笑容，他心里总在怀念着《貂蝉》和《江山美人》上映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时，他常常以阴郁的目光打量着李翰祥。李翰祥心里也很着急，有心多割舍一点艺术，多从老板的商人立场考虑问题。但苦思冥想也使不出什么新招，结果还是决定在黄梅戏上做文章。
　　1963年，李翰祥征得邵逸夫同意，写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剧本。由他执导，挑选“邵氏”门下无名演员凌波反串梁山伯一角，祝英台的饰演者为红星乐蒂。
　　该片取得巨大成功，在香港、台湾等地掀起了黄梅调影片的狂潮。自此以后，港台两地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无片不是黄梅调。这部影片捧红了凌波。她原本只是在幕后代唱，自从她反串梁山伯一角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黄梅调影片的男主角都由她反串主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既获了大奖又赚了大钱，名利双收，这是邵逸夫最乐于看到的。但该片导演李翰祥心里不平衡了，因为无论他执导的电影赚了多少钱，都是老板的事，他得到的始终有限，因此萌生了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的想法。
　　邵逸夫让邹文怀多次做李翰祥的工作，劝他留下，但李翰祥去意已定。结果还是去了台湾，自组“国联影业公司”，不过在离开香港之前，跟邵逸夫打了一场官司，而且输得很惨（李翰祥的具体情况本书另有介绍）。
　　邵逸夫是个很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已权益的生意人。他在合约上，每项条款都写得细致、具体，而且对自己有利的写得多，对对方有利的写得少。平时，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或干脆不闻不问，一旦发现有谁违约，他便通过律师告上法庭。自从打赢了李翰祥这起官司以后，邵逸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官司，比如后来的王羽、陈观泰等，一打就赢，从没输过。因此有人说，邵逸夫得理不饶人。
　　1964年2月5日，邵逸夫家里也出现了一场灾难，他在新加坡的长子邵维铭遭人绑架了。
　　邵维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后来返回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仁枚，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绑架邵维铭的是新加坡当地的一帮黑道人物，他们的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仁枚得到消息后，立即用电话通知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问：“赎票要多少钱？”
　　邵仁枚答：“300万港元。”
　　邵逸夫说得很轻松：“要钱好办，给他们就是了。”
　　那帮匪徒还算守信用，收到300万港元后便把人放了。
　　同是这一年，香港影业界也出了一件大事。
　　这年6月20日，“邵氏”生意上的冤家对头，“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及其夫人，在台湾乘坐飞机发生意外，不幸罹难。
　　令人惊奇的是，邵逸夫和陆运涛是同去台湾的，一个死于非命，而另一个则安然无恙。
　　对于这段大悲大喜的经历，邵逸夫曾对香港记者详细描述过。
　　他说：“1964年6月，我和陆老板一起去台湾参加金马奖评选，当时台湾方面安排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去花莲看风景，一个是去金门参观。我当时认为，看风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去，可金门是禁止参观的军事基地，我早就听说那里有什么地下工厂和地下戏院，大得不得了。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去金门看看哦！……陆老板他们就是选择了到花莲看风景，才遇上飞机失事的。要是我和陆运涛同坐一架飞机，哪能还有命？”
　　邵逸夫还说：“撞了飞机，我还不知道。外面也传说我死了。新加坡方面，已经有消息说，飞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而我三哥（邵仁枚）那时正同几个朋友在马来西亚的金马岑高原玩，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呆了。不过新闻报道说，飞机上有几个人没死。他们拼命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后来，我也听到了此事，就赶紧打电话回新加坡。但那个年代，长途电话一打就要花几个小时，真急死人。我在金门很难打出去，他们在金马岑更难打过来，大家急了老半天才联系上。他们都拍额头说我命大！”
　　如果当时死的是邵逸夫，那么后来的香港电影史，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陆运涛没死，那么香港电影业的格局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但陆运涛毕竟死了，“电懋”失去了掌门人，开始变成一盘散沙，后来日渐衰落，终于在影业界销声匿迹。从商业上来讲，“电懋”的瓦解，使“邵氏”凭空少了一个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此，“邵氏”开始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年似乎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就与“邵氏”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而言，除发生了长子邵维铭遭绑票、“电懋”老板陆运涛遇难之外，邵氏公司的头号红星林黛也自杀了，死时只有30岁。她曾四次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和多家制片公司签约，在她走红的几年间，绯闻不断，脾气很大。她的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能战胜自我。
　　林黛的死，使邵氏公司失去一棵摇钱树。林黛死前，在“邵氏”两部影片《蓝与黑》和《宝莲灯》中担任女主角，这两部片子还没拍完，林黛便自杀了。
　　邵逸夫不能眼看这两部影片就这样半途夭折，于是费尽周折，物色到了一个容貌酷似林黛、名叫杜蝶的少女做替身，补拍完这两部影片余下的戏。
　　创建邵氏影城1964年，能使邵逸夫聊以自慰的，一是破财消灾、长子化险为夷；二是自己命大，在台湾躲过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