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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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目正够他还清拖欠的法律债务，还可以买上一辆新车——自此以后，他就走开了。他后来曾试图在俄勒冈的洞汇城外的一个牧场开办自己的医学研究所，但没有成功；他在那里坚持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在家除了辅导孩子的教育外，就防弹设施展开研究，并且发表了一些文章。
　　鲍林的生活有了新的节奏。他起身很早，往往在清晨4时左右。在牧场，则首先要在炉子里生火，吃些早点，然后就整天泡在书本里做理论研究。下午4时左右，他会停止工作，休息一两个小时，看一会电视，多半是《人民法庭》之类的新闻谈话节目，他非常喜欢。他自己动手准备晚餐，经常是牛尾汤或一些意大利面食，然后在7时左右上床，一直读书直到睡着为止。他不再喜欢科幻小说——他感到自己已经知道所有的情节和排列次序，不再喜欢那些谈论外星人性别的新热点——不过，偶而也会读一部路易·拉姆尔写的西部小说或者读一篇侦探故事。他也喜欢浏览一下彼得有时候寄来的英国幽默杂志。他喝伏特加的数量比从前略有增加。他也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外表；浑身上下的服装往往不很协调，头上永远是那顶黑色贝雷帽，上身是陈旧的运动衫或有多处磨损的毛衣，下身裤子有不少污渍。除了偶尔散散步或在牧场游泳池里裸游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体育运动。不过，他还是非常健康的——他深信不疑，这应归功于他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
　　他不知疲倦地外出旅游，经常不断地谈论世界和平和国际大事、赞成冻结核试验的运动，大声谴责里根“丧失理智的军国主义”和愚蠢的星球大战计划。他出访苏联，在那里，尽管他一再努力，仍然未能会见萨哈洛夫；后来又去尼加拉瓜，登上了和平舟，船上满载着来自挪威和瑞典的药品和食物，抵达后与奥德加总统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首都马那瓜。
　　他发现，自己虽然不喜欢孤家独处，然而他至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爱娃之死打乱了他生活的平衡，他深深地怀念着她。但是，他终于振作起精神，又继续上路了。
　　研究所再也没有回复到1978年时的兴旺状态。鲁滨逊的诉讼案吸干了研究所的资金储备，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为一些项目提供稳定的资助。希克斯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盯在一些富有的捐款人身上，其中有哈默，日本慈善家良吉佐川，还有帮助鲍林招待80周岁生日晚会客人的丹尼·凯耶。研究所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黑领结宴会表彰一位有可能捐款的有钱人，授予这个人一枚“莱纳斯·鲍林人道主义勋章”。有些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哈默在接受鲍林研究所颁发的一枚勋章后，就捐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但是，研究所始终未得到足够的资金可以搬出这家仓库。
　　在超级市场的通俗小报上，在电视节目中，鲍林仍不遗余力地宣扬维生素C的作用，这无助于营造一种纯洁科学的氛围。鲍林应邀在《多诺胡》中拍摄广告，使人感到尤其尴尬。在这一广告中，他和另一名充当客人的老寿星杰克·拉·拉尼一起手执一系列营养品，向观众招徕和叫卖。
　　对此，鲍林似乎不以为然。直接与公众打交道，他已经习以为常，虽然他的许多科学界同行认为这有失体统。他的研究所已经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要是他能够得到科学部门的足够资助，他还不至于通过无线电波来推广他的思想了。
　　1983年春标志着他的学术形象的一个低潮。邮政法官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听证会，控告一个从事邮购业务的维生素商人进行虚假和误导宣传，他的名字叫奥斯卡·法尔可尼。鲍林也被通知到场。法尔可尼经营着一家所谓的“营养品批发俱乐部”。他登出广告声称，维生素C能够防治膀胱癌，中止尿道感染，有助于戒烟和戒酒，并能清洗肠胃系统使其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侵害。要是没有鲍林出席，这次听证会本来不会引起多大影响，但是，旧金山的几家报纸报道了鲍林的证词，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又在新闻栏里转载，因此，鲍林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根据《自然》杂志所作的报道，鲍林“甚至愿意为法尔可尼的最为极端的说法辩护，”并特别关心维生素C在预防癌症方面的作用。记者还记下了斯通的证词。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酿造化工师”，斯通作证声称，“所有临床疾病都有一个维生素C缺乏的问题。”
　　大多数科学家对鲍林的断言并不相信，但是，考虑到他在以前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都决定采用莫衷一是的态度。鲍林的学术生涯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奖励和荣誉，现在，1984年，美国化学学会又给他锦上添花，授予他最为权威的荣誉——普里斯特利勋章。在颁奖的前一天，《今日美国》注意到，“多年来，莱纳斯·鲍林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今夜对他在科学上的丰功伟绩作了最后的定论。”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这标志着鲍林恢复了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大家应当表示欢迎。但是，在鲍林看来，比受人尊敬更加重要的是，让世界相信，便宜而又安全的维生素C可以大大消解人类的痛苦。
　　最大的怪人
　　此时，莫特尔发表了他进行的第二次试验的结果。一直到1985年1月，记者打电话给鲍林时，他才听到了有关的情况。记者告诉鲍林说，他们收到了一份新闻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试验再次表明维生素C对癌症病人没有疗效。
　　鲍林这次甚至没有享受到给予一份预印稿的礼遇，但是，在他得到并且读了这份试验报告后，他愤怒极了。不错，莫特尔接受了鲍林早先提出的意见，受试病人的确在以前没有接受过抗癌药物或辐射的治疗——一共有一百例患晚期结肠直肠癌的病人接受了试验，现有的其他治疗方法对他们已经无效。这是一次随机分组的双盲试验，严格遵守了临床试验的所有规范。但是，据鲍林估计，莫特尔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试验人员看到肿瘤并没有缩小，就认定维生素C没有什么作用，马上让病人停服，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又改用化疗了。在试验一种新的药物时，如果未见疗效，那就立即停药，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不能很快地收到疗效，再加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有足够的理由重新采用原先已经证明是有效的手段——但是，鲍林提出异议说，在维生素C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错误的。维生素C并非是药物，而是一种食品，在试验中间让患者停止食用维生素C，可能产生反弹效应，白血球的数量可能会下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卡梅隆让病人坚持服用维生素C，一直到死亡为止，因而能保证维生素C在最大限度的时间内发挥其作用；而莫特尔让病人停服，不但没有重复卡梅隆的试验，而且在实际上可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于1月17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文刊登的还有国家癌症研究所一名官员撰写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这次试验结果是“毫不含糊的”；暗示卡梅隆的发现是“选取试验样本时发生偏差”引起的结果；维生素C并没有显著地延长患者存活的时间；鲍林和卡梅隆都错了，这一争论可以了结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恼怒过，”莫特尔的论文发表后几个星期，卡梅隆在写到鲍林的情况时这样说道。“他认为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对他个人道德的攻击。”然而，其含意还远不止此。更为严重的事情是，莫特尔的试验可能意味着：鲍林研究所对癌症的研究工作再也得不到大笔的资助。鲍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还可能包含着情感的因素。既然莫特尔的研究表明维生素C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人们对鲍林在拯救爱娃生命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尽管鲍林已是86岁的高龄，他又像往常一样，与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他在向新闻界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梅奥研究小组声言重复了卡梅隆试验，这是“虚假骗人的伎俩”。他又写信给德维塔、莫特尔和另外五名论文的作者，写信给撰写那篇社论的作者，写信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阿瑟·莱尔曼，要求他们“更正、收回所写的文章，并公开致歉”。他威胁要进行诉讼，控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国家癌症研究所和梅奥防治中心。他将莫特尔试验中的漏洞制作成幻灯片，并向医学界人士放映。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让病人突然中断服用维生素C会加速他们的死亡，并将这篇论文投寄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他曾作出努力促使议会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他还亲自出现在媒体上——据卡梅隆说，鲍林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显示出一副“疲惫、苍老、愤愤不平”的模样。
　　一切都无济于事。鲍林的猛烈攻击反而使莫特尔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应当转向更有希望的治疗方法，不能再抱住毫无价值的方法而停步不前了。”莫特尔遵循了对新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应当采取的一切步骤；鲍林现在声称维生素C不应当看作为一种新药，实际上是企图中途改变竞赛的规则。他不再回复鲍林的信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德维塔认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律师劝说鲍林不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法官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个技术性的科学问题上明确表态。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方面，莱尔曼拒绝刊登鲍林撰写的两封来信——一封批评莫特尔所作的研究，另一封驳斥那将配发的社论——声称事情已经足够清楚。鲍林与他辩论此事几乎有一年之久，莱尔曼已经极为反感，以致这位很有影响的社论编辑最后也中断了与鲍林的联系。
　　夏季来临，鲍林在科学领域和公众舞台上展开的斗争以失利告终。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可以归结为：他们已经超出常轨地对鲍林的思想进行了试验，两次试验都证明这种思想是毫无根据的，鲍林的愤怒反应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通俗报刊一般无法分析鲍林表达的反驳意见，因此，自此之后，关于鲍林的报道都要使用莫特尔的试验结果来衡量有没有发表的价值。直到最后仍然站在鲍林一边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问题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了，这种情况使鲍林在医学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个人在收到鲍林研究所发出的募捐呼吁书后，在回复栏中草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一定要输得精光才肯罢休呢？我尊敬鲍林，但是你们不应当使用状告一家医学杂志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的争端。”
　　甚至卡梅隆也认为鲍林关于偏见和阴谋的说法有点过火了，他在私下里说：“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恶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牵扯到鲍林对莱尔曼发出的威胁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图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结果，但是，卡梅隆的观点更接近于鲍林的看法。虽然他根据这家杂志评论员的意见，三度修改这一篇论文，时间又过去一年，他的论文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但是，鲍林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梅奥中心的试验无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亚科学史家埃弗里恩·理查兹新近发表了一篇对维生素C所作的长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尔没有保卡梅隆那样坚持让受试病人长期服用维生素C，因此他不但采用了不同的治疗程序，而且他在确定结果时运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尔是将维生素C用作抗癌药看待的，而在确定其药效时，衡量的标准是疾病进展的情况：在此就是肿瘤缩小的程度。卡梅隆试验的着眼点却不一样，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没有缓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时间有多长——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改进。根据卡梅隆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肿瘤变小了，然而这仅是多种效果中的一种。将其作为成功与否的唯一的量杆，对卡梅隆所作试验的评价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兹又说，这不但算不上是对维生素C与癌症之间关系作出的最终结论，而且“这一争议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表明用临床试验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争议的问题，存在着局限性。”
　　如果说，莫特尔的研究算不上是关于真理的最终结论，那么暂时应当算作实践上最后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之后两个月，鲍林坐在一架飞机上，与在他身边的一位牧场主攀谈起来了。这位牧场主不清楚与他交谈的人是什么身份，声称看医生有其危险性，因为“你也许正好会碰到一个吹捧大剂量维生素C的怪人。”鲍林看了他一下，说